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原弊》原文、赏析和鉴赏

欧阳修

孟子曰: 养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 仑廪实而知礼节。故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而今之为吏者不然,簿书听断而已矣,闻有道农之事,则相与笑之曰: 鄙。夫知赋敛移用之为急,不知务农为先者,是未原为政之本末也; 知务农而不知节用以爱农,是未尽务农之方也。

古之为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济,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节。民无遗力,国不过费,上爱其下,下给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备于周。周之法曰: 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尽其所任,一日之用节之必量其所入,一岁之耕供公与民食皆出其间,而常有余。故三年而余一年之备。今乃不然,耕者不复督其力,用者不复计其出入,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春。夫糠核橡实,孟子所谓狗彘之食也,而卒岁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此甚可叹也!

夫三代之为国,公卿士庶之禄廪,兵甲车牛之材用,山川宗庙鬼神之供给,未尝缺也。是皆出于农,而民之所耕不过今九州之地也。岁之凶荒,亦时时而有,与今无以异。今固尽有向时之地,而制度无过于三代者。昔者用常有余,而今常不足,何也? 其为术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务农又知节用,今以不勤之农,赡无节之用故也。非徒不勤农,又为众弊以耗之; 非徒不量民力以为节,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何谓众弊? 有诱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请详言之: 今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者,曰浮图之民; 仰衣食而养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时,南亩之民也。今之议者以浮图并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 兵戎曰国备,不可以去。浮图不可并周孔,不言而易知,请试言兵戎之事。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今尽,而后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效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斗战,惟耗农民,为之可也。奈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

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日: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其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其耗之一端也。

古者计口而受田,家给而人足。井田既坏,而兼并乃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畲田。夫此数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积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与公家之事,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偿三倍之息,尽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场功朝毕而暮乏食,则又举之。故冬春举食则指麦于夏而偿,麦偿尽矣;夏秋则指禾于冬而偿也。似此数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尽取百顷之利也。夫主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谓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皆以等书于籍。而公役之多者为大役,少者为小役,至不胜,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谓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为浮巧之工; 与夫兼并商贾之人,为僣侈之费; 又有贪吏之诛求,赋敛之无名,其弊不可以尽举也。既不劝之使勤,又为众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贵者,化粗粝为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为兵者养父母妻子,而计其馈运之费,是一兵常食五农之食也。为僧者养子弟而自丰食,是一僧常食五农之食也。贫民举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几何其不乏也!

何谓不量民力以为节? 方今量国用而取之民,未尝量民力而制国用也。古者冢宰制国用,量入以为出,一岁之物三分之,一以给公上,一以给民食,一以备凶荒。今不先制乎国用,而一切临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赋,有和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买之绢,有杂料之物,茶盐山泽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则有司屡变其法,以争毫末之利。用心益劳而益不足者,何也? 制不先定而取之无量也。

何谓不量天力之所任? 此不知水旱之谓也。夫阴阳在天地间,腾降而相推,不能无愆伏; 如人身之有血气,不能无疾病也。故善医者不能使人无疾病,疗之而已; 善为政者不能使岁无凶荒,备之而已。尧、汤大圣,不能使无水旱,而能备之者也。古者丰年补救之术,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岁期一岁以必灾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调度,用足一岁而已,是期天岁岁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岁连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无水旱,卒而遇之,无备故也。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复用于今。为计者莫若就民而为之制,要在下者尽力而无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节,则民与国庶几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颇推务本以兴农,故辄原其弊而列之,以俟兴利除害者采于有司也。

本篇写于景祐四年(1037),据作者文内谈到的“景德罢兵三十三年矣”推断,作者当时已由贬谪的夷陵(今湖北宜昌)令移为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所谓“景德罢兵”,就是真宗景德元年十二月,同北方入侵的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因而罢兵休战。作者当年31岁,就已是一个实事求是而又直言敢谏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先后在夷陵和乾德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之后,写出这样言之有物、立论透辟的政论文章。他仿效《吕氏春秋》的《原道》和《淮南子》的《原乱》,以及韩愈的《原道》、《原性》与《原毁》等文章的题目格调,针对当时农业的种种弊端,探讨北宋王朝积弱致贫的社会根源,是符合时宜的,也是切中时弊的。

全文分十一段。第一段,作者首先引经据典,论述农业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性,他根据《孟子·梁惠王》所说:“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说明这是儒家以仁义治天下之本。又以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具体指出农业是国家的命脉。接着所说的“天下之本”,实际上也是从《汉书·文帝纪》而来的。该书说:“夫农,天下之本也。”下面说的“王政”,也是从《孟子·梁惠王》引用过来的。作者以古证今,通过对比的手法,巧妙地把哲理楔入了主题。他批评当时的官吏“忽农”、“鄙农”,从而衬托出“爱农”、“务农”的必要性。这样,就自然形成了本文察古鉴今、深入浅出的艺术特色。

第二段作者同样以古今对比、互相印证的描写手法,指出当时农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从而加强理论的系统性,促使主题的逐步深化。古代的当权者是注重上下经济关系的协调的。人民群众勤于用力,国家也有节制地使用民力。接着,欧阳修从“民无遗力”至“使不相困”一连五句,反复强调国家与人民上下协调的重要,使主题思想更加突出。这是作者一贯的指导思想,在他后来写的代表作之一《本论》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把这一主旨一直追溯到“三代之法”,用以说明“一日之用”和“一岁之耕”的节约勤俭,使能做到“三年而余一年之备”。可谓谆谆疏导,用心良苦。他暴露出当时的社会病态:农业疲惫,财力支绌,民食严重不足。在横征暴敛之下,甚至有些农民刚刚打完场,就要“簸糠麸”而“食秕稗”了。或者“采橡实畜菜根”以过冬度春。而这种猪狗食的东西,有的穷人过年还要吃它呢!如果不幸遭遇到水旱灾害,到处饿殍枕藉,就更是可叹的了!作者用事实说话,既具体详细,又形象生动,令人不得不折服。

第三段作者仍用古今对比的手法,阐明三代的国家禄廪、兵甲车牛的材用,以及山川宗庙鬼神的供给等等,都不缺乏,都出自农业。那时农民耕的是现在一样的土地,岁荒也时有发生,同现在并无差别。为什么旧时用常有余,而现在用常不足呢?问题在于做法相反了。对比寻根,以事说理,因而顺理成章。接着,作者一再指出“务农”和“节用”的重要,从而为下文展开对“众弊”和“不量民力以为节”,以及“不量天力之所任“等三个主要问题的论证,做出了思想的揭示和艺术的铺垫。

第四段作者抓住“众弊”的三个方面:“诱民之弊”、“兼并之弊”和“力役之弊”,作为论证的重点,先进行总的剖析,说得头头是道。他批评那些“坐华屋享美食而无事”的僧人和“仰衣食而养妻子”的兵士脱离了生产。在简略阐明所谓佛教与周公孔子的儒家称为三教的关系之后,接着着重论述军队的问题,很有见地。的确,自从“景德罢兵”以来的三十三年中,表面上北宋与辽订立了和平息战的盟约,但北方的辽和西北的夏并没有死心,仍在伺机侵犯中原。而北宋王朝暂时的和平环境,实际上是用大量的岁输银绢乞讨而得来的。在这一假象掩盖下,造成了兵备的大隐患,过去能用的兵,现在已经老死完了。后来的人“未尝闻金鼓、识战阵”,是“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日益养成了骄惰的习惯。卫兵入宿叫人去拿被,禁兵给粮要请人去挑。这样不能吃苦的骄兵怎能去打仗呢?作者举出兵败的两个例子,只是一个苗头而已。历史的发展,最后导致了辽、金南侵,徽钦北狩,教训是深刻的,说明作者的眼光也是锐利的。

他在第五段分析“诱民之弊”,仍不失其一贯的古今对比的笔法,指出古时凡是高大壮健的人都留在田间,农闲才进行军事训练。而现在不同了,高大健壮的都招为禁兵,其次的招为地方部队。官吏招兵多的有赏,而百姓因穷困便争相投报。这样一遇凶荒,留在田间从事耕作的便都是老弱了。但官吏反说: 不招收他们当兵,怕他们会成为盗贼。这是什么论调呢? 他们应从招引人们趋于游惰的实质上去看问题,以致造成了两个极端: 劳动者吃的是猪狗食的东西; 而游惰者如僧、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这自然是种田的人越来越少了。这里“诱民”的“诱”,写得传神入骨,切中时弊,确是“耗之一端”。

接着,作者在第六段以同样的格调写耗之另一端的“兼并之弊”。他赞赏古时的计口授田,说可以“家给以人足”。他更推崇井田制度,说兼并风的兴起,在于井田被破坏。这些虽没有谈到问题的实质,但多少反映了封建社会私有制产生的剥削现象,表现出为劳动农民着想,为国家兴利除弊考虑问题的正直态度,其苦心孤诣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使文章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第七段,作者分析“力役之弊”,只谈及报请为“大役”与“小役”之人,到了无法应付官吏的勒索时,便产生“贱卖其田或逃而去”的社会恶果,可谓去芜取精,择其要害而言,这样繁简互见,文章结构更为严整。

第八段作者在归结这“三弊”为“大端”之后,又补充指出: 有一种能制奢侈品的手工艺者,以及“兼并商贾之人”,每每恣意地挥霍浪费; 还有那些贪官污吏的不厌诛求,许多巧立名目的赋税,它的危害实在难以尽述。这样,人民群众既不勤,又不俭,为众弊造成了大量的消耗。下面作者论述那些变为富贵的社会中人,往往一人常食五人之食;那些士兵和僧人,也一人常食五农之食;甚至贫民举倍息而食的,也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这样国家怎么能够不贫乏呢?这里突出在“耗”字上做文章,以印证上述“三弊”的危害性,是合乎逻辑的。

第九段,作者在回答“不量民力以为节”时,依然以古比今,说明宋代是量出为入,古代则是量入为出。把一年的收获,按上交、民食和备荒三方面来安排,这是对的。现在怎么样呢?作者不发空头议论,他以调查所得,摆出大量的事实:有“移此输彼、移近输远”的“支移之赋”;有正赋之外以预购粮为名进行掠夺的“和籴之粟”;有商贾入钱于京师,以供应边地军需的“人中之粟”;有预先向农民低价派购绢匹的“和买之绢”;有增设税收项目,而多要他物的“杂料之物”;还有官府对盐茶钢铁的专卖盘剥,等等。如果官府横征暴敛的制约还不够,则随时可以巧立名目,千方百计与群众争丝毫的利益。这种种铁一般的事实,不禁使人怵目惊心,感慨北宋王朝对农民群众的榨取掠夺是多么残酷!从而理解到文章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艺术魅力。

第十段的答辩用以说明平时要多搞积蓄,以防灾备荒。在描写上仍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并且运用防病医疗的比喻,来形象地说明问题。

最后作者明确指出,也不是样样都要复古,如井田什一的办法,就不能为现在所用。现在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根据农民群众实际能够负担的情况制订赋税政策。只要农民群众能“尽力而无耗弊”,官府做到“量民而用有节”,就可以民富国强了。现在国内许多智士仁人已经认识到这个农业的根本问题的重要性,希望官府有关方面认真采取措施,做出兴利除弊的成绩来。作者是言得痛,批得严,也是想得周,盼得殷。

全文上下呼应,一气呵成,古今对比论证,风格独特,从而形成连贯的写法,组织结构缜密,立论精当,主题深刻,具有浓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强韧的说服力。欧阳修的热中时论,直言敢谏,得到了仁宗的赏识,庆历三年他被选以太常丞知谏院,支持以范仲淹为首所厉行的“庆历新政”。毫无疑问,欧阳修这些时论文章,自然起到了一种制造政治舆论的作用。

字数:5404 韦湘秋
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422-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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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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