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 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

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 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且是二道有行之者矣。

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 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

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 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

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丛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于虖! 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共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诎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柳河东集》共四十五卷，第五、六、七卷中编进了二十篇碑文，《箕子庙碑》是其中的第一篇。

箕子名胥余，商代贵族(纣的叔父)，又是大臣，食采(封地)于箕，故称箕子。

史载：“帝纣资辨捷疾，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增赋税以实鹿台之饯，而盈钜桥之粟。收狗马奇物充仞宫中……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纣淫乱不止，微子(纣的庶兄)数谏不听，遂去(离殷都)。比干强谏，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乃剖比干视其心。”

箕子也劝谏过，纣王不听。有人劝箕子逃跑。“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彰君之恶而自说(悦)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解衣披发佯狂，遂隐而歌琴以自悲。”也有说他佯狂为奴后，纣王又把他囚禁起来了。后来周武王率诸侯伐纣，纣败，自焚而死。“武王斩其头，杀妲己，释箕子，封比干墓。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采，以续殷后。”根据以上史实，孔子曾说：“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柳宗元是为箕子庙写碑文，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主要评论箕子，对箕子给予很高评价。

文章开门见山，气势浩瀚。第一段提出衡量正人君子的三条法则，这是全文的纲。纲举目张，展开下文。

中间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包括二、三、四、五、六五小段。

首先提出以上三条法则箕子都具备，然后以箕子的事迹逐条对照，分层论述。三条法则：“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就成了三、四、五三段的分论点，第六段加以小结。

第二小段先总写箕子因具备“大人之道”，所以“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尤殷勤”指多次提到，如：《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箕子之明夷。”《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

当时纣王荒淫昏乱，自然界的变异，如打雷、地震或水、旱、虫灾等(古人迷信，以为是天怒降威) 没能使他受到警戒; 对忠臣的劝谏不仅置若罔闻，甚至还怒杀比干。比干因死谏断了后裔 (古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箕子不这样做。微子劝纣王不听，于是逃亡他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箕子也不忍这样做。这里写比干“进死以并命”。“无益吾祀”，写微子“委身以存祀”、“与亡 (逃离) 吾国”，是为烘托下文箕子更高大的形象，为了表现箕子佯狂的做法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第三小段论述箕子“正蒙难”。“蒙难”就是犯难。“正蒙难”就是遇到国内有祸难而能秉正意志。纣王荒淫无度，箕子能坚定意志，不阿谀奉承，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他关心百姓疾苦，关心国家安危，上谏不听，佯狂为奴，明哲保身。社会黑暗但他无邪念，国家衰颓，他仍自强不息，所以《易经》上说：“箕子之明夷。”“夷”，伤也;“明夷”就是日土中。意思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幸处在黑暗环境中。箕子处境不幸，但肝胆仍与日月同明。

第四小段论述箕子“法授圣”。武王克殷，英明君王取代了昏君。《史记》载：“武王克殷，乃访箕子。为之陈《洪范》篇。”箕子向武王陈说《洪范》 (大法规)，于是周人能制定常规，订立大典，所以说箕子能以大法授予圣人 (指周武王)。这段引用“《书》 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作结。

第五小段论箕子“化及民”。《书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周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 (示以不臣也)。”后来箕子是在朝鲜定居下了，据说后传四十余世，侯准自称为王。箕子不仅繁衍了后代——“用广殷祀”，还在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使边境夷人学习中华的文明文化。箕子推道训民，移风易俗，诲人不分远近，于是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等一派太平和乐景象，有《汉书·地理志》为证：“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 相杀以当时偿杀; 相伤以谷偿; 相盗者男没人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偿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 (娶) 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为贵。此仁贤之化也。”箕子通过教导、惩戒，使朝鲜人民转化，进步，这就是箕子教化了人民。

第六小段以反问形式小结以上内容。这些正义的做法，都集中在箕子身上。时局变化无常，自己都能正确对待，难道不是符合以上三条法则的“大人”吗? 以上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作者对箕子作了全面的评论和颂扬。

凡人看来，箕子在当时不过是一个佯狂之奴，亡国之臣，人们对他会同情怜悯，会产生些敬意，而柳宗元却能根据“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来发掘他的这些崇高品德和伟大业绩，真是独具慧眼。

碑文的主体部分文体高洁，下文忽用感叹词“于虖”一翻，风起澜生，造幻取意。因“佯狂为奴”、“非死非去”而终于为周师、受周封，未免当时就涉及朝觐后王之意，这为当时奴隶社会的忠君思想所不容，所以用这段喷洗作结。文中先提出些设想，然后用两个反问句，“国无其人，谁与共理?”“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用这些话来杜破绽而更显箕子的忠心，使“法授圣”、“化及民”二段仍旧重于“正蒙难”。这段情意凄恻委婉、文笔豪放流畅，发挥淋漓尽致。

末段颂辞对全文概括总结，又一次赞颂了箕子的高尚品德和伟大功绩，并赞扬他不卑不亢，眷恋故国，含悲忍辱，能屈能伸，能和周文王同列名于《易象》(“易象为列，文王为徒。”)(《易·明夷卦》：“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最后一句点明写碑文的意旨，在于勉励后代儒生，要继承发扬箕子精神。

柳宗元曾提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的理论，他认为作家从事写作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具有高尚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行为，这样才能写出有正确思想内容的好作品。就此文而论，他对箕子的赞颂，正是他思想内涵的外延，联系到他的一生，他从朝廷京官(礼部员外郎) 被贬到僻远的永州任司马，能屈能仲，人穷志不穷，不也是“正蒙难”吗?他任柳州刺史，有了职权后，关心社会，考察民生，做了很多有利于百姓的事，如： 兴办学堂，破除迷信，倡挖水井，释放奴婢等，不就是“化及民”吗?

柳宗元不仅有进步的思想，还是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继承了荀况、王充以来唯物主义的哲学传统，文学上提倡“文以明道”。他认为文章的哲学作用在于“明道”。要求取道之本而反对舍本求末“务色彩、夸声音”、“贵辞而矜书、粉饰以为工”。本文叙议结合，论点突出，层次清楚，结构严谨，文笔洗练，无丝毫粉饰浮夸之处，确在文章形式上做到了“文以明道”。在文章内容方面，他提出的“道”也可称为“理道”，就是要求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形势，提出措施和对策，目的是要“利于人，备于事”，“辅时及物”，有利于“生民”，他认为圣人之道应该“益于世用”。文章就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来评议箕子的。箕子的作为符合“大人之道”的三项标准，他能“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诚为“辅时及物”、“益于世用”、有利“生民”，故此文在内容上也体现了“文以明道”。虽然由于作者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本文一定程度上宣扬了封建的忠孝思想和迷信观念，但是瑕不掩瑜，从全文看，它仍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形势和有利于“生民”的。

柳宗元以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物讽喻而已。”他自己就写过很多褒贬不同的作品，起到了“导物讽喻”作用。本文就是一篇很好的褒扬性文章; 后者如《三戒》、《哀溺文》、《蝜传》……这些寓言故事、讽刺小品更是生动形象，含意深远，不仅反映了某些社会问题，还起到了针贬时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