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章学诚的史学

        章学诚是封建时代中国最后一位大史学家,是封建时代可与刘知几比肩的著名史学评论家。
        (一)章学诚(1738年—1801年)的生平及其著作
        章学诚,字实斋。他比王鸣盛小十六岁,比赵翼小十一岁,比钱大昕小十岁。其一生特点:1.天资很低,背书不过二三百字,作文虚字用得不得当。二十三岁开始考举人,不中。二十五岁进京入国子监,平时小考常不及格,大考时三四百人中共有六七个不及格的,其中总有他。二十六岁时离开国子监回家省亲,二十八岁又入国子监上学。在四十岁以前考了七次,至四十岁方中举人,四十一岁中进士。科举上虽不得意,在学术研究上却不断有长进,四十岁以前已有许多著作了。2.他一生没有做官,“自以迂疏,不敢入仕”。以教书(在河北、河南、安徽的书院中做主讲)、编方志、帮助别人编书为生。3.不搞考证,生在考证正盛行的乾嘉时代,却不搞考证,所以他在当时没有什么名气,其死后十二年有人在著作中提到他竟写成“张学诚”,其著作在道光时期有刻印,但亦未受重视。直到清末才受到重视,其著作主要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还帮毕沅编过《史籍考》,此书一直未印,原稿为毕沅保存,后被外国人抢走。还编过《湖北通志》、《和州志》、《州志》、《天川县志》、《永清县志》。民国时有人搜集其所有著作辑成《章氏遗书》。《文史通义》有两种版本,一种单行本,其子华绂于道光十二年在河南开封刻印,附有《校雠通义》。另一种是遗书本,即收在《章氏遗书》中。单行本《内篇》五卷,《外篇》三卷。遗书本《内篇》六卷,《外篇》三卷。两种版本《内篇》基本相同,《外篇》完全不同,单行本全是论方志的文章,遗书本都是杂文、书信、序跋。章学诚生前讲过《内篇》应该怎么编,所以此后不同版本的《内篇》均相同,《外篇》则编纂意图不明,所以此后不同版本内容有异。《文史通义》中有一些篇目可分为论文或论史,但多数是文史兼论的。
        (二)章学诚的史学理论
        章学诚史学理论是在评论中产生的,所以可称史学理论家,亦可称史学评论家。
        1.论治学。关于记诵的论述是有人问他学历史记性不好怎样学?章学诚回答应由专到博,“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切己者虽锱铢不遗”。读书时要勤记札记,不作札记将会在日后使学习心得有如“丽珠落大海”。做学问不要急于求成,“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
        2.论六经皆史。“六经皆史也”是《文史通义》之开篇第一句。隋朝王通曰“三经皆史”(《诗》、《书》、《春秋》),南宋时陈傅良曰“经即是史”,明朝宋濂也曰“经即史”,王阳明曾讲过五经皆史,王世贞和李贽都讲过六经皆史。章学诚不是首创此说,但发挥得较详细。他说:“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认为儒家弟子才把史奉为经,所以史先于经。《报孙渊如书》曰:“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目前看来此种说法太宽泛了。六经中《尚书》、《春秋》可以为史,其他只可作史料。
        3.论纂辑、考证与著作。纂辑是比次之书,是功力而不是学问,但也是学问所不可缺少的。考证是考索之功也很必要,但也不算学问。章学诚认为做学问必须要考证,但考证不是学问,“考据乃学问所有事,本无考据家”。由此他评价当时的学风“征实太多,发挥太少”,“但知聚铜,不知铸斧”。当时考据学专家都是最有名气的人,他竟敢于抨击,所以有人说他不懂学问。他又说考证虽不是学问,但总比空言心性的好。章学诚此论点是很高明的。章学诚认为著作是独断之学,成为著作须有三个组成部分:义、事、文。义就是识,事就是学,文就是才。他认为所谓独断之学是“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沉,而后微茫渺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后来资产阶级史学家异口同声地赞扬章学诚的此种观点。章学诚认为纂辑、考证、著作三者皆不可缺,其关系是:“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他认为独断之学若无比次之功即不知其所取材,考证若没有比次之书亦无以为据。章学诚自称“高明有余,沉潜不足”。
        4.论史意。章学诚曰:“作史贵知其意”,“刘言史法,吾言史意”,“郑樵有史识而无史学,曾巩有史学而无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文史通义》所以作也。”意,即意旨、意义和目的。他说“史学所以经世,非空言著述”。欲使历史研究经世就要对当时有用,不可“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这是他史学理论的突出成就,也是他为之自负的。他认为研究历史要掌握器与道的关系。
        5.论史法。刘知几把史德与史识连在一起讲,章学诚也认为史德与史识有密切联系,“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是著书者之心术,心术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此处天指客观事实,人指人的主观见解,即要尽量符合历史事实而不掺杂主观见解。他认为这是难以全部做到的,“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氏首创史德之词,史德在刘知几已有其意,但未明解,章氏使之独立为一条。
        6.论通史。章学诚主张写通史,比郑樵讲的公允,又不像郑樵那样偏激。章学诚认为断代史不是不可以写,但应偏重写通史。《文史通义》极力推崇郑樵在史学上的贡献,有《申郑》、《释通》。他对通史的分析有六便二长三弊之说。六便是:(1)免重复:断代史使前一朝的末年与后一朝的开始相重复。(2)均类例:断代史的体例不相继承,有的有志,有的无志;有的称世家,有的称载记;类传的类别也不一致。(3)便铨配:易于说明沿革,写通史可以打破朝代,便于把同一类人物列入一类以见其沿革。(4)评是非:后朝写前朝史易有偏见,因二代往往有很密切的关系。(5)去牴牾:断代史有许多矛盾,如在前代为奸臣的,在后代则为忠臣,如同一人在曹魏和西晋便有忠奸两种评价。(6)详邻事:关系好的邻国则美誉之,不好的则污蔑之。二长是:(1)具剪裁:断代史有的朝代短,为使其成一部书,便堆积材料,通史则需对史料加剪裁。(2)立家法:即成一家之言。章氏所言通史之弊,并非指通史本身的弊病,而是指若写不好则会生此三弊:(1)无短长:即无取舍而像以前断代史的文字一样。(2)仍原题:断代史的标题不同,如艺文志与经籍志,世家与载记。(3)忘标目:类传中的人物不注明时代,此项意思是讲,在类传中因是通史须标明该人的时代,否则时代便不明。
        7.论方志。章学诚对方志很有研究,一般人认为方志学是由章学诚建立的。自唐宋有方志,明时全国省、府、州、县皆有方志。清朝方志的数量增多,雍正时规定省、府、州、县的方志每六十年修一次。章学诚本人曾多次参加方志的编写,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方志理论:(1)方志是史书而不是地理书,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其为国史所取裁。章氏曾与当时著名学者戴震讨论过方志是否为史的问题。我们认为方志与地方史是不同的,过去的书中有方志亦有地方史。(2)方志的内容应分三部分:志、掌故、文征。章氏主张现存人物不应在方志中立传,志、掌故、文征要尽量地详细完备,以备国史取裁。(3)在各州县立志科,作为专管方志的机构,为修方志储备材料,以待具史材者修为方志。章学诚的这个主张没有被清政府采纳。章学诚对方志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三)对章学诚的评价
        章学诚在当时不名于世,他死后三十年,著作才流传于世,但对他也不太推崇,只有少数人欣赏。清末才有人把章学诚与刘知几并提,至民国时章学诚始被推崇备至。20世纪20年代胡适写了章氏的年谱,后姚明达为之补充。章学诚著作也广泛刻印流传,《章氏遗书》全部出版。梁启超认为章学诚是中国史学集大成者,是世界上最早讲历史哲学的人。以前世界上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讲历史哲学的人,但黑格尔比章学诚晚生三十多年、早死十多年。何炳松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有很大贡献。何氏认为章学诚是世界上很有地位的史学家,章学诚的见解常常超过世界史学家,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天才。何氏认为章学诚在世界史学史上的贡献有三点:(1)史料与著作的关系。(2)主观和客观的关系。(3)关于通史的议论。
        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也有人开始写文章挑章氏毛病。章学诚的缺点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1.政治思想方面。他虽讲经世致用,但他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没有批判的言论,也没有改造社会、改革政治的理想。他的经世致用就是维护清朝统治,他吹捧清朝到了肉麻的地步,“自古以来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我朝以讨贼入关,天与人归”。这种论调与多尔衮的论调相同,不像出于史学家的言论。他还反对表彰清初的反清复明的人,比章学诚早三十年的全祖望致力于表彰反清复明的烈士,章学诚就批评全祖望。他在文章中鼓吹顺民思想,他不做官是为了明哲保身,与清初学者不与清廷合作是不一样的。有些搞考证的人虽不像顾炎武那样抨击清廷,但也不吹捧清廷,所以章学诚比有些做官的人表现得风度还低。
        2.在社会观上维护封建礼教和名教。当时许多学者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章学诚却极力维护,汪中发表了许多抨击封建礼教束缚妇女权利地位的言论,特别反对妇女“未婚守节”,章学诚批评汪中的观点。袁枚收女弟子,章学诚说袁枚离经叛道。章学诚对过去很多问题的解释是很不得当的,自东汉有人认为司马迁《史记》是谤君之罪,章学诚说谤君是名教罪人,所以司马迁不会谤君。章学诚还在著作中推崇三代,有许多迂腐陈旧的观点。
        3.在学术上虽提出六经皆史,但并不批判经而是尊经,当时戴震反对以经束缚人的思想,斥责朱熹以经文迷惑人民,批评戴震诽圣批圣。
        余嘉锡写的《章实斋遗书后》对章学诚的学术和治学态度给予了严厉的批评:(1)读书未博,立言不能无失。章学诚的著作中所言的典章制度常常弄错出笑话,特别是考证学所擅长的音韵学等都不懂,评论起来则外行。(2)性既健忘,又自视太高。自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称他抒发的关于文史的言论,不言则已,一出口则如天造地设不可动摇。其实他的著作常出常识性的错误。(3)考证文献则多谬误。章学诚读书不精细,故常出笑话。不知李延寿为何人之子,唐明宗为何朝之帝,以《演义》为《三国志》,以《通鉴长编》为宋末书(唐明宗是后唐李嗣源,而章学诚认为是李唐的,把李延寿认为是李百药的儿子,把《三国演义》记的事认为是《三国志》记的,把南宋初编的《通鉴长编》认为是南宋末年的)。此外,章学诚的文章拖泥带水,有时词不达意,废话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