民国十一年秋天，我孑然处在海滨的一角;大概为了乡愚的气分太重，时常受一些文明人的挪揄， 当时也颇有些气愤，后来觉得孤独也有深趣，常是深夜看书写文章。其明年，在新阐路吴寓做家庭教师，继续这孤独的生活;那三四年间，先后在《觉悟》 《学灯》发表一些杂脍式的文章，有论文，有短评，有考据，随感录之类;积聚起来，约莫二三十万字;可是从不加以积聚。民国十四年以后，我耐着性做教书匠， 几乎不写一个字;这样沉默了六七年。

近几年，忽然又有一点不安分起来;几个不甘于寂寞的中年人，集合拢来办一种小刊物，这样《涛声》便登场了。那是民国二十年八月间的事。从那以后，我重新恢复深夜写文章的旧脾气，有时写得很多很多;所写的仍旧是杂脍式的，有论文，有短评，有考据之类。这回， 剪贴成册， 又约莫二三十万字光景;到底是中年人了， 觉得自己的影子也颇可留恋了;其中一部分，积聚在这小册子里的，大抵是杂感小品之类。《金楼子立言》篇云：“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慧， 笔端而已。”我之于文，本来无所取义;即以《笔端》题名。

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浙江时，先父梦岐先生尽过国民分内应有的责任，他相信太阳真从东方出来了。不久，他就生了重病， 卧床不能起;病榻与世间隔绝， 不知政局有任何变化。他临终那几天，正当阎冯和中央军在山东恶战的时候;他还以为党的领袖仍是和碧云寺谒灵时一样和衷共济。他问我时事种种，我假造一些消息告诉他，让他把美丽的梦带到坟墓中去。昔陆放翁晚年《示儿》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死者既抱了这样大希望，我想为人子者， 只能欺骗欺骗死者，让他九泉瞑目吧!

我既立志欺骗死者，却乃不忍欺骗生者， 白纸上写黑字，总想忠实一点;因此，屋角上的老鸦，不免惹人头痛。我又转念：金鸡纳霜味苦，外面裹一层糖衣，让人家咽得下去。我又何必不裹一层糖衣呢!删削又删削， 凡保留于《笔端》中的， 已经没有什么苦味了。

人到中年，意绪消沉， 自此以往，不会再写这类带点苦味的文字了!是为记。

(《笔端》， 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1月初版)

赏析 《笔端》于1935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其中“有论文，有短评，有考据之类”，所以这是一本杂文集。其中的一些社会短评，触及了北伐战争后的一些社会政治问题，可说是时代的记录，读者可以从中看到30年代前期的政治风云变幻。

曹聚仁是一个爱国者。这篇《前记》，与其说是对《笔端》的介绍，不如说是借此抒发自己的感慨，而且作者的写法非常巧妙。

从《前记》中我们看到，作者的理想显然是希望“党的领袖”们能“和衷共济”，携起手来共同建设那个千疮百孔的“中华民国”。但社会的现实却远不是那样。从1929年开始，蒋冯战争、蒋桂战争、蒋冯闫战争，连年不断。战争的火球沿津浦铁路北段和陇海铁路东段滚来滚去。“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战争的灾难，最后都必然地落在民众的头上，希望“和衷共济”的曹聚仁，对于国民党政府中央和地方军阀的这种争权夺势的战争深为不满。但作者不直接表述这种不满，而是用“假造一些消息”，骗自己将辞世的父亲，把自己的不满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方式，不仅很委婉，而且充满着人情味。作者说，他的“先父”是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在临终时还在询问政治势态。那时“正当冯闫和中央军在山东恶战的时候”，作者不想将真实情况告诉他，是想“让他把美丽的梦带到坟墓中去”。这虽是欺骗死者，但目的是“让他九泉瞑目”，却也是做人子者的一片孝心。那段文字没有一句直接批评社会混乱，而全是从自己对“先父”的态度上讲，但抨击社会混乱之意尽包含在其中了。而且显示出的不仅是个人的情绪，更是民众的愿望。

所谓“裹一层糖衣”云云，实际上是以退为进。作者“欺骗死者，却乃不忍欺骗生者”，那么这就要忠于现实生活。忠于现实，说真话， 《笔端》中的文章就难免使一些人“头痛”。作者好像怕一些人会觉得太苦涩，所以“删削又删削”，《笔端》中的文章都变成了“裹着糖衣”的金鸡纳霜丸，没了苦味了。这是战斗批判精神的弱化。然而是真的吗?

作者说是“删削又删削”，实际上可能只是说说而已，未必真的将“老鸦”都变成夜莺。若是有人读了《笔端》中的文章，还觉得“头痛”，还觉得“咽不下去”，那只能怪读者自己神经衰弱了。作者是尽了“删削”的义务了。作者就是这样，用这种退一步的说法，保持了文章的批判精神。

在30年代的前半期，国民党政府对“左翼”的文化围剿十分残酷。“左翼”文化人，不得不采用各种办法来冲破文网。作者在这篇《前记》中所采用的手法，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是“钻网法”之一种，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在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中，本用不着这种曲折的手法。这是那种杀气腾腾的文化环境逼出的含蓄。这种曲折和含蓄的背后，是作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