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广文曾生，来自南丰，入太学，与其诸生群进于有司。有司敛群材，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虽有魁垒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则弃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过反同众人叹嗟爱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诿曰： 有司有法，奈不中何! 有司固不自任其责，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责有司，皆曰： 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呜呼，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况若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不咎岁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则已，使一有获，则岂不多邪。

曾生橐其文数十万言来京师，京师之人无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岂敢求生，而生辱以顾予。是京师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独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见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贺余之独得也。

本篇序文，是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欧阳修给曾巩的临别赠言。上一年，欧阳修从乾德召还复校勘，迁太子中允。曾巩有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欧阳公见而奇之。到庆历元年，欧阳修求补外通判滑州。曾巩则入太学，居数月后归，有上欧阳第二书。这篇文章就是在曾巩回去之前，欧阳修还未通判滑州之时写的。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欧阳修的学术的主要继承者。他少年时与王安石要好，后来王安石变法，他持论不满。这一年，曾巩赴礼部应考，被有司黜落。后来去见欧阳修，欧阳修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在他回去时写了这篇序文赠给他。这一方面说明欧阳修慧眼识英才，给有真才实学者以必要的支持，使其继续求进，以发挥其才智，为国效劳。另一方面，也说明欧阳修对当时不合理的科举制度，以及徒具形式而不切实际的文风，表示强烈的不满，从而为他今后的科举改革和古文的振兴开了先河。

作者先说明曾巩的身份和籍贯，说他是广文馆的太学生，是国子监中学进士业的生徒。当时他正与一群生员，赴礼部接受试官的考试。文笔恬淡流畅，提纲挈领，不枝不蔓，叙事分明。接着谈到试官的收集众多人材，所掌握文章的标准，是很简单的一个只重形式而不重实际的办法，考生考不中便要遭到抛弃。即使有出类拔萃的人材，只要有一点小毛病，就要被试官黜落。作者一转入正题，就直截了当，指出北宋考试制度的弊端，批评试官执一而论，糟塌了人材。态度极其鲜明，观点十分正确。而文字依然是那样的质朴翔实，说理性很强，深深地切中了时弊。这里指摘的主要是“有司”。作者在分析有司中人有些虽是好的，但不起什么作用之后，接着指出：有司本来不负其责任，天下的人也不因此而去责问有司。他们都说：这些优秀生考不中，都是法度的问题。而有司的考试尺度一有差池，就往往坑害了那些有用的人材。这里文笔婉转，气势跌宕，很有章法。通过情感深重的感叹之后，作者还是把锋芒指向有司身上，郑重地质问：“有司掌握的果然是好办法吗?为什么长期不去改革它呢?”这一段，欧阳修连续八次提到了“有司”，真是锲而不舍，穷追到底。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总是由人所制订，而且是由人去执行的。虽然“有司”上面还有更高的决策者，但在考场，试官则是具体行使法度的人，对于人材的损失，他们是负有直接责任的。欧阳修本人在初试随州时，曾经由于所写的赋韵不合格律而被黜。因此，他是有切身体会的。正因为知之深，所以他恨之也切，改革的决心也就更大。后来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于是带头革除考试的积弊，去掉一切堆砌做作的文字，亲自取录程颢、张载、曾巩、苏轼、苏辙和朱光庭等有真才实学的举子为进士，为北宋造就了一批对历史有重大影响的人材。故此，他在这里多次指责“有司”是有来头的，也是有历史根源的。

作者在第二段着重谈曾巩的学业和才智，有以印证“有司”的黜落曾巩，完全是囿于法度，偏于试制，坑害了人材。从而使上下两段文章前后呼应，形成了有机的契合，在立论上增强了行文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宋史·曾巩传》记载：“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因此，欧阳修在这里说他的学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可是有司把他摈弃了，真是奇怪的事。这里又突出刻划有司的过失，使文章始终保持强韧的批判性。在这种情况下，曾巩是怎么样的态度呢?他并没有去非难那些考取的同行，不怪罪有司，只是对欧阳修告辞而去，打算进一步广求学问，坚持自己的道德修养，这种自我砥砺的气度是多么高尚而恢宏! 因而欧阳修初时为曾巩的文章所惊奇，后来又激励他操守自恃的志向，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在这一段的末尾，欧阳修以农民的耕耘为例，说明农民群众不责难年成不好，而一样勤劳操作。如果真碰到自然灾害，自不用说; 如果一旦得手，那收获不是很多的吗?作者用这样生动形象的比喻来勉励曾巩，情辞是多么的恳切!

末段，作者进一步阐述曾巩同他的亲密关系。说明礼部会试以后，曾巩在京师曾带有他数十万言的书稿，京师的人并没有赏识曾巩，而曾巩也并没有以此去求告于人。欧阳修很谦虚，他说他怎敢去赏识曾巩，只不过是曾巩屈身来看望他罢了。既然是京师的人不赏识曾巩，而有司又失落了他，那么只有欧阳修自己结识他了。于是在他临行时，就写了这篇序文，使了解曾巩的人能够知道有司不能识拔曾巩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同时，又庆幸他能够独自结识了这样的人材。这里，作者虽然强调了他同曾巩认识的由来，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密切，但更其突出的是，把“有司”始终摆在受批判的地位，从而显示出对不合理的科举制度亟须彻底改革的必要，对那种盛行于五代末和宋初的绮靡文风的亟须整顿的必要。使主题思想随之脱颖而出，使人们透过质朴酣畅的论述，领会到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

欧阳修于庆历元年以校勘迁太子中允，成为京官。后因崇文总目成书，自馆阁校勘迁集贤校理同知太常院，请求补外，因此任滑州 (今河南滑县)通判，而曾巩则已回到江西抚州去了。由于欧阳修一贯直言敢谏，力陈弊政，大胆提出改革的建议，故此得到仁宗的赏识。到庆历三年，仁宗起用范仲淹、杜衍、富弼和韩琦等忠谏之臣，分列二府，匡辅朝政。同时增设谏院，取敢言之士任职。欧阳修首先当选，以太常丞知谏院。由此可见，欧阳修在抨击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荐拔贡才等方面的时论，是深合时宜的。他对文风的改革，也是雷厉风行的。

字数：2591 作者：韦湘秋
知识来源：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451-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