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万千的金庸

        现代汉语小说家中恐怕很少有人的名气能与金庸相比了,金庸的名字已经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这句话是从一个典故套用来的。
        北宋的词人柳永,稍有点文学常识的人都耳熟能详他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词在当时风行天下,于是便留下了“凡是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千古美谈。
        金庸的武侠小说给他带来了令所有操笔为生的文人惊艳羡绝的巨大声誉,凭他那15部气象万千的武侠小说,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并且把武侠小说这门艺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绝顶奇峰,制造了汉语文化中又一个不可战胜的神话。
        已经有人这样说:中国文学史上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才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
        虽然现在还不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金庸的武侠小说让人喜好已经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
        《金庸传》的作者冷夏说:“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除了金庸,极少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如此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
        金庸是一个神话、一个奇迹,也是一个异数。
        金庸这两个字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变成了一种现象。
        金庸现象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最富有神秘魅力的华章。
        金庸的成功虽然是他的武侠小说带来的,但金庸与其他成功的武侠小说作家最大的区别是,金庸的“奇迹”并不仅仅是武侠小说。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相当罕见的情况,一个作家居然在他本分的写作才情之外还兼有数种天才。
        金庸武侠小说是博大精深、气象万千,他的如椽大笔纵横涂抹,大开大合,胸罗万象,雄浑恣肆。这样的评论完全可以一字不改地用到金庸身上,他似乎蕴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使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具有无穷的可能性。
        金庸不仅是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他同时又是一个企业家、一个政治家、一个政论家、一个书生、一个大侠、一个隐士,他的无穷可能还表现在他曾经是一个编剧和导演。
        金庸似乎是千面观音或是多臂如来,在他人生道路上,他居然在各个几乎是不能兼容的领域中都能挥洒自如,得心应手。
        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他成为武林盟主,一代宗师。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成为海内华人作家的首富、报业巨子。据1991年香港《资本》杂志的统计资料,金庸以12亿资产列为香港20世纪90年代华人亿万富豪榜的第64位。
        作为一个政治家,金庸参政议政,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并亲自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祖国大陆的高层如邓小平、江泽民都曾会见他并与之长谈,中国台北和中华台北之争也是在金庸家里解决的。金庸作为一个富有现实精神和宽容态度的政治家,正体现了他气象万千中悲悯人世的博大。
        作为一个编剧和导演,金庸有数十部剧本被拍成电影并由当时红星夏梦、陈思思等主演。金庸亲自执导的电影《王老虎抢亲》,卖座颇佳,大陆观众多知道这部电影,只是没想到居然是金庸执导。
        作为一个政论家,金庸写的《明报》社论被公认为“香港第一健笔”,连国共两党政要与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研究资料。中越战争期间,金庸对时势、政局发展的分析、预测,无人不被金庸的政论高明倾服。
        作为一个“大侠”,金庸从小就具有琴心剑胆侠骨柔肠,重然诺,深感情。金庸升华了大侠的内涵,并且一生身体力行,修炼大侠人格。
        作为一个书生,金庸每天都坚持看书六个小时以上,他的私人藏书在香港名列前茅,60年代他还刻苦自修英文,完全过着书生的生活。
        作为一个隐士,金庸真正做到了急流勇退,淡出江湖。1974年金庸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1989年他辞去所担任的政界职务。1992年又出售了《明报》。如今,金庸过着平平淡淡、无牵无挂的逍遥生活,做着一个彻底的隐士。
        百年一金庸,金庸说不完。对金庸的研究和评价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武侠小说的范围了,更多的行家和有识之士把金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这样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新的学问——“金学”。
        综观中国文化发展史,因研究文学作品而称上“学”的,只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学问。“红学”不过是以作品命名,而“金学”却以金庸之名来命名,又是绝无仅有,成为文学史上一大奇观。
        在海外,早已有了“金庸学会”,而1984年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出版的一套十册《“金学”研究丛书》,更掀起了“金学”研究的高潮。此后学风北渐,大陆的“金学”研究也已经起步,声势不凡。行家们认为以后的几年将有一个新的“金学”研究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