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近制，凡得仕于王者，岁登名于吏部。吏部则必参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为曹，谓之甲。名书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书及门下。每大选置大考绩，必关决会验而视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罢去甚众。由是吏得为奸以立威，贼知以弄权，诡窃窜易，而莫示其实。必求端悫而习于事，辩达而勤其务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则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职。有范氏传真者，始来京师，近臣多言其美。宰相闻之，用以为是职。在门下，甚获休问。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绩，复于有司，为宣州宁国令。咸曰： 由邦畿而调者，命东西部尉以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 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季弟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于其僚，咸悦而尚之。故为诗以重其去，而使余为序。

《送宁国范明府诗序》是柳宗元在监察御史里行任上所作的一篇散文，是为即将上任的宣州宁国令范传真所写的赠别诗作的一篇序文。宁国，即今安徽省宁国县，唐时属宣州管辖。明府，原为对州、郡刺史、太守的尊称，唐人借用来表示对县令的尊称。范明府，即范传真，原在长安任京兆武功尉，迁宁国县令。赴任之前，亲朋好友为其赠诗送行，这在唐代是很盛行的。赠诗写好之后，范的亲友请柳宗元写了这篇序文。

按照唐朝的习惯，亲朋故友在分别之际，常常要设宴饯行，席间饮酒赋诗，互相道别，然后再将这些诗积成卷帙，再请人为这些诗作序，说明诗的由来及作者，是为诗序。一般诗序，多用于道别叙情，而柳宗元写的诗序，却常常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抨击时弊。因此，他的赠序，一般都可划归政论文范围。

文章由论述唐朝的官制开始：“近制，凡得仕于王者，岁登名于吏部。吏部则必参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为曹，谓之甲。名书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书及门下。”唐朝官制设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分别掌管军国政令和政令审议，尚书省则主管行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三省职能互相牵制，互相补充，是封建社会较完善的官制。尚书省的吏部，主要掌管官吏铨选，将天下所有的仕者分出等级，登入名册，一式三份，三省各收一份。还要每年举行一次会考，是谓大选置，最后根椐考试成绩的优劣决定是否任用。每次都有大批的人被淘汰下来，因此吏部的官吏得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出坏主意，偷改文书，干尽了坏事。因此在吏部办事的官吏一定要忠诚正直，熟悉自己的职责，通晓事理，工作勤奋，任命这样的人执掌选拔官吏的职权。三年任职期满，获得提升，才调离原来的职位。文章至此，才将笔触转到范传真身上：“有范氏传真者，始来京师，近臣多言其美。”范传真初到京城作官，朝廷官吏都称赞他的品行，被宰相知道了，擢拔他在门下省任职，又赢得了好名声。他原任京兆武功尉，因政绩卓著，被吏部看中，改任宣州宁国县令。在唐朝的官场中，人人都愿意在京城作官，而到边远地区作官，一般都被看作贬谪，像文中所说的东西部尉，指长安城内万年、长安两县的官吏，为当时官场仕子们垂涎的肥缺。范传真原来在京城附近任职，而宁国县远在宣州(辖境相当于今安徽省长江以南，黄山、九华山以北地区以及江苏省部分地区)，与长安相距甚远。所以按常理来说，这种升迁实际上是受到斥逐，并非好事。然而范传真本人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在范传真看来：衡量一个官吏好坏的标准在于看他是否有利于百姓。而要使百姓从根本上获得利益，不在于仅仅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而在于对他们推行教化。在他看来，官吏是老百姓的奴仆，他们吃着老百姓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怎么能不报答呢? 他所要推行的教化，便是“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只有这样，才能于良心无愧。范传真这番话语确实识见不凡，可谓石破惊天之论。一个封建官吏，不仅不高居于百姓之上，以“牧民”者自居，而且认为百姓是真正的主人，自己不过是“役于人而食其力”的仆役，理应报答百姓，为民谋利。这种“为吏者人役也”的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范传真不仅公开申明自己的民利思想和“为吏者人役也”的真知灼见，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实践这些主张。韦瓘于元和四年(809) 所作的《宣州南陵县大农陂记》中对范传真治理宁国的政绩予以很高的评价，他写道：“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卢公观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难邑长，乃以宁国令顺阳范君假南陵印为大夫。于是肃以检奸，廉以约身，和以纳民，敏以应物”，“范君独判于心，不畏腾口曰：‘利于人也，使吾获戾而罹悔，真吾心也。”(《全唐文》卷六) 文章最后，作者交代出写作此篇诗序的缘由。季弟，也就是排行最小的弟弟，指范传正。据史载：范传正曾任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与当时任监察御史的柳宗元是同僚。范传正曾将其兄的这段话告诉了同僚们。受到了同僚们的喜欢和崇尚。所以在范传真离任到长安赴任之际，亲朋好友都很看重这件事，纷纷出面写诗为其送行，并请柳宗元为这些诗写序。

柳宗元一生追求“大中之道”。他的“大中之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便是他“以生人为主”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得以体现。在本文中，柳宗元借宁国令范传真之口，提出了“为吏者人役也”这一观点，把“民”放在主人的地位，而把官吏放到了奴仆的位置，这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柳宗元十分赞赏范的这一观点，他把它吸取过来，使之成为自己吏治主张的组成部分。柳宗元在稍后写的《送薛存义序》一文中，又进一步发挥了本文中的“为吏者人役也”的思想，指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 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他认为：作官就应该“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他的这些思想同他的进步的历史观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他积极参加永贞革新运动的思想基础。文章在阐述作者的政治主张的同时，还借讲述唐朝官制，揭露了中唐时期朝政的腐败和黑暗，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在艺术手法上也有独到之处。首先是构思新颖、奇巧。姚鼐说过：“宋人作序，前多有冒头、序其原由”(《古文辞类纂》)。柳宗元的这篇诗序却独出机杼，起笔不凡。文章一开始先详细叙述唐代的官制如何复杂，官吏的选拔和任命需要经过多少道手续。令人望而生畏，继而再讲选拔什么样的人到吏部这样的关键部门任职，再写如何根据他们的政绩决定提升与否。文章写到近半，才引出作品的主人公。至于作者的写作原由，则放到了篇末。这种结构安排使文章富于变化，令人读后耳目为之一新。本文的另一主要艺术特色是灵活多样的表现人物的手法。文章在介绍范传真的品行时，先不让主人公出场，而是花费大量笔墨介绍唐朝官制考铨，以此作为铺垫，并用吏部官员的舞弊行为作对照，反衬出范传真的廉正为公。最后，作者通过范传真之口，让他自己申明“官为民役”的主张，使范传真的形象更加丰满、高大。文章的另一个特色是言约意丰，简洁明快。作者介绍范传真的品德，仅用了“始来京师，近臣多言其美”，“在门下，甚获休问”，“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绩”几句，便将范公的品行、政绩表达得清清楚楚，可谓简约有致。此外，文章识见卓越，论证透避，雄辩有力，较好地阐述了柳宗元的政治主张，是其赠序中的一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