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相当重视书法是和文字一起作为文辞的载体的,在尚未有印刷术或印刷术尚未发达的古代,书法这一实用性质是最为重要的。古代书家每每论及。唐代张怀瓘《书断》中就说: “文章之为内,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明代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作过阐发: “然书之作也,帝王之经论,圣贤之学术,至于玄文内典,百氏九流,诗歌之劝惩,碑铭之训戒,不由斯字,何以纪辞?故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儒家的这一观点,正是揭示了书法既为文字的书写,具有重大的实用功能,若能进一步具有书写艺术美,可以使文辞流传垂后。正如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所说的,书法是“文章之急务”、“若夫尺牍叙情,碑板述事,惟其笔妙则可以珍藏,可以垂后,与文俱传;或其缪恶,则旋即弃掷,漫不顾省,与文俱废”,所以当重视书法!
        儒家是入世的,重视对芸芸众生的教化。从这一视角出发,书法便具有教化的性质和功能,从而形成一种传统的书教。早在 《周礼·地官·保氏》中有云: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传统 “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书居其一,知周官教国子很重视 “书”之教。项穆在 《书法雅言》中就说: “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功将礼乐同休,各与日月并曜。”儒家提倡的书教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都看重这一点。汉代、唐宋尤甚。王国维著《汉魏博士考》曾云: “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 ‘书馆’,其师名曰 ‘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生识字、习字。”汉时重视习书教学,还可以从王充所记中得到更具体的印象。《论衡·自纪篇》云:“建武三年,充生。……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 《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汉时基层的书教于此可见一斑。再从高层次看,汉代的灵帝是爱好艺术的皇帝,特别喜爱书、画、辞赋。《后汉书》云: “帝好学善书,自作《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尺牍辞赋及工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灵帝认为当时的太学专门研习经义,尚不足以满足他个性嗜好的要求,因而在鸿都门另行创设一所学校,专门研究尺牍、辞赋及字画一类艺术。汉代书学能形成中国书学的第一个高峰,与书教是有关的。今人祝嘉曾编《汉碑录》,自云从书本上发掘的,得七百多种,石存的也在一百七十种以上。(祝嘉《书学论集》)可以想知,未载入书册的汉碑也估计在内的话,必远远超过七百这一数字。因此宋初书学衰微时,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疾呼: “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谓也。书之为数,古者以参与礼、乐,恶可置哉!”
        确实,儒家最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而书法具有像音乐那样的性质,因此书法的性质从教化言,与传统的乐教相近殆同,且可以匡其不逮。《乐记》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而书法正是人心感于物而动,且形于点线,通过点线的运动韵律去抒发自己的情态、心志、这颇似音乐通过节奏和旋律去反映出最内在的自我。在儒学视野中正因为书法有这样的性质,因此也看作接近乐教。丁文隽先生在 《书法精论》中的 《再版自序》(1940)就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丁氏云:书法近于乐。书之有楮墨各具,犹乐之有琴瑟诸器也。书之点画八法,犹乐之宫商五音也,书之有动静刚柔,犹乐之有曲折抗坠也,书之结构间架,犹乐之文采节奏也,书体之有篆隶真草,犹乐歌之有风雅颂也,书家之有钟、王、欧、褚、颜、柳、苏、黄犹乐章之有云门、咸池、夏商韶武也。深于书者亦然,气和而平,心正而定,思精而不出其位,虑深而不背其理,言词雅训,举止庄静,虽未必尽人皆然,而翰墨文艺之林,必少暴戾恣睢之气,恶念自消,善念自长,人心以正,众志以和,其有裨益于世运者。今之所谓艺术者,如书法等,“皆与人心息息相通,诚于中,发于外,不能有所假借,故臻精纯之境者,陶情冶性,其功亦足以正人心,辅政刑,而匡礼乐之所不逮焉”。丁氏看到当时那些人游于饮食徵逐之场、歌楼舞榭之间,放辟邪侈,沈伦陷溺,人而化物,不能自拔,想倡导书法这一类于音乐又简易可行的艺术去正其心,矫其习!书法艺术的这种性能仍是应该深入研究的,用书法艺术去净化现代人的心灵,矫正现代人“物主而人化物” 的陋习也有积极意义。
        儒家讲究功利,学书者则往往讲究为世所用,为王政、世治服务,书法也就成为士人求科举,取功名的一种技艺。历史上很多朝代科吏取仕,殿试对策也都重视书法。这两者汇合便又在书法史上引出许多令人深思的“故事”来。东汉时代,草书渐行于世,赵壹曾抨击草书,作《非草书》。其论据之一,就是以草书不能经世致用而诋毁之。赵云: “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既然学草书善拙都无关于政事,无关于个人功利,故赵壹批评世人竞相学草之风气。确实在书学史上,把书法作为求取功名之工具的人时有出现。北齐时的张景仁以善书至司空公。唐代设书学博士,以书法来选择人才,所以士人善书者众。因此唐代的士人或以书法为谋生的手段,或精习书法求得科举、功名。姜白石在《续书谱》中曾说,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失之,“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而在宋代宋太祖置御书院,侍书学写王字以书诰敕,字势轻弱笔体无法,但翰林侍书辈皆学之,被称 “院体”,然诏令碑刻皆不足观。宋米芾在 《书史》中还评论过,宋太宗好书,公卿以上之所好,悉学钟、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为取科第而皆学其书,“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绥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宋代的 “院体”、“朝体”也正反映出士人功利观对于书法的影响。至明代,官场的书法是一种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的书体,称为 “台阁体”。台阁,本指尚书,引申为官府之代称。士子竞相习之,以求取禄位。清代称为 “馆阁体”,而且愈演愈烈,发展到顶峰。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干禄》中曾为清代的情况作出了一段历史性的描述,可以看到在功利的驱使下,书法已成为何物。为便于一般读者了解,我们采录了祝嘉的一段今译(见 《广艺舟双楫疏证》):
        清代各个皇帝的书法,都很好,乾隆更为精妙。天下无事的时候,南书房的侍从,都争研究笔墨,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所以翰林大考、放官、朝客、殿试、散馆,都不看文章而专论书法。其合格的,给以学士、进士的学位,殿试及格的,朝考第一等的,上的为状元,下的为翰林。字写得不好的,经过检查,做减薪处分。一般进士、庶吉士、散馆后放出去做县长。御史是谏官,是知无不言的官,军机是施政的机关,都是用书法来选人才的,下到中书、教习,都要考楷法。内廷皇帝用的笔墨,是由南书房来供应,各翰林常担任这些职务,所以翰林院更讲求书法。在封建社会里,是讲门第,讲家庭出身的,所以父亲做马医,儿子就不能和一般人相比,但是能写得好字,就是没有学问,也可以积累资格,爬到尚书、侍郎(部长、次长) 的地位,资格更老的,可以做到大学士。古人因为字写得好而作司空,惊讶为奇异的事,现在全是这样了。假如字写得不好,虽然有孔丘、墨翟的才能,曾参、史鱼的道德,也不能做官,况且上卿、宰相等大官呢! 所以善书者像升天,不善书者像坠地,失败的原因,都关于楷法,其系于荣辱,还不重要吗?这个真是要使读书的人,不讲学问,放弃书本,而把功夫全放在学书上了。百多年来,这个风气,越来越盛了,考秀才这个阶段,已关系去取。所以刚会走路的小孩,讲艺术的青年,一举一动,谈论不离书法,抓笔伸纸,都争讲求卷摺字。
        此时书法中的馆阁体已达到顶峰,书法生机将被扼杀。可以看到,从汉代赵壹的非议草书到清代馆阁体盛行至顶峰,在儒家功利思想的驱使下潜隐着一条自成逻辑的发展线索;虽然不是书学史的主流,却明灭可见地在逶迤前行!如康有为,本是以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来倡导碑学,撰写《广艺舟双楫》的。但他却又专辟“干禄”一节,研究“干禄书”,为士子指示门径。由此可见,在讲求的功名利禄、汲汲为世所用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其心灵深处的矛盾性格。
        然而不仅儒道是互补的,儒家学说内部又是各部分相互补充、融合的。《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夫子如是说:志向在道,根据在德,依藉在仁,游憩在六艺之中。《礼记·学记》中曾说过:“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此可以阐明孔子所云之“游于艺”。儒家主张“游于艺”,这一思想也给书法艺术以深刻的影响。在一些士人汲汲以书法取名、干禄的同时,另一些则以此为 “游”,作为一种人生的调节,自我的游戏。这在宋四家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游于书艺的心态,不为一技所役,而作为身心的满足。
        历代有不少书家士人也多曾是这样的。明代孙鑛《书画跋跋·跋米赵四帖》云:“昔夫子称‘游于艺’,夫亦以怡吾性情足矣,何必仆仆为身后名哉?翟孝廉德夫又谓:‘弹琴胜于奕棋,作字胜于弹琴。’此则取自适意,视前论为优。今子昂谓弃去箫,次弃去琴,独于画未能忘情,此自是风流俊人语,虽自悔实自矜”。饶有趣味的是以游戏来看待书法,不仅在古人、国人,在今人、在异域也有同感者。日本冈部苍风曾著《书法是一种游戏》(陈仲明译,见 《书法报》总149期)。他说,书法是一种游戏,书法本来就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从记录文字这一最平常的需要和经营之中产生出来的。人们从其中产生的美,及人类的欲求自然而然地追求非同日常性的虚构世界和形式,因而产生了作为艺术的书法,于是,人们便在书法中争相追求虚构的美的世界。书圣王羲之、褚遂良、颜真卿、还有空海、良宽、都是在这种世界中游戏的前辈。日人冈部苍风把书圣们的创作都看作一种“游戏”这并不是对书圣们的亵渎,而是暗中沟通着一条艺术哲理。不过他没有说,而钱锺书先生作了精辟的阐述。虞龢 《上明帝论书表》中云: “或有顽愚,不敢献书,遂失五卷,多是 《戏学》。”下文又有 “孝武撰子敬学书戏习十卷为帙,传云《戏学》而不题。或真行章草,杂在一纸;或重作数字;或学前辈名人能书者;或有聊尔戏书,既不留意,亦殊猥劣。……或正或草,言无次第者,入 《戏学》部”。钱钟书《管锥篇》对此有一番妙论:
        盖 “戏”、“学”分指,而此 “部”兼收。“戏”者、弄笔,任意挥洒涂抹之迹也; “学”者、练笔,刻意临摹尝试之迹也;而皆如良工不以示人之璞,遂并归一类。书法尚有逞狡狯以见奇妙,犹释氏所谓“游戏神通”( 《维摩诘所说经 ·方便品》第二)、“得游戏三昧”( 《五灯会元》卷三南泉普愿章次) 者,优入能品。如米芾 《宝晋英光集》卷八 《杂题》之一七:“学书贵弄翰;谓把笔轻,自然心手虚灵,振迅天真,出于意外”; 《佩文斋画谱》 卷一五龚开 《中山出游图》自记: “人言墨鬼为 ‘戏笔’,是大不然,此乃书家之草圣也。岂有不善真书而能作草者”;姚旅 《露书》卷三: “洪仲韦谓: ‘诗须弄韵,画须弄墨,书须弄笔,亦必能弄韵,能弄墨,能弄笔,始臻佳境’”;则虞氏所未解会。《论语 ·述而》曰: “游于艺”;席勒以为造艺本于游戏之天性; 近人且谓致知穷理以及文德武功莫不含游戏之情,通游戏之事。充类以至于尽矣。
        古今中外,广泛引证,其意之主旨不在于 “戏”、“学”的分合之诠释,而是深入内层揭示艺术哲理:“游戏神通”、“得游戏三昧”者,艺术则优入能品;书法弄笔、弄墨、弄韵则见奇妙,始臻佳境。若再深入内层,那末由书艺、艺术而至于人世间事,含游戏之情,通游戏之事者可观其会通矣。读此妙论,真有一石三鸟之景况:由书艺而大而化之至艺术,由艺术大而化之至人也。然而钱先生幽默地说:“则虞氏所未解会。”若起虞龢于地下,必心悦诚服,诺诺而叹矣!
        以上我们对儒学视野中的书法功能作出了一瞥式的观照,可以看到在儒家的认识模式中书法艺术具有的一些性能、功用的大概情况。而儒学对书法艺术的深刻影响,将再作另一番剖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