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青铜这种适宜铸造钟鼎彝[音仪yí]器的质地优良的金属称为“吉金”,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就叫做“金文”。文字、青铜器和城市是我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三个重要标志。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一般认为大约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约前16——前11世纪),青铜器的制作更臻精巧。考古发现最早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商金文是古文明的生动体现,它作为我国成熟的文字和初期的书法,同样闪耀着万古不灭的光辉。
        商初的青铜器,有铭文的较少,而且只有一二字不等,或记作器者的名字、族氏名称,或记所祭对象的称号。到了商代后半期,铭文的字数才日益增多,商末出现了40字以上的较长铭文。商金文篇幅虽小,其艺术成就和价值却不容忽视。即使寥寥数字,也不苟且轻率,刻板雷同。相反,它们都自有个性,极富变化,表现了作者从容自若的鲜明心态与竞相创新的朦胧意念。这使得商代的金文作品莫不极妍尽态,多姿多采。如著名的《司母戊鼎》与《司母辛鼎》,都属金文大字,又都笔势雄强,体态浑朴。但细品三个字的大小、排列、势态,又各具特色,别有风姿。三字之间,若即若离,半推半就,朝揖相处,顾盼生情,生动之极。在各自的布局中皆有独到的处理,显示了微妙的变化,可说是无生硬分割之处,有浑然一体之效;无刻意求工之迹,有一任自然之妙。商金文中的这类作品,可视为中国最古老的少字书法,其巧妙之处正表现了制作者令人叹服的用心,数千年后仍能给人以艺术的启迪,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
        商金文惯用肥笔和波磔,这是它在用笔和线条形态上的特点。有些特别粗壮的笔画,并非一笔写成,而是作了适当涂染的,所以比一般笔画粗几倍,它们在整个篇幅中就显得很突出。还有一种笔画,落笔用露锋,中段按成粗笔,收笔不作回锋,顺势提笔抽出,自然形成特有的波磔,称为“捺刀”或“煞刀”,在整体中同样十分耀眼。这种笔法和线条的运用,一直影响到西周初期的金文创作,西周后期才逐渐减少或消失。从商金文的布局来看,肥笔和波磔既是一种着意的夸张和渲染,以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是制作者有意识的创作追求;但看得出又是有所控制,极有分寸,似乎意在点缀,并不一味滥用。无疑,这些夸张的肥笔和波磔,使商金文呈现出一种厚重之美,肥健之美,壮实之美,既增添了浑厚雄强的气象,又使它同钟鼎彝器坚实的造型和沉稳的风貌显得更加协调相称。从审美趣味上说,这种独特的用笔及其产生的肥硕点画,有很强的吸引力。它的情趣流露十分鲜明,从其外部形式上就能感受到肥拙喜人、古趣横生。它以整体篇幅圆润流畅的点画为背景而点缀其间,从而获得夸张与强调的艺术效果,并构成突出的艺术反差,其肥拙就显出一点笨拙、迟钝的意味,带有一种憨态和稚气,给人特有的古拙美感。从笔法上看,这种两头尖锐中段肥壮的线条,同古老的陶片、骨片、玉石上零星的墨书文字所显示的一样,是古人驾驭毛笔运用提按、轻重、快慢等用笔技巧的最初尝试,染笔的运用更带有原始的特色,这些同样具有一种天真、古拙的色彩和气息。它们在后世虽然已为更加成熟精当的艺术形式和技巧所代替,但它们体现的是一种人类童年的气质,是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美,具有永久的魅力。
        这种原始气息也体现在文字的造形中。商金文的线条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可曲可直,变化多端,象形写意能更臻妙境。加之是铸款成文,在写、刻、铸的过程中可以从容细致地加工,文字造形也就可以极力追求精巧生动。虽然商金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离原始文字已很遥远,但造形中保留和表现的原始意味仍很浓厚。其象形写意更加逼肖传神,特别是那些族徽文字,图画性、装饰性的特点更显著,其中传达着的悠远、深沉、神秘的信息虽已不易捉摸,但制作者既庄严又洒脱,既专注又随意,既正经又放浪的复杂心理与万古幽情,却又是隐隐可以感受到的。
        商金文的章法也变态百出,颇见匠心。大小、斜正、疏密、虚实,往往安排得巧妙而又自然之至。布局中相反相成的诸多对立因素在具体调度中既有所强调和侧重,又能浑然成一整体。像《四祀邲[音必bì] 其卣》铭文,在卣底圈足内的圆形空间里布局,全文42字,作者竟能安排得如此大小相参、 秾纤得度、 密而不挤、 纵而不乱,篇幅虽小而游刃有余,其出神入化之工让人惊叹。后世团扇形式的书法作品,其章法之妙可与之并驱争先者殊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