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争臣论》原文、赏析和鉴赏

2024-03-05 可可诗词网-名诗赏析 https://www.kekeshici.com

韩愈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 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 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 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 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 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而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 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 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 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 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 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 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 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 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争臣论》亦作《诤臣论》,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它观点鲜明、结构严谨,论说透辟有力,语言凝练,不愧是论说文中的佳作。

此文作于贞元八年。是年韩愈25岁,距“安史之乱”被平定近三十年。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已从巅峰跌落下来,到韩愈生活的年代,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民生凋敝,社会混乱,为官或聚敛资财,或只知洁身自好,明哲保身,像文中提到的贤士阳城,被荐担任谏议大夫,五年之中不问政治得失。身为谏官却放弃职守。这年,韩愈进士及第,开始步入仕途,他怀着忧国忧民之心,以“匡正时弊”、“拯救黎元”为己任,企图以儒家思想,挽救日益衰败的社会局面,于是针对阳城是否为“有道之士”的问题,写下了这篇《争臣论》。争臣,也叫诤臣,即“谏官”。文中,作者借对“争臣”的评论和对阳城放弃职守,独善其身的思想行为的批判,阐明了“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观点,表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政治态度。阳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今河北定县)人。自幼家贫,隐居中条山,博览群书,后徙居夏县(今山西运城东北),为德宗时有名的贤士。曾应召为谏议大夫,后因触犯权贵,改任国子司业,又改道州刺史。因任谏议大夫五年不进谏,韩愈作此文以讽之。阳城亦不以为意。后奸臣裴延龄诬逐陆贽,阳子挺身而出,愤然上疏,极论裴延龄罪状,为陆贽辩护。当时德宗欲任裴延龄为宰相,阳城哭阻于廷,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德宗只得作罢;扬言撕毁圣旨以阻挠皇帝任相,可谓至贤至勇、直言敢谏之士了,至于阳子是否如前人所言:“有待而然”,还是由于此文之激,则不得而知了。

文章围绕着对谏议大夫阳城是否为“有道之士”展开论述,采用与虚拟人物对话的形式,一问一答,一辩一驳,八段四问,结构严整,观点鲜明。

文章前两段讨论的是阳城是否为“有道之士”。作者以“有的人”求问的方式,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观点,理由是阳城“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而作者对这种貌似高尚的人却持否定态度,认为阳城算不上“有道之士”。其理由之一是,阳城未行“古人之道”,因为他不懂权变;没做到“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不能灵活地按《易经》去做;其二是在位不谋政。阳子“居于位五年”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这是渎职的表现;其三,阳城“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即是说阳城从思想和行为上都不合“古人之道”,不恪尽职守已经不对了,还不肯引咎辞职,这两方面无一是处。这怎能是“有道之士”的做法呢?接着,作者以“圣人”孔子为例,对比说明“圣人”在“位卑”“居贫”之时尚且“不敢旷其职”,何况阳子“不为卑且贫”却“旷其职”,来反衬出阳子根本够不上“有道之士”的资格,从而以充足的理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有理有据地否定了认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说法。

阳子的做法既不合经典,那些认为阳城为“有道之士”的人,便以攻为守,拿《尚书》上“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来为阳子辩解,意思是阳子在位谋了政,而“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的原因是“恶讪上者”,“恶为人臣而招其君过,而以为名者”,即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讪上”、“招其过”而“为名”,道德确是高尚的。作者对这种不堪一击的辩解毫不迁就,在第四段中严厉批评阳子“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意思是阳子简直是糊涂虫了,这“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不对的。并指明聪明人的做法,应该“擢在此位(指诤臣之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即要尽职尽责。这样就“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还可以使“庶岩穴之士……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对于阳子“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的做法,作者严厉地指出其危害很大,是“启之也”,即是引导君上往“恶闻其过”的错误道路上走。

对这种理正辞严的阐述,那些人以阳子“擢在此位”是“不得已而起”,本人并不想作官为其推卸责任,并指责作者“何子过之深也”,言外之意是强人所难,要求过高,对这种无力的呻吟,作者并不姑息,在第六段中明确指出“圣人之道”是“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和阳子只知“独善其身”,不管“兼济天下”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并以“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为例,说明古代圣人和“有道之士”“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以天下为己任,“岂使自有余而已”,“恶得以自暇逸乎哉”。相形之下,阳子和这些圣人比就显得太自私了。

作者的一席驳斥,使那些为阳城辩护的人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只能用带有人身攻击的言辞,指责作者“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意思是说作者耿直倒是耿直,只是有些妨害道德且多嘴多舌了,并警告作者:历史上曾有好尽言以招人过的“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的教训。这里隐含着那些“好尽言以招人过”的“争臣”的危险处境和不幸结局,当然也包括作者在内。对这种指责和威胁,作者大义凛然、义正辞严的阐明自己的观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也就是说,君子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至死不渝;不在位,也要锤炼自己的文辞来阐明自己的主张,要以道为本,奉职尽责。作者的这一观点,使“有道之士”的理论获得了升华并有了明晰的标准,这也为作者在坎坷仕途中的遭遇奠定了思想基础。

《争臣论》是一篇颇有特色的论说文。理正辞严,一派正气,言必头头是道,理必引经据典,不卑不亢,既不危言耸听,也不轻描淡写,既不受恭维,也不怕威吓,语言简朴犀利,不容置辩,正所谓“辞盛言宜”。其次,说理透辟严密,条分缕析,有理有据,环环相扣,步步紧逼,使人欲辩无辞。如第二段,作者认为阳子不是“有道之士”理由有三,既引经据典,又抓住事实,不容置疑。然后又以比较方法,反衬阳子,使“有道之士”之说不攻自破。再次,文章结构严整,不枝不蔓,首尾呼应。文章四问八段,段段相接,问问相关,都围绕着“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修其辞以明其道”来论述,从内容到形式合为一体,章法谨严。另外,语言凝练,比较、设问、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颇为精当得体。

《争臣论》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篇论文,其意旨在宣扬儒家思想,以“匡正时弊”。文中作者引经据典,必以“六经”为旨归,言必尧舜、文武、周公、孔、孟,表现了刚刚步入仕途的韩愈积极人世的进取精神。尤其是首次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观点,奠定了“文以明道”的理论基础,并为以后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其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字数:4147 李东林,安然
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26-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