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疾病疕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赊死者千百，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 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彼之为利，不亦翦翦乎? 吾见蚩之有在也。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一旦复柄用，益厚报清。其远取利，皆类此。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 清，市人也，今之交能有望报如清之远者乎? 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 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司马迁首创本纪、世家、列传这些专记人物一生事迹的体例。凡社会地位不及本纪、世家规格，而又于当世有丰功伟绩，或较大影响者，均在人传范围之内。司马迁出身世代书香之家，又曾游历四海名山大川，“为文疏荡，颇有奇气”，善于将枯燥乏味的历史事件，连缀成文学气息浓郁、形象生动，而又不失史实的人物传记。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原列传》、《李将军列传》等，多为后人以文学佳品拜读。此后，世代史官、文人学者纷纷规摹效仿司马迁所为，每遇卓异之人，便为之立传，以图后世从中获得启发和鼓舞，或以此警劝后人“杜恶从善”。

柳宗元是古文八大家之一，又是具有新思想的改革派。他的文章总是充溢着卓然不群、超越时人的见解。一部《柳河东集》，大部分作品是有的放矢而发，专事游戏并无实际内容的诗文未曾多见。

《宋清传》是柳宗元传记文学的名篇之一，写一个既不属王侯世家，又并非达官显贵的药材商人，依靠自己异于他人的经营之道，赢得世人广泛赞誉，终于致富的故事。以通常入传惯例而论，宋清这样普通的市井买卖人，根本无立传资格，然而柳宗元却不受传统成规所限，毅然为这位超凡脱俗的小人物立传。察宋清所为，果然与众不同。他本是个药材商人，但却不以逐利为其经营的唯一目的。从经营方式上看，宋清不计一时一事的小利、近利，所卖之药样样货真价实，用其药者，无不疗效显著，药到病除，因此商业信誉极高。经营之时，他宽以待人，对任何人都以诚相待，终于声名远播，生意愈加红火兴旺，成为远近闻名的富家大户。对于宋清所为及其致富之方，作者深感奇特，与官场盛行的“炎而附，寒而弃”的丑恶行径比较，宋氏那种于富贵者、贫贱者，得势者，失势者均能一视同仁，真诚相待，并热心救急扶困，奉送药而致富足的卓然之举，堪称时代的佼佼者。作者认为，宋清所为是根治社会弊端的良方，将有补于当世，遂命笔铸成此篇。从另一个方面看，为宋清这个普通人立传，宣传他的“诚”与“义”，可揭露官场的黑暗及士大夫们的卑劣行径，以寄托作者对社会的忧思、不满和愤怒。全文重点突出，人物形象鲜明，分三层加以叙述。

首先，柳宗元介绍了宋清为何许人。他是长安一个专事卖药的商人，不同于一般买卖人所为，从不坑害同其交往的人，无论是采药人，行医的郎中，不分高低贵贱，一概以诚相待，或予高价，或付好药，从不让他们吃亏。作者接下去列举了几种情况：其一，长安的郎中们开方配用宋清的药，往往药到病除，立见成效，销售很快，因此无论是郎中，还是用药者“咸誉清”(咸：全、都)。其二，患有内、外科疾病，希望尽快治愈的人，“亦皆乐就清求药”。表明宋氏药确乎为疗效显著的“善药”。其三，对一时无钱，以字据求药的贫贱病人，宋清扶危济困，概予“善药”，以至“积券如山”，但宋氏却从未“诣取直”(诣yi，前往)。其四，某些借据来自远方，宋清不识买药人也不予拒绝，依然售药如故，从“不为辞。”其五，年终结账，有的借据无人还钱，宋清“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宋清所为，药市人议论纷纷，有人说他是有道德的人，还有人说他是“大傻瓜”。面对人们褒贬不一的议论，宋清表明心迹，他说：“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文章起首，叙述宋清待人处世之道，文字准确精练，语言和缓平实，读来颇有亲切感。宋氏“愚钝”忠诚的经营方式，在人们赞誉、耻笑乃至猜测声中确立悬念，不仅开门见山的展露了宋清的不同凡响，给读者以新颖奇特，而且还为下文做了很好的铺垫。段尾引述的宋清言论，是本段宋清为商状况的总结，也是宋清为人的写照，文字平淡无奇，合乎“庶民”身份，读来有一种面对宋清，身临其境之感，推敲字里行间之意，颇堪玩味。从字面看，他的话质朴无华，语调稳重和缓，态度不卑不亢，正是他个性的表露。透过他的谈吐，深入领会其言谈内意，会感到宋清是一个和善、憨厚而又老成持重的忠厚长者。从宋清言谈可知，他不骄不躁，实事求是，柔中见刚，对称他为“蚩妄人”的某些人，他并未还以诟骂，仅以一“谬”字作答，既表明了本人的反对意见，又体现了宋清“宰相肚中能撑船”的气度。柳宗元在本段中，处处都在称赞宋清，然而却无一赞词见诸笔端，尤其宋清的一席话，更是平淡中见溢美，实为绝妙之笔。

文章第二段，作者分析了宋清致富的原因。以“诚”与“义”待人，这是宋清“善有善报”，财源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些“焚券者”，一旦“至大官”，“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其由此而得与“赊死者千百”的所失相比，“不害清之为富”。另外，宋清做买卖眼光远大，从不为眼前小利而斤斤计较，因为他“取利远”，当然“远故大”。财源因此而盛。再有，宋清始终以真诚待人，任何情况下“不为妄”，并且从未怀疑和动摇，长期“执其道不废”。为充分说明宋清经商“秘诀”，作者理论分析之后，又从社会底层中选择了几种人，即“斥弃沉废者”和“落然者”。他们地位低下，遭人冷遇和歧视，而宋清却不以其卑贱蔑视他们，不仅“亲与交”，且“与善药如故”，使这些受尽社会欺侮的人因此而感激涕零。这些人一旦交上好运，必以厚金重报宋清恩德。在此段中，作者紧扣“诚”与“义”展开议论。“焚券”是“诫”与“义”的具体表现，一般人难于做到，但宋清却常为而不懈，这表明宋氏是切切实实理解“诚”的涵义，而且身体力行地以“诚”待人，甚至“焚券”以示其诚之真切，结果，他迎来了纷至沓来的“馈遗”。这是明写“诚”的作用。其后的“取利远，远故大”也是在写“诚”，但却是隐写不是明写。“取利远”，“诚”是其基础和关键。宋清大名传而至远，是因其“诚”之使至，作者此处，是以隐意喻其“诚”。本段后面宋清善待“斥弃沉废“与“落然者”的实例，是柳宗元的高明之笔。那些身处社会底层、无钱无势的人，宋清尚且“亲与交”，地位较其为高的人，宋清如何相待，便不言自明。此举既节省了笔墨，又可收以少明多的效果，足见大家手笔，确乎身手不凡。

本文第三段，柳宗元将宋清的处世方式与“炎而附，寒而弃”的官场现象进行了对比，充分肯定宋清所为，并针对所谓的“市道交”展开议论，认为宋清是“市人”，但其“交”重“诚”与“义”。世人若都持此“市道交”永而不废，必将有意于“穷困废辱”者，是利国利民之举，提而倡之将于整个社会有益无害。与上述说法对立的人认为，宋清“非市道人”，原因在于“清居市不为市之道”，“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却争为“市道交”，两相比照，判然分明，各级官吏所为如何，都可以在这种比较中，显现突出出来。被封建社会视为“末流”的商人，每以追逐厚利为宗旨，有时甚至为此不择手段，而宋清所为却异军突起，不仅有别于一般商人，更远过官场吏员所为，作者遂即得出官不如商的结论，无情地鞭挞了“炎而附，寒而弃”，趋炎赴势，嫌贫爱富的各级官吏，寄托了自己的身世之慨。第三段是本篇的核心，全段依然围绕“诚”与“义”展开议论，着意于抨击当时社会的弊端，以反诘句的行文，将士大夫们恪遵“市道交”的惯技，唯求“炎而附、寒而弃”的嘴脸，无所遗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联系现实生活进行对照论说，慨叹官场的世态炎凉，本段两个反诘句，使用恰到妙处，不仅加强了语气，增强了气势，而且更内含道不尽的弦外之音，令人遐思不已!

这是一篇饶有兴味的传记文，是柳宗元有感于社会现实及世态炎凉的愤激之作。文章条理清晰，取材得当，爱憎分明，议论直言无隐，切中要害。通篇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发人深思。柳宗元精于遣词造句，文笔峻洁。行文中常以反诘句式出之，如“清其有道者欤?”，“今之交能有望报如清之远者乎?”，深沉感慨，其意在不言之中，堪人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