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答陈商书》原文、赏析和鉴赏

2019-06-04 可可诗词网-名诗赏析 https://www.kekeshici.com

韩愈

愈白:

辱惠书,语高而旨深。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浅弊无过人之识,且谕以所守,幸甚! 愈敢不吐露情实? 然自识其不足补吾子所须也。

齐王好竽。有求仕于齐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门,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轩辕氏之律吕。”客骂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虽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谓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齐也。

今举进士于此世,求利禄行道于此世,而为文必使一世之人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比与?文诚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则怒且怨,不知君子必尔为不也。故区区之心,每有来访者,皆有意于不肖者也。略不辞让,遂尽言之。惟吾子谅察,愈白。

这是韩愈复陈商的一封信。陈商,字述圣,系南朝陈宣帝五世孙。元和九年(814)登进士,官终秘书监。写此信时,韩愈为国子博士,而陈商尚未及第。当时的统治者,一反魏晋以来维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及其他制科考试来选用官吏,对中小地方阶级来说,这是一条仕途之路。与此同时,在举子中也形成了一种陋习,即“温卷”之风。“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愈数日又投,谓之‘温卷’”(赵彦卫《云麓漫钞》)。宋代的王辟之也说:“国初袭唐末世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笺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渑水燕谈录》)。正是在这样一种仕风环境中,陈商也希望能够通过写文章受到名人青睐,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步入仕途。于是,他就写信给韩愈,请求援引,韩愈随即复了这封信,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和自己的想法。

“昌黎书诸短篇”(张裕钊语《韩昌黎文集校注》),《答陈商书》也不例外,全文仅二百余字。主要针对陈商的文章艰深晦涩、浮靡失实、不为世人所好的毛病,讲述了为文与仕进的关系。信中首先指出陈商的文章“语高而旨深”,如何高又如何深呢?信中并没有明白指出,但读者却可推测出来。尽管韩愈一贯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然而他的诗文却时有“怪怪奇奇”之作,读之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可是,连他接到陈商的来信以后都“三、四读,尚不能通晓,茫然增愧赧”,可见,陈商为求文章胜于他人,使用了一种多么艰深的文字,甚至连艺术上过分追求奇诡险怪、秾丽凄清风格的“诗鬼”李贺也曾说陈商的文章“学习尧舜文,时人责衰偶”,由此可以想见陈商为文的怪诞之处。这样,他的文章“不为时人所好”也想必可知了,同时也不难使人感到六朝以来华靡浮艳的不良文风,在唐中后期仍然影响着一批文人。然而,韩愈的态度却是诚恳的,他对陈商并没有讥笑、挖苦,不但复了信,并对陈商“不以其浅弊无过人之识,且谕以所守”表示“幸甚”,却又“自识其不足补吾子所须也”,体现了文坛巨擘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为了能更充分地说明这种文风的危害,他只得“吐露情实”,于是,他就“略不辞让,遂尽言之”,引出了一段“齐王好竽,有求仕于齐者,操瑟而往”终不得用的故事来劝诫陈商,并陈述了自己的一番道理。他认为: 若要在当今世上举进士进而求利禄、行道,文章就必须适合世人的口味,符合人们的欣赏习惯。如果为文艰深险怪,“世之人不好”,目的自然难以达到,个人的理想也未能实现,这就如同“操瑟立齐门者”的结局一样。接着劝陈商:“文诚工,不利于求,求不得则怒且怨,不知君子必尔为不也。”从全信表面上看,似乎韩愈是在安慰陈商,通篇尽是规诫之语,又似乎是在指出陈商的迂腐,实际上,他讽刺了当时的文风与仕风,又暗含着对统治阶级不重用真正人才的指斥。这种讽刺与指斥,并非停留在表面文字上,而是让读者透过这种“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齐”的现象去探求现实生活中具有更深意义的实际问题。

这篇文章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善用比喻。作者用鼓瑟者比喻陈商; 用齐王比喻世人; 用能感动鬼神、合轩辕的律吕来比喻陈商文章的“语高而旨深”; 用竽和瑟来比喻世人的好尚与不好,都是非常贴切的。通过这些设譬取喻,把“王好竽而子鼓瑟,瑟虽工,如王不好何”这个反问,用“今举进士于此世,求利禄行道于此世,而为文必使一世之人不好,得无与操瑟立齐门者比与?”对举并称,连类引发,由此及彼,发人深省,前者得出了“是所谓工于瑟而不工于求齐也”的结论,后者的结果也就可以揣知了。含蓄蕴藉,言简意丰。

文章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自我作古”,即自编故事,以此来为自己的文章增强说服力。文章中的这个小故事正是韩愈的杰作。在《韩非子·内储说上》中有一个“滥竽充数”的寓言。韩愈正是从此生发开来,仅仅借用了“齐王好竽”作为自己故事的开头,其余都是自创。他把这个故事作为比喻而贯穿文章的一、三节中,但又与一般使用的比喻手段不同,它既没有什么情节,又不是寓言,不特指某一人某一事,而是融叙事于整个议论之中。通过故事中“鼓瑟者”生动逼真的形象,发出旁敲侧击的弦外之音。文章先设疑、再暗指、后结论,这种缜密的逻辑思维与清晰的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而更强烈地表现了真实,有力地抨击和嘲讽了当时的仕进制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种“自我作古”的创作方法使文章内涵深刻,又无弩张剑拔之气; 比喻自然,情节简括。

全文语言新颖,辞锋锐利,意义奇特,富有机趣,毫无局促滞涩之感,颇具战国策士之遗风,正如张裕钊所说:“如此等文,固是意奇,其辞尤是以副之也,……学韩者宜从此等人”(《韩昌黎文集校注》),全文纯以散句单行的形式写成,夹叙夹议,笔随意转,挥洒自如。文章形式活泼,绝去羁绊,堪称独出机抒的短制。尺幅之中,体现了作者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深厚功力。

字数:2300 刘亚平
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11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