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文章《合奇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汤显祖《【文】·合奇序》

【原文】

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示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 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忽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像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自非通人,谁与解此?

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或片纸短幅,寸人豆马;或长河巨浪,汹汹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鸦古木;或岚烟草树,苍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坟典。凡天地间奇伟灵异、高朗古宕之气,犹及见于斯编。神矣化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十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试取毛伯是编读之。

【鉴赏】

此序当作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家居,六十二岁。毛兆麟,字丘伯,临川人,编有《汤若士绝句》。他深得晚年汤显祖的青睐,不仅引以为同道,也视其为后继,寄有厚望。汤显祖为毛兆麟的《学馀园初集》作序云:“予将老而为客。遂有毛伯丘者,顿致此道。盖其去诸生成进士也,才一期以余。有慈氏之丧,归而除一园以居也,殆半期耳。而总其长赋,已成四五,诗凡百篇”,又称许“丘君乃能出其数千万言,纵横流离,磊砢层集,无不如志”,“毛伯君独能为之”,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文中所谓的“灵气”主要是指趣味和性灵。汤显祖主张发扬作家的自然灵性来驾驭文学创作,“观物之动者,自龙至极微,莫不有体。文之人小类是。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在他看来,灵性虽非人人所具,却也不少,“天下大致,十人中二四有灵性”。然而“能为伎巧文章,竞伯什人乃至千人无名能为者”,原因在于“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犹为词臣者习为试程,久之,无往而非程也”,因而“性近而习远”,个性被时文所磨灭,灵性得不到发扬,不能写出好的文章,所谓“离其习而不能言也”(《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

汤显祖的这种看法,实源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代表人物李贽。李贽在《童心说》中,指出文学创作来自于“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但是“童心”往往遭受礼教与习俗的遮蔽,“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解决办法只有发掘和激扬“童心”,祛除闻见道理。李贽指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主张去掉积习格套,“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才能达到文学创作的自由境界,“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

汤显祖曾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曾有“见以可上人之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之语。他的“灵性”与“童心”大致接近,“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但也存在着细微差异。李贽着眼于自然天性没有本质的不同,凡金矿都含有金子;汤显祖则承认自然天性的高下之别,认为金矿中含金量有多有少。与李贽的去蔽存明主张相似,汤显祖在序中也主张摆脱拘腐之理的限制,将此视为文学创作的先决条件,“世间惟拘儒老生不可与言文。耳多未闻,目多未见。而出其鄙委牵拘之识相天下文章,宁复有文章乎”。破除流俗的迂腐狭隘之见,其动力源于觉悟者追求特立独行的人格,张扬个性。在儒家礼教与社会流俗势力占据绝大优势的情况下,汤显祖推崇儒家的狂狷者的处世态度,“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此即《论语·子路》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谓的狂者狷者,又与庄子的“畸人”接近。《庄子·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成玄英疏云:“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无有,而疏外形体,乖异人伦,不藕于俗。”对此,流俗常人固然视其为怪异乖戾,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常常去之而后快,然而在赞赏者或者同道的眼中,无论狂人畸人,都可以称之为“奇人”。

先有“奇人”,然后才能有“奇文”。汤显祖《序毛丘伯稿》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还赞同唐人“不颠不狂,其名不彰”之语,以为“必若所云,张旭之颠,李白之狂,亦谓不如此名不可猝成耶。……夫不苟为名而又可以时施,此亦天下之至文也”(《萧伯玉制义题词》)。因此之故,汤显祖称许乡里后学的毛兆麟,“如毛伯者,世之奇异人也。”(《序毛丘伯稿》),后者所编《合奇序》,也深契他的心意,“吾乡丘毛伯选《海内合奇》,文止百余篇,奇无所不合。”这就不难理解,汤显祖对奇人奇事,何以那么津津乐道了。他赞赏幼时所处的好友,“钟陵饶伯宗仑,临川周无怀宗镐,皆奇士也”,“三人嵯峨蹒跚而行乎道中,旁无人也”(《哀伟朋赋序》),他所不期而遇的友生李超然,亦僧亦侠,颇有战国游士之风。“初弟以僧来见,大似可人。长发章门,便作残僧矣。学书学剑,拓落无成,重以交匪之嫌”(《与门人李超无》),“岁往浴佛,有驱乌漫刺,坐我堂东。揖之,知其奇,留之斋。云不能断酒也,信宿而都无所断。偶尔破口,公案二三则耳,居常率尔成诗。心有目而目有睛,眉毫鼻吻间尽奇侠之气”(《李超无问剑集序》)。其言行怪异,匪夷所思,以至于被诬为盗贼,系狱而死。汤显祖还感慨世之男子不如奇妇人者,“予读小史氏宋靖康间董元卿事”,“伉俪之义甚奇”,“最所奇者……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完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旗亭记题词》)。

明人陆云龙在翠娱阁选本中曾评点此文说:“序中是为奇劲,奇横。奇清。奇幻,奇古。”文章之奇的造就,源于汤显祖在思想和个性上的崇尚超俗好奇,其高超清逸,洋溢于文字。

汤显祖深受六朝文风之影响,自叙“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己熟骚赋六朝之文”(《答张梦泽》),“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出仕后,又“因取六大家文更读之,宋文则汉文也。气骨代降,“而精气满劲。行其法而通其机,一也。则益好而规模步趋之,思路益有通焉”。早年的偏爱,使得他后来接受汉宋文章的气骨时,仍不忘对绮丽辞藻重视,“至于文之质,生而已成。虎豹之皮,虹霞之色,不借质于犬羊霾曀必矣”(《与陆景邺》)。两方面的兼收并蓄,使得序文既有唐宋古文的清劲简洁,兼具六朝文章的绮丽精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刚健又婀娜的风格。《史记》《汉书》的“雄高”和《世说》的“简澹”,原本为汤显祖所喜,本文中对四六对偶的句式的灵活运用,气势畅达,文词奇隽,魏晋六朝骄文的“婉媷流丽”更其明显。

汤显祖同时代的文学大家中,屠隆这样评价汤显祖,“极才情之滔荡,而禀于鸿裁;收古今之精英,而熔以独至。其格有似凡而实奇,调有甚新而不诡。语有老苍而不乏于姿,态有纤秾而不伤其骨。为汉魏则汉魏,为骚选,则骚选,为六朝则六朝,为三唐则三唐”(《玉茗堂文集序》);钱谦益则强调了汤氏六朝与宋代文章的两者糅合的特点,“义仍少刻画为六朝,长而湛思道术,熟于人世情伪,与夫文章之留别。凡序记志传之文,出于曾主者为多。”(《文集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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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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