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小说想像力极为丰富,人物的身世也极复杂,个性也极为丰富、深刻。
        金庸确是大才,妙手奇笔,匪夷所思,想象超微,洞烛人性,刻画入木三分。一般人看了金庸的小说,只能叹为观止,而梁羽生则不同,他以行家习眼,有一些独到之见解。比如梁羽生说金庸小说中“写反面人物胜于正面人物”的说法,广泛得到评论家引用。进而批评金庸后期作品正邪不分,虽然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却落入简单化之嫌了。
        梁羽生说:“金庸的初期武侠小说并没有忘记一个侠字,可惜越到后期,就越有‘武多侠少’,到了如今他所写的这部《天龙八部》给人的感觉已是‘正邪不分’,简直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受到读者钦敬的侠士了。
        “朋友们读金庸的小说,都有同一的感觉,金庸写反面人物胜于写正面人物,写坏人精彩过好人。这个特点是一开始就有了的,越到后期越为显著。《书剑》中反面人物的代表张召重写得要比正面人物陈家洛精彩,《碧血剑》中邪气十足的金蛇郎君,等于曹禺《日出》中不出场的‘金八’,也写得很是成功,正面人物袁承志相形之下反见逊色。
        “到了如今的《天龙八部》,写恶人一个比一个‘恶’,笔下人物种种阴狠残毒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香药叉木婉清之后有四大恶人,四大恶人之后有星宿老怪丁春秋,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娇气满纸,令人叹为观止。
        “把坏人刻画得入木三分,那也是艺术上的一种成功。问题在于如何写法,揭发坏人应该是为了发扬正气,而切忌搞到正邪不分。人性虽然复杂,正邪的界限总还是有的,搞到正邪不分,那就有失武侠小说的宗旨了。
        “假如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倚天屠龙记》作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
        “前一阶段,尽管金庸写反面人物比较成功,这只是他塑造人物的手法上有长有短,但正邪之分,忠奸之别还是清清楚楚的。《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这帮人物是正,清廷的一帮鹰爪是邪,《碧血剑》中赞助李闯王抵抗外族侵略的袁承志这帮人是正、通蕃卖国的一班奸人长白三英、曹太监等等是邪;《飞狐外传》中的苗人凤、胡斐等人是正,清廷权贵福康安、土豪恶霸凤人英和串通清廷谋害侠义道的田归农等人是邪,《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虽曾一时糊涂,后来毕竟也成为抗敌保国的大侠,郭靖、洪七公等人是正,认贼作父的杨康、私通外国的裘千仞等是邪——正邪之间,毫不含糊。
        “当然,区分正邪的尺度可能因各人的道德观念,是非标准等等而有所不同,似乎以前也曾有人指摘过《碧血剑》中的高人不应追随李闯王的,这是是非标准不同之故,孰是孰非不拟在此深论。
        “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金庸在前期的作品中,正邪有别,善恶分明,这说明他心目中自有一套是非的标准,通过他的作品体现出来。而这套标准,依我看来,也是绝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而且符合中国社会一般人所公认的道德标准的。
        “有一种文艺理论认为,人性复杂,倘若是非分明简单化了,就会减损了艺术价值。依我看来,恰恰相反,即以金庸的武侠小说而论,他的前期作品,艺术价值也要比后期高得多。
        “如《书剑恩仇录》中香香公主以血来提醒陈家洛,叫陈家洛‘不要相信皇帝’,打破了陈家洛对敌人所有的幻想(书中的陈家洛是皇帝的弟弟),就颇有感人的气氛与艺术深度。《飞狐外传》中金庸利用佛山的民间传说,刻画了凤人英这么一个土豪恶霸的形象,在凤人英的对面,则描写了胡斐的侠骨,发誓要为被凤人英惨杀的穷人报仇。是非分明,艺术价值又何尝减了?相反的,在近期的作品中,由于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也就消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了。
        “由于是非不分消失艺术感染力,我可以在他的近期作品中,举一个显著的例子。《天龙八部》的乔峰,是金庸在这部小说中(到现在为止)最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他是契丹人,父母因误会而被汉族英雄所杀,英雄们发现杀错人之后,将他交与一个善良的汉族农民抚养,长大后成为丐帮帮主,丐帮发现他是契丹人,将他驱逐出帮。乔峰心怀愤怒,发誓报父母之仇,于是有一次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大杀宋国的忠义之士,与旧日的朋友干杯,说‘从今之后,你杀我不是忘恩,我杀你不是负义!’于是就把丐帮昔日的朋友也大杀起来。故事再写,乔峰的父亲昔日其实未死,于是这个人又杀抚养乔峰的义父(即那个善良的农民)、乔峰的恩师(少林寺长老)等等。
        “金庸这个故事所要着力表现的是人性的邪恶和契丹与中国,两国人彼此仇杀,原因只是由于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实在难说谁是谁非。故事中,他还通过了宋国官兵也同样劫杀契丹百姓,而渲染了这点。
        “当真是‘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吗?大是大非,总是能够分别的。我们都读过一点中国历史,总知道契丹是侵略者,是侵略都即是‘非’,是抵抗侵略者即是‘是’,至于宋兵也有劫杀契丹百姓的,那当然也该谴责,但这却不能改变了侵略与被侵略的本质,也即是不能改变是非敌我的标准。
        “抵抗侵略,决不能归于狭隘的民族观念,描写两国百姓的仇恨互杀而模糊了敌我观念,这个恐怕是大多数读者很难同意了。
        “金庸前期作品《神雕侠侣》中,曾借郭靖之口说过一句大义凛然的话:‘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而在《天龙八部》中,却大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仅次于皇帝)的乔峰为英雄,这种混淆是非的刻画,与他前期作品相去远矣。
        “故所以在聚贤庄之会中,金庸虽然着力地刻画了乔峰的英雄气概,公平来说,气氛也渲染得很是紧张刺激,是通过了艺术手法的。但无论如何,总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同情,得到读者的共鸣。
        “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这就是由于不分大是大非,以至减损了艺术感染力的例子。
        “依我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还应该回到《书剑恩仇录》的路上才是坦途。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倚天屠龙记》开始渐渐转变,至今也不过三年多点,‘实迷途其未远,觉昨是而今非’,让我改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一字来奉劝金庸,不知金庸是否可能听得进去?”
        梁羽生又指出:
        “在反派人物的描写上,金庸的长处恰恰是梁羽生的短处,梁羽生无论怎样着意刻画,他笔下的反派人物,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不过尔尔,并不感觉得怎么邪恶。《云海玉弓缘》中的孟神通,《还剑奇情录》中的云舞阳,写得较有深度,但若比之金庸《书剑恩仇录》中的张召重,《射雕》中的东邪、西毒,则还是有所不如。不过,金庸笔下的邪派,往往邪得太过不近人情,如《天龙八部》中,叶二娘每天要吸婴儿血,南海鳄神要生食人心等等,这种类似西方恐怖片吸血僵尸的镜头,只是着意制造恐怖而已,用来表现邪恶,究嫌肤浅。大体来说,梁羽生写反派人物,不及金庸,但这种不近人情的毛病,倒是梁羽生所没有的。”
        梁羽生只是善意的一家之说,纯是正常的学术争论,读者自然可以加以选择和甄别。
        但是,也许金庸的大才,正在于这些丰富和复杂性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