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墨池记》原文、赏析和鉴赏

2019-06-06 可可诗词网-曾巩 https://www.kekeshici.com

曾巩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耶?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耶?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耶?则学固其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耶?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耶?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耶?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墨池记》堪称古代“记”体散文中的名篇。原是曾巩应抚州州学王盛的约请而作。全文以王羲之墨池遗迹的传说为题,从书圣涮笔洗砚、尽染一汪池水的佳话落笔,阐发了王右军书法成就乃得之于“以精力自致”,并“非天成”的道理。并继此而宕开一笔,从书法论及治学,由治学引申为道德修养,直至推衍出“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的“被于来世。”通篇即事生情,托物言志,穷尽事理,启人心迪。作者虽写的是篇不足四百字的小品,唯其行文娓婉蕴藉而古雅平正,唱叹有致而舒缓不迫。正充分显示了曾巩散文谨严、醇厚、自然、流畅的风格,此文历来以享有“名家名篇”之盛誉而为后世所称道。

曾氏撰《墨池记》于庆历八年(1048)九月。恰值作者步入而立之年。此时的曾子固,虽仍无一官半职,却已历经厄运。“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宋史·曾巩传》) 然而,家境之变迁、生活之重担、并不能折堕其心志。唯有“昆弟六人,久益 落”、“应试,每不利于春官”(《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三》) 更见其仕途坎坷,事业艰辛。这种经历与身世,使困顿故里的曾巩对生活、对社会、对个人前途的认识日趋深刻,思想也较早地成熟。所以古人对他仍“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 (同上),终生苦学不止的精神尤为赞叹。曾氏在后来的《学舍记》一文里回忆过这一段终日奔涉操劳,“力疲意耗,而又多疾”的生活。即使在困境之中他依然能潜心读书,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可见其严肃的生活态度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其实,此刻的曾巩虽久试不中,他的文章早已名扬于世。庆历元年 (1041) 二十三岁时,即结识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欧“一见其文而奇之。”(《曾巩墓志铭》) 次年,曾子固首场试落第南归,欧作《送曾巩秀才序》,感慨“曾生之业,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欧氏识才、惜才的慧眼匠心,溢于言表。他甚至情不自禁地对曾讲:“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而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所谓伯乐相马,欣慰若狂的心境当可想见。由《墨池记》的行文所叙,曾巩此时正羁绊于江西临川 (即抚州),以其志向与胸襟,墨池遗迹应在游览凭吊之列。偏“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而州学教授王盛既仰慕曾巩的才名,又有意借重古人故迹,勉励后学,遂有“约请”曾氏撰文以“愿有记”的缘起。

恰恰是一代大家的曾子固,以其见书圣墨池,叹“精力自致”; 以其半生困顿,慨文坛时尚,免不得会生出牵想万千。或许“约请”正中作者下怀。于是欣然命笔,有感而发; 一时间文思泉涌,侃侃潺潺,意犹未竟。由此可知,《墨池记》并不是单纯应景应请、草率敷衍的急就章,而真正是作者动之以情,凝聚于纸笔的肺腑之言。看来,所谓名家名篇,即使出自文坛巨匠之手,其经历与思想的蕴藉、深沉和成熟理应在文法与技巧之上,用曾氏自己的话讲正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者”。读《墨池记》可证作者此言不谬。

《墨池记》的全文可分为四节,除末节是“记”体文通行的格式,余者各成段落。在北宋六大家中,曾巩散文向以长于议论取胜。无论短篇巨制,小品大题,一概“平平说去,不断,最淡而古” (李涂《文章精义》)。此文通篇虽以故迹“墨池”为线索,贯注首尾的却是曾巩独有的那种“春蚕吐丝,春山吐云,不使人览而易尽” (沈德潜《评注唐宋八大家古文》) 的“阴柔之美”。作者即景生情,借记述故迹立论,全文叙议交替,辞浅寓深,脉胳清晰而波澜迭起。以曾巩持论之稳妥,态度之恳切,文字之淡古,不仅使题意旨趣飞出“墨池”之外,更留下作者之苦诣情志于纸笔之内。其间,唯行文的锋藏不露、尊题切意; 即物明理、味淡而甘; 结构整饬,活脱多变,更生动地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的追求与功力。而这正是名家名篇的《墨池记》所以能传世扬名的原因。

历来行文莫贵于尊题。面对着几乎是由人预先拟定的题目,又何况是“题甚枯窘”(《古文笔法百篇》)的小题短篇,《墨池记》要写好亦有其难度。直切题旨或许是一般人的常用方法。曾巩不愧为大家,其运笔果然与众不同。落墨即着眼于大处。先写出“新城”的地理方位:“临川之城东”、“临于溪”,且“隐然而高”;待指明“墨池”正在“新城之上”,文应有意处又似无意,使文章的起势便不俗,既简约粗疏,又有点有面,体现了作者对“天工与清新”的理解与活用。可以想见墨池遗迹年代久远,其本身恐无值得描述的细处。然而,历来“文似看山不喜平”,单写墨池,势必“甚窘”。所以曾巩连用几个较精确的方位词语,“城东”、“高”、“临溪”等,便勾勒出墨池所处的环境。作者的视野是极宽阔的,能由大而小,从远到近,先整体后局部,给人以“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趣妙。继之点出墨池“洼然而方以长”的外形特征,并巧用新城的“隐然而高”对比于墨池的“洼然”。一“高”一“洼”,无异于拍摄下一组生动简明的“特写镜头”,墨池也变得明晰与亲切了。

在如此简短而又有一定格式的“记”体散文中,要达到“豪华落尽见真淳”之文学审美的较高层次,尊题切意也必须打破“记”体的成规俗套,有所创造和新意。而曾氏深谙此道。一旦墨池遗迹的环境、位置、形状、特征能使人“身临其境”,作为“向导”的作者便从文中的“实地实景”里轻灵地“淡化”,并跳出了圈外。他冷静地借用南朝荀伯子《临川记》中的记载。表明称此“洼然”而“曰王羲之墨池者”,原出于古人之口。作者自己的判断或疑惑并不直接道破。行文中出语平淡古雅,纸笔间又藏锋不露,显示了曾子固文思之捷警,运筹之精妙。可见曾氏对“记”体散文、对尊题切意的理解自有其独到处。同寄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相比较,《墨池记》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更多地体现了曾巩散文对冲淡自然而又意境深远之美的追求与探索。

文势直笔而下。曾子固以王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阐明墨池得名之由来。文字平直,记述浅显。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形散而神不散,句句并不离题旨。其中典故轶闻处处有据,顺理成章,书圣墨池遗迹,愈发令人深信不疑而油然起敬。

据考,为历代所记诵的墨池遗迹并不止一处。所传浙江的永嘉、会稽;江西的庐山、临川;湖北蕲水;山东临沂、河南陕州等地均有记载。曾巩此文所指为江西临川。《墨池记》中的荀伯子系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所著《临川记》(一作《临川志》)六卷,今佚不存。而张芝、王右军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家。一在东汉,时誉“草圣”;一出东晋,世称“书圣”。后者草书虽学师于张氏,更兼能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终练成“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自成一体的流妍美体字势,后世标为楷模。王羲之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张草犹当雁行,张精熟过人,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王羲之《自论》) 可见,“临川墨池”并不一定就是“晋王右军遗迹”。不过,作者撰记的题旨并非在于考订故迹与传说。而轶闻之寓趣,传说之美好,使得作者既不愿轻信,又不忍否定。因此,对一般记述人事、名胜的“记”体散文,必得有一番详实真伪的考订,在《墨池记》里反而显见多余了。于是曾巩在行文中故意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借重荀伯子之文,以设问句作结,既别致又委婉。含蓄之内颇添几分情趣,真是妙在“不明不白”,妙在不予点破之中。

宋代散文“长于议论,而欠弘丽”,曾巩更是将叙事、议论糅合在一起,每当文势转折之处,或别出心裁当议不议; 或以夹叙夹议、追叙补议连缀上下,使全文首尾贯通,不露痕迹。一句“岂信然耶”的设问引出了一段议论,而论中杂以追叙,促文势转入二节,显得简洁自然。所谓王羲之“不强以仕”,以及“极东方,出沧海”,漫游、隐居的经历,《晋书·王羲之传》亦有记载。王右军因耻与王述 (官拜骠骑将军,时与王羲之齐名一—作者注) 为伍,遂由会稽内史任上称病辞归,从此隐居山阴,誓不再仕。曾氏有感于书圣嗤鼻宦海的高风亮节,赞扬他寄情山水的品格心志,不由地抒发出深切的感慨。“岂有徜徉肆姿……”是又一句设问,与上节的“定信然邪”相呼应,顿使波澜迭起。实际是作者巧以史传补充说明墨池得名的来历,既有史籍的记载证实,又满含着曾巩推测、商议和恳切的口吻。语调婉转,情浓辞浅,越发显示出作者的循循善诱,果然是“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 (刘熙载《艺概》)

作为一篇兼有记述人事与名胜的“记”体散文,曾巩写《墨池记》的手法很富于变化。作者善于因事生情,即物明理,夹叙夹议的阐发,而文字质朴无华,如促膝交谈,诚恳热切,格外引人人胜。一边是实写地理方位:“墨池”的环境、形状、特征; 一边是虚衬推测判断: 遗迹之来历,命名之根据。曾巩边叙边议,取之以传说轶闻,借重于古人典籍。在平淡形散的概述中,融汇了作者对人事与遗迹的评价与态度,叙议交叉且构筑精巧,而相互印证又生动活泼,使全文题旨深远,文学气味浓厚。其中巧用与多用“设问”堪为全篇的绝妙之笔。以“岂信”、“岂有”、“岂其”、“况欲”、“因以”、“其亦”等句式与关联词或设问不答、或反问自答、或以问代叙、代议,或以问直抒情怀。无一不是给文章的揭示题旨,结构的错落变化增添异彩以“岂信然邪?”收束首节文字,导引出下文的:“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既使行文相互照应,又使二、三节的议论有陪衬。有依托、有发端,也才有下文的从一汪池水,一处故迹,写出“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所无”的无穷新意来。以关联词“则……然”、“则……况”代叙代议,其中含有“岂其学不如彼耶”和“况欲深造道德者耶?”二句设问,一句一个转折、起到行文缜密,层层递进的作用。据《晋书》王羲之本传称:右军之书法,始未有奇,并不如当时的庾翼、郄愔。晚年“尝以章草答庾亮”(庾翼之兄),亮叹服,以为可比张芝。作者紧紧抓住了“晚乃善”这一关键的事实,指说古迹,阐发议论。语气也由恳切、商量而一变坚决与肯定。“池水尽黑”也好,“徜徉肆恣”也罢,《墨池记》的题旨“精力自致”而非天成”终于在设问句的推测与判断中显现出来了。作者以“晚乃善”反证作为史实的王羲之“徜徉肆恣”“尝自休于此”的堪可信实。所以临川墨池也成为确凿无疑的遗迹了。这既是“晚乃善”史实的作用,亦是设问句的逻辑力量的工力。此处用设问句,深化了“学固不可少”的题旨寓意。进而指出学子尚且“其学不如彼”,何况“欲深造道德者?”一问便是一个转折递进,陡然使文章的主旨更深一层。从所谓“池水尽墨”到“精力自致”而“非天成”,再到“深造道德者”,作者的论述虽只是两个转折、设问;对于曾巩所担心的文坛时尚和州学诸生员来说,理应是切中肯綮、启人心智的发聩振聋之辞。行文问中有答,以问代叙代议,简炼而明快;而文势则前后连贯,水到渠成。

篇末又回应墨池。从记文之缘起推及“王君”之本意,指出“恐其不章”、“爱人之善”、“以勉学者”之心确实难能可贵,且语辞谦恭而朴实。曾巩似乎意犹未竟,更借“王君之心”作深入论述。深刻地指出:虽人有“一能不以废”,“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的“被于来世”。结尾上的“何如哉”三字如敲警钟,余音绕梁。这一问中满含曾巩的情怀:无论是为学有所成,还是为一能一技,尚且需“池水尽黑”至“晚乃善”;何况如“仁人庄士”那样的“遗风余思”,既有用于当时,又能留芳后世,则更需要志在“深造道德者”们毕生的努力。作者惜墨如金,以“精力自致,而非天成”作全篇之“文眼”,设置巧妙自然,警句醒人又使题旨隐显、意境虚实,令人击节称叹。作者对关联词与句式的雕琢与变化,使叙、议杂辅于行文之间;尽留论辨在转折之处。而作者对古人之仰慕之情,对州学生员与今人的期望之忧,在全篇婉转自然、回肠环复的唱叹中,表现出独特的深沉与含蓄。

总览全文,《墨池记》虽是篇小题短制,曾子固亦舒展起大家手笔,敛气蓄势,藏锋不露。于冷静、平和、淡化之中铺排出一番即物明理的议论。通篇结构整饬、精巧,极富变化,如春云吐岫、出人所思。多用设问,或叙或议使文章小中见大,意境无穷,而语辞婉转、流畅、平易,洋溢着尔雅醇厚、味淡而甘的清郁和隽永。正如清人沈德潜所叹“令人徘徊赏之”(《唐宋八家文评注》),别一种情致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