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世的汉代纸帛书以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最为典型。据考证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前168)轪侯墓葬,属西汉早期之物,共有 《老子》甲本、《老子》乙本、《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天文气象杂占》等。按字体、书体和书写风格分析,这批帛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且抄写时间也有先后,早至秦末汉初,晚至文帝时代,体现了秦汉交替时期文化人的书法真实面貌。这些帛书都是重要的文化典籍,以帛书形式抄存,不可能是一般的下层民间书手所为,那么,极可能是墓主和近臣幕僚的书迹。
        《老子》甲本,有竖线界格,书体与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相似,带有不少篆体结构,但隶化的结构和笔法的隶书意向显得明朗多了。《老子》乙本,也有竖线界格,其书体已尽属隶书,温柔敦厚,笔力内含,点画丰朗,雍和穆静,很有艺术风格,可与东汉名碑 《史晨》、《曹全》相媲美。《春秋事语》似跟《老子》甲本同出一人之手。《战国纵横家书》的书风显得比较特别,纵势的字形结体和较多的折笔波动,参差不齐的点画和疏密的结构,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动感,再与篆、隶交织的结构合为一体,更显得错综纷繁,其艺术气息暗通于金文 《散氏盘》。从章法布局比较,《战国纵横家书》茂密,其他三种较疏朗。
        这些帛书从隶法上讲,还遗有少部分篆书的结构,但波挑几乎已形成“雁不双飞”的定势,在章法上似乎还按竹简的方式在书写,纵有行、横无列。书写者的书体意识和章法意识还没有脱尽篆书、简书的潜在影响,于是往往写出纵长达两字的竖画笔触和长长的类似戈画的弧波。篆书正体是用“引笔”写法的,纵长而圆转。简书空间只暗导书写者有纵向序列,无横向的空间意识。只有当篆书的体势意识和简书的空间意识消失之后,才会产生如东汉碑刻隶书那样的艺术空间秩序,即纵长笔势完全不见(仅有少数留在崖刻上),横向的笔势运动在横有列的章法空间中得到了强化,形成翩翩欲飞的艺术幻觉。所以说这些帛书的书法家们,对隶书艺术的空间构成还没有随简书空间转为帛书空间的变化而变化,还没有随着由篆而隶的变化自觉调整体势的艺术倾向。但这些书字的内在文化修养和指腕功夫,在帛书中是毕露无遗的。
        1990年至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汉悬泉置遗址”。此遗址在敦煌附近,除出土大量简牍书外,还发现了两件西汉宣帝年间的帛书和四块宣帝至新莽时期 (前73—前23) 的纸书。
        两件帛书,大小十六开稿纸,是两封书信。一件是名叫“元”的人写给友人“子方”的,出土时左右上下对折,墨迹有渗痕,文字完整,十行三百二十一字,除末行为隶草外,通篇属纯粹的隶书,扁方的字形,左掠右挑的横势得到了完整和协调的控制,不但不见纵长形的弧笔,连章法布局也初呈横向对应的艺术感,几乎可视为东汉八分书。这位名 “元”者,无疑是一位书法家。他在信中请“子方”刻印两枚,说 “吕子都愿刻印,不敢报不知,元不肖,使元请子方,愿子方幸为刻 ‘御史十公印’,一异上印,曰 ‘吕安之印’”。由此看来,“元”很可能是那位“吕御史”身边的幕僚。另一件是名为 “建”的人写给“中公夫人”的信,存字约一百七十五个,其隶书风格如居延汉简中的一些隶书,波挑之脚特别粗壮肥厚,运笔较前件帛书草率,末行也有连笔草隶之迹。
        汉悬泉置遗址共发现二十四块与简牍共存的麻纸,其中四块写有墨书,是至今所发现的最早的纸书,文化意义十分重大。西汉麻纸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发现,但无一带书迹,故是否是用于书写的 “纸”,难以定论。现在无需再论了。这四件纸书,三件属西汉时期,少则几字,多则十余字,书体为隶草,与汉简草书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