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著名后现代思想家。1930年11月13日生于美国纽约。1952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学士，后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士。1962年获哈佛大学JSD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国际法副教授，1965年任教授。1975年———198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后曾到德国、瑞典、马耳他等国讲学和从事研究。法尔克教授毕业从事国际和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是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其专业领域在国际法。在美国乃至世界国际法领域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曾担任美国国际法学会副主席，现任美国国际法学会名誉副主席。
        得力于勤奋的研究和大量的司法实践，法尔克教授著作颇丰，达二十余部之多。主要著作有：《当代世界中的法律，战争与道德》（1963），《未来世界研究》（1975），《对国家政策的全球理解》（1975），《世界秩序的终结》（1983），《复兴世界法庭》（1986），《复活国际法》（1989），《时代边缘的探索》（1992），《后现代政治》（1993），《论人道的管理———走向一种新的全球政治学》（1995）。
        法尔克是从80年代开始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入手系统反思现代性的。在此基础上他推重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这种后现代主义是重构主义的、乐观主义的、规范性的。“它并不摈弃理性和现代性的好处，而是寻求替代它们的否定性的特征。”一种后现代的可能性意味着人有能力超越暴力、贫穷、生态危机、压迫、不义以及现代世界的世俗主义。
        在法尔克看来，现代世界的失败普遍地与对想像和共同体的人为的和束缚性的限制有关。一句话，与对整体的割裂有关。与这种对整体的割裂相联系的是一系列等级制的二元对立———心灵与身体，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情感，客观与主观，思想与感情，甚至善与恶的对立。现代主义的偏见在于认定这些等级结构表达和穷尽了经验的真实结构，并以之作为去向和导向。而“后现代主义则试图‘重新发现’整体论的和非等级化的现实”。
        法尔克认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远不仅在于克服碎化和对整体的割裂。换句话说，仅强调整体性是不够的。“我们的挑战部分是去从事精神的拯救”，“这种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恢复规范的和精神的根据，在此基础上去发现人存在的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归到过去，甚至回归到现代早期或前现代的现实。
        对创造性的推重也是法尔克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创造者不仅创造世界，也创造可能性本身；因此，他应该创造一个比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而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就必须要超越现代性。用法尔克的话说就是，如果我们不超越现代主义的本质特性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达到“后现代现实”。
        法尔克认为他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来源于布伯，甘地，耶稣，马丁·路德·金，图图，索罗。这些人坚持认为只有包含积极参与进行反对不义和苦难的斗争的道德关怀才是严肃的。
        因此之故，他也反对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他说，除非我们明确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宣布现代主义非法，否则后现代的追求和允诺是一种掩饰性的（如果不是故意的）接受现代主义的毁灭性特征的表示。这意味着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应该是批判的。其批判的使命包括对于已确立的结构和精英的政策和方略采取一种全方位的抵抗态度或至少是怀疑态度。有鉴于此，他拒绝政治上的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尽管这种后现代主义对于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有益的。
        所谓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根本的特征是认为无需变迁的阵痛就能获得最终的拯救。法尔克借用马克思对宗教的评语，称这种后现代主义为“麻痹人民的鸦片”。按照他的界定，这种后现代主义有以下几大特征：
        其一，抽象地肯定一种整体化的和谐的未来，逃避克服苦难的斗争。其二，强调向同质化商业化的整合。这种整合束缚了人的想像力和人的精神。法尔克认为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所谓“全球化地思考”，内中暗含着一种“殖民逻辑”。其三，以为要医治现代主义的文化创伤只需对科学和自然的本质作重新的阐释，而不必对现代世界观做彻底的全方位的整体变革。其四，过分强调一体化，忽视对差异的尊重。
        法尔克教授的结论是：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
        法尔克自己的后现代主义则是非西方中心论的，并且是格外尊重差异的。这从他沿着后现代的思路对“人道的管理”的倡导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论人道的管理———走向一种新的全球政治学》一书中，法尔克批判了现代的管理模式，他称之为“非人的管理”，在此基础上，他呼唤一种新的全球管理模式，一种对世界上所有人都更加公正，更加人道，更加安全的管理模式。
        所谓“非人的管理”，按照法尔克的界定，有以下五大表征：其一，占世界人口20%的人没有必要的食物、住所、医疗保健、衣服和教育。其二，世界范围内的土著人、妇女和儿童的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其三，在废除作为一种社会设置的战争问题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其四，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其五，全球化的民主运动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法尔克的“人道的管理”则志在从根本上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他强调，人道的管理是一种更好的全球管理模式。它既是一个过程也是目的。这种管理模式是以全球人的根本利益为指归的，特别是以捍卫弱小者的权利为指归的。
        有批评者认为法尔克的理论是不现实的，是一种“乌托邦”，法尔克则毫不讳言这一点，不过他强调他的“乌托邦”是一种“有根的乌托邦”（rootedutop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