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人文地理，输给金庸非凡底气

        1924年,金庸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
        海宁县位于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地处杭州与嘉州之间(金庸于八九十年代多次返回杭州与嘉州,聊慰大半生的思乡之情),杭州的北部湾。
        这里物产丰富,商业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并有着悠久的历史。汉置海盐县,三国时为吴国的盐官县,元时称海宁州。此后,在明清时一直为浙江沿海的重镇。民国时,海宁县治在硖石镇。
        金庸先生的家乡袁花镇,比邻海宁的盐官镇,而盐官镇正以闻名天下的钱塘江大潮见称。
        冷夏说:“在离江南名城杭州不远处的海宁,每到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在海宁镇的钱塘江口观潮。只见水天相连之处有条白练横卧江上,海鸟在低空追逐翱翔,远处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江潮由远而近,几经盘旋翻滚,渐进眼前,潮声震耳,浪涛壁立,形成‘万马突围天鼓碎,大鳌翻背雪山倾’的奇丽、壮观的景象。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钱塘潮。因观潮的最佳地点是在海宁县的盐官镇,所以钱江潮又称作为海宁潮。”
        冷夏的描述是根据金庸先生的自述而模写的。
        1975年金庸在谈及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时说:
        “《书剑恩仇录》是我所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从1955年到现在整整20年了。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了的。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海宁潮给金庸极深的印象,可以说金庸的那种磅礴的气势,其实正是金庸先生童年时得来的底气。
        山水养人。金庸先生夺天地之造化,正是人杰地灵,得风水滋润的神奇因缘。而这钱塘潮,不仅是以气势和魅力感染幼年的金庸,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渗透了金庸。江上鸥先生说金庸小说是循正史写野史,金庸的小说在虚幻的传奇故事中,虚写了历史,重新解读了历史。而这种对历史的天然的亲近和不可缺的联系,追溯到金庸的幼年童年,其实正是这钱江潮的历史人文背景的“润物无声”。
        冷夏先生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对金庸的童年有限篇幅的描述中,提到了“钱江潮”的人文背景:
        “查良镛不仅年年去看钱江潮,还时常听到关于钱江潮的种种神话传说。其中,‘鸱类有遗恨,终古使人哀’的神话在那一带流传最广,给查良镛留下的印象也最深。这个神话说的是:春秋末期,越国被吴国打败了,勾践向吴王请和,吴王夫差同意,但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却坚决反对。越国就想办法收买了吴国的宠臣太宰伯嚭,叫他在吴王面前为越国讲好话,还说了伍子胥许多坏话。吴王听信了,在把勾践放回的同时,竟‘赐剑自裁’,把伍子胥杀了。伍子胥死后,还被装进一个大皮囊抛到钱塘江里。9年以后,越王起兵灭了吴国,伍子胥怒不可遏,就乘着素车白马在钱塘江中奔腾吼叫。钱塘江于是就怒潮如涌,翻江倒海──钱江潮也由此而来。
        “很小时的查良镛,就已经深受这些民间神话传说的熏陶,这也是查良镛了解中国历史的开始,他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也就是从此而来的。”
        钱江潮的意象在这里成为了金庸先生气象万千的侠路历程中的一种隐喻和象征,而这种象征其实还有更为深刻内在的本土文化背景。
        金庸谈到自己的故乡时说:
        “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
        金庸在谈论这些时主要是针对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而说的。他谈王国维、徐志摩,只是想要说明他小说中的男主角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的文化底气:“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海宁历代人才辈出,单是在金庸出生时的20年代,至少已有两个海宁人享有全国性的声誉了,老的是以治学精深著称的学者王国维,年轻的便是浪漫诗人徐志摩。这里说的是海宁近代的才子学者,而海宁的悠久历史沉淀下的文化底蕴,更是不胜言说的了。
        金庸的传记作家冷夏先生总结说:
        “海宁原来隶属杭州,是浙江省的一个海滨小县。浙江‘物宝天华,人杰地灵’,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远在六七千年以前,浙江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文化生活;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独具异彩;秦汉以后,浙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三国魏晋,文化艺术称名当世;唐宋以迄于明清,浙江的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更是成果辉煌。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浙江的文人更是不胜其数,故向有‘浙江文章齐中华’之誉。南朝诗人谢灵运、‘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盛唐‘吴中四杰’之一的贺知章、中唐诗人孟郊、宋代诗人陆游等都是出于浙江;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扛鼎之作《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被考证为浙江人。
        “海宁县自古以来就是学风兴盛之乡,自清朝起,更是人才辈出。早清陈世琯师事黄宗羲,积极倡导颜李之学,成果卓著。嘉道年间,又有周广业、吴骞、陈鳣、沈维��等人崛起,周广业勤于经史,吴骞专于校书,陈鳣精于训诂,沈维��则研精义理。到了道咸年间,张廷济、蒋光煦又以校勘著名,钱保塘究心于形声、训诂、舆地之学,成就斐然。光绪年间,李善兰精于天文历算,成为中国自然科学的一位重要开创者。到了近代,更出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还有著名诗人、学者徐志摩和著名军事家蒋百里。”
        也许一种奇异独到的文化背景并不一定产生一个文化的巨人,但是一个文化巨人的出现必然会与一种深刻连续的文化底蕴的滋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