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苏明允哀词并序》原文、赏析和鉴赏

 

曾巩

 

 

明允姓苏氏,讳洵,眉山人也。始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复为文。盖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 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 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 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于其穷达得丧,忧叹哀乐,念有所属,必发之于此; 于古今治乱兴坏,是非可否之际,意有所择,亦必发之于此; 于应接酬酢万事之变,事虽错出于外,而用心于内者,未尝不在此也。

 

嘉祐初,始与其二子轼、辙复去蜀游京师。今参知政事欧阳公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既而明允召试舍人院,不至,特用为秘书省校书郎。顷之,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编纂太常礼书。而轼、辙又以贤良方正策入等,于是三人者尤见于当时,而其名益重于天下。

 

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礼书,未报。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辅臣至间巷之士,皆闻而哀之。明允所为文,有集二十卷,行于世。所集《太常因革礼》 一百卷、《更定谥法》 二卷,藏于有司。又为 《易传》,未成。读其书者,则其人之所存可知也。

 

明允为人,聪明辩智,遇人气和而色温,而好为策谋,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颇喜言兵,慨然有志于功名者也。

 

二子轼为殿中丞直史馆,辙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丧,归丧于蜀地,既请欧阳公为其铭,又请余为辞以哀之,曰:“铭将纳之于圹中,而辞将刻之于冢上也。”余辞,不得已,乃为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气甚夷兮志则强。阅今古兮辨兴亡,惊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马兮驰无疆,决大河兮啮浮桑;粲星斗兮射精光,众伏玩兮雕肺肠。自京师兮洎幽荒,矧二子兮与翱翔,唱律吕兮和宫商,羽峨峨兮势方扬。孰云命兮变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阳。维自著兮煌煌,在后人兮庆弥长。嗟明允兮庸何伤!

 

 

 

史载宋六大家初以文章擅名于天下,继而先后登第入仕。或守京阙,或放外任,虽宦海沉浮,时有升降褒贬,终究走的是由科举场闱而登堂入室的老路。其中以登科年龄而论则苏辙年十九,曾巩年三十九为其首尾,余者凡“高中”之日无不是激扬文字,风华正茂之时,正所谓名显于世,仕食人禄而成时代骄子。唯苏洵(苏明允)以一介布衣而成“一时之杰”,且为“百世所宗”,即使晚年以“老苏”而“名动京师”,亦因朝庭大臣徒推其文才而并不重用。虽然嘉祐五年(1060)八月特任命苏洵为“试职”秘书省校书郎;第二年七月又迁为霸州文安县主簿,终究是官职卑微,以一个九品小吏打发“王佐之才”,遂衍成“老苏”郁郁不得志的终生遗恨。与其余五家相比,苏洵的一生或许是最凄凉的。所谓“书虽成千百篇,爵不过于九品”(《嘉祐集》附录),何尝不是既赞叹了“老苏”的“千载微言焕然可知”(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又是对苏洵坎坷一生的愤慨、不平和志哀志痛。

 

曾巩的《苏明允哀词并序》便是这种赞叹与志哀中的一篇名著。据史载,北宋治平三年(1066)“四月戊申”,“老苏”以疾卒。一时间“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而“为之哀词铭诔者甚多”(欧阳修《苏明允挽歌》),以至“朝野之士为诔者百三十有三人”。(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可见苏洵对朝野与文坛的影响之大。“老苏”的亡于不得志,自然使天下有识之士扼惋痛惜,因此才有“二子”(指苏轼、苏辙)“既请欧阳公为其铭,又请余(指曾巩)为辞以哀之”的敬祖节哀之举。苏洵长曾巩十岁,是年,曾氏正应召在编校史馆书籍的任上,对苏洵之死更是满腹慨叹,所以能一浇胸中块垒,化作通篇的表彰与颂扬“老苏”的文字,其笔墨平实,不守成法,跳出了哀辞抒“伤悼之情”的旧框框。重臣韩琦的《苏员外挽词二首》有“名儒升用晚,厚愧不先予”,“美德惊埋玉,瑰材痛坏梁”二句,既含深深的自责,又对苏洵的大器晚成颇多赞颂。本文作者正立足于记叙苏洵晚学有成,扬名显世的经历与成就,辅之以教子有方、父子三人文章的“尤见于当时”。全篇结构自然精巧,层次明析,转析不露痕迹; 而行文质朴淡古,不饰雕琢。全篇内涵深邃却隐寓笔端,委婉环复,更兼以骚赋体辞结篇,感情浓烈,音节响亮,声韵铿锵,使前序文后哀辞的结撰如细语婉言,又似玉振金鸣,给人以艺术上的强烈感染。

 

“哀祭体散文”滥觞于《诗经·黄鸟》篇。由魏晋起,逐渐盛行。唐宋以降则多有名篇佳构传世。八大家中唯韩愈《祭柳子厚文》和欧阳修《祭尹师鲁文》。后世更引为楷模。刘勰《文心雕龙·哀吊》篇称“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又指出“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可见内容上的“主于痛伤”,措辞以情之所至,悲泣因文而生当为“哀祭体散文”的主要特征。其语言形式,或韵语、或散文。前者则又分四言、六言、杂言; 散体、骚体、骈体等不同。唐以前祭文多有序,正文则以骈俪的韵文成篇。后世却不受限制,时有变通与创新。曾巩此文,虽循古制以骚体结收全篇,但“序文”却打破常套,不守成法。行文明白如话,直举胸臆,虽祭奠死者,通篇反立意于“颂扬”二字,落墨婉转,要言不烦,情至文生。难怪苏轼苏辙二子坚持请曾子固“为辞以哀”,且“辞将刻之于冢上。”读曾氏此文,无不慨叹苏明允的晚学有成,“布衣驰誉”,(欧阳修语) 贤良用晚的一生。而作者以净洁流畅的文笔将“晚学”与“晚用”巧作记述,看似琐琐絮絮,各成章节,其实在淡古平实的行文中彼此紧密关连。而作者的浓挚情感,无限悲痛已凝集笔端,溢于言表。恰如在颂歌声里辩听呜咽,无不令人慨叹顿起,临风落泪。

 

曾巩此文起笔落于苏洵的“少不喜学”,屡试“皆不中”。篇首即点出“老苏”的与众不同之处。使文章的谋篇布局不拘泥于俗套,哀词之题旨亦由此而生发。文中所谓“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是指从天圣五年(1027) 苏洵初应举进士而不第,继而在景祐四年 (1037) 奉诏礼部贡举不中,直到庆历六年 (1046) 以布衣应新设置的“茂材异等科”的考试又不中,凡三场三试,屡遭挫折的经历。从18岁到38岁,苏明允二十年中几番出川入京,又几番落第返蜀,真是“此路常周旋”,“累岁不得官”。其问的甘苦心血,个中五味远非常人所能解。曾巩以“始”、“又”、“皆”三字一笔带过,虽节省了篇幅,却略去了“苏老泉年二十七始大发愤”的一则佳话。虽然“老泉”之名历来有所争执,或以称苏洵之号,或指为苏轼之号,终无定论。然南宋以来多称苏洵号老泉,以至童稚习之,相传为约。后世以苏轼《阳羡帖》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图记为证,似“老泉”号应归东坡晚年。唯莫衷一是,权以市井传言之中“苏老泉,少不学,二十七,始发愤”为世俗,仍从旧议。不过,苏洵“少不喜学”却总是事实。“老苏”自己也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祭亡妻文》),“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送石昌言使北引》)可见并非不学,而是学无所成。尽管妻子、亲朋邻里对他心存忧虑,其父却纵而不问。每见问其故,或“笑而不答”,或曰“非忧其不学”,或曰“非尔所知”。可见知子者莫若其父,苏洵的“游荡”增加了他对社会的认识,父亲深知儿子的不囿于死啃书本的奇志,所以能因材施教,静观其省悟,择选时机。果然有“廿七始发愤”的突变。司马光的《程夫人墓志铭》中称苏洵“一旦慨然谓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恶使子为因我而学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府君(苏洵)由是得专志于学,卒成大儒”。欧阳修也称其“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苏明允墓志铭》)可见苏洵的“廿七始发愤”乃出自于非凡的志向,一句“吾自视今犹可学”,展示其百倍信心,擦掌磨拳,确实难能可贵。所以反观“游荡不学”,正是他卑视“声律记问”之学,胸怀豪情大志,落拓鞍马,纵目天下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其妻程氏亦深明大义,虽“欲言之久矣”,却“恶使子为因我而学”,在发愤苦读这方面与苏洵的“自视今犹可学”想到了一起。

 

辩析老苏的始发愤,或可证苏洵非同俗辈士子。虽屡试不中,倒已“有名蜀中”,“名动京师”。如若将苏洵“大发愤”称作人生的第一转折,那么,“老苏”由38岁起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上韩丞相书》),便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大发愤”。苏老泉的可贵也正在此:27岁时“发愤”志在科举仕途;38岁即“发愤”于学术与人生,坚意走自己的路。所以曾巩在“序文”中称赞他“归,焚其所为文,闭户读书。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复始为文”。苏洵的焚稿以告别科举,决心之大确出人意料。其“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苏明允墓志铭》)苏老泉之所以成为八大家之一,正是由于他彻底摆脱了这些“不足为学”的“声律记问”,抛开了“不足为观”的科举埸闱之文。读书有了真正的自由,才辩出古人文章的真味,于是渐有“豁然以明”,日趋“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的境界。如此看来,曾巩在选材时恰恰是抓住了苏洵更应为人称道的“绝意功名”、“发愤学术”,而有意舍弃了颇多传奇色彩的“廿七始发愤”,从立意深处便高出一般的哀祭文章,成为不亚于欧阳修的《苏明允墓志铭》和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的三大名篇之一。

 

《宋史·苏洵传》称其“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经历了二次“发愤”的苏洵应当有如此的褒奖,所以曾巩用了一连串整齐的句式,历数“老苏”文风之恣肆纵横,笔力雄健,格调高古。作者从析理、引喻、侈约、远近;“大小微著,“烦肆乱流”;以及语辞、气势,“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写尽了苏洵文章“博辩宏伟”、“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艺术造诣之高妙。继而,作者著意于“发之于此”四字,进一步指出苏文语出惊人,“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深刻内涵。首节中的这一段写得相当精彩,行文对比强烈,语句或散或骈。尤其是中间的“以余之所言,于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一句,语辞警策,概括极精练,且承上启下,转折又极自然。苏洵著文“好为谋策,务一出已见,不肯蹑故迹,”所谓“惶惶有忧天下之心”,所以欧阳修也赞不绝口;“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

 

通观全篇作者尤详写“老苏”文章的精湛,极尽赞辞颂语。行文以此为中心,将“老苏”教子有方,遂使三苏名闻天下,以及三苏的仕途概作略述,使得序文的重点非常明确。同:“廿七始发愤”一样,苏洵的教子有方亦广有传闻。其中以老苏的《名二子说》一篇更集中地表现了他对轼、辙二子的期望与训戒。曾巩在序文中只述三苏的游历京师,二子的“擢之高等”,其实笔端间倾注了对苏洵家教得法谨严,颇具预见的赞叹。及至嘉祐二年,轼、辙二子同登科弟,欧阳修更惊呼:“快哉! 快哉! 老夫当避路,让他出一头地也! 可喜! 可喜!”并且断言”“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可见文坛代有新人,原是由欧氏这样的大师奖掖,苏洵这样父辈培育的结果。对老苏来讲,“绝意于功名”之后,二子的名震文坛或许是他的最欢娱的喜事与心愿。曾巩撰此哀辞,注意了记述的侧重点,在材料的选用,行文的角度都力避与欧阳修的“墓志铭”雷同。如赞三苏的文名于世,便用了“读之者”,则“或惊”,“或叹”、“或效”; 而三苏的文名海内,则以“人知其名”,“家有其书”。作者斟词酌句,语辞非常洁简,然文势直贯而下,文句的效力极高又颇多才气神韵,读来并不觉雕饰,反给人以质朴平实、确凿有据之感。

 

苏洵的“颇喜言兵”历来为人所称道。其专涉“言兵”的著作很多,如《权书》、《制敌》、《审敌》、《御将》、《兵制》等,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所以曾巩称他“慨然有志于功名者”,是很恰当的。此处作者的落笔仍然在苏洵的最终登临文坛的高阶,与篇首的屡试不中作对比,既照应了文章头尾的结构完整。又始终围绕着序文的宗旨。至于“召试舍人”,“特用为秘书省校书郎”和委以“文安主簿”的所谓“仕途阅历”,也都是一笔捎过,并无拖沓之感。作者从老苏的众多著作中只选点出《太常因革礼》、《更定谥法》、《易传》等三部,虽然前二书成卷而“藏于有司”,后一书“未成”,但作者却以“读其书者,则其人之所存可知也”大加褒奖,自始至终将人品、书品、文名结合在一起,融汇在字里行间,这无疑是本文的特色之一。

 

哀祭散文却以颂扬为宗旨,脱尽“伤悼之情”又处处志哀志痛,作者的手法之妙使本文一反旧法陋习,显示出作者文思的敏捷过人。虽然曾巩赞扬苏洵的闭门苦读,显世扬名的封建观念,但苏洵能抛开科举窒息,独创新路,锲而不舍的态度与精神,却是很值得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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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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