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少游遂卒于道路，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正如此。各宜閟啬，庶几复相见也。儿侄辈在治下，频与教督之，有一书，幸送与。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提起李之仪，人们或许马上就会想到他那首“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卜算子》来，他是位词人，字端叔，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他的生年不详，卒于1117年，活了八十余岁;以此推算，他的年龄很可能较苏还要大一两岁。元祐八年 (1093) 苏轼出知定州 (今河北定县)，请李之仪为幕僚，辟掌机宜文，可见两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这是苏轼给李之仪的一封复信。“某年六十五矣”，时为元符三年(1100)。这年正月宋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照例要大赦天下，苏轼因而得移廉州 (今广西合浦)，于六月离开了整整谪居三年的海南岛，此信当是到了廉州后写的。从内容看，苏轼已得知再移永州 (今湖南零陵) 安置的消息。

作为书信体，通常只是叙事而已。苏轼尺牍的妙处，在于“输写府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 厅题名记》)。在于真情坦露，使人能够洞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这封信便是如此。能够步步北归，“或得复与公相见”，自当值得欣慰。事态究竟如何发展，苏轼已经淡漠了。所谓“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正是这种淡漠之情的披露。一方面作者年已垂暮，身体多病，又加历尽磨难，内心不免感到凄凉，另一方面也是对朝政的怀疑，并不抱什么希望。苏轼并非不往前看，只是此时已不太关心政治风云。他想的是如何以自己的薄力给后人留下点什么，故感到可喜的是，“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可以“有益于”后人。给这三部书作“传”，花费了苏轼一生中很大精力，尤其是《苏氏易传》，集中体现了他的世界观。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先君(苏洵) ……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 (苏轼) 述其志。”苏轼终于在有生之年完成了先君遗志和自己的宿愿，正是“可喜”的原因。

有可喜，有可悲。信中接下叙秦少游卒事，话不多，却极沉痛。少游(秦观) 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他的死给苏轼很大刺激。苏轼得到移居廉州时还曾给秦观去信，时秦观谪居雷州 (今广东海康)，以为很快就会见面，不料数日后便得到秦观去世的消息。“世岂复有斯人乎”，不仅是因两个人的情谊而“哀”而“痛”，也是为国家失去了一位难得的人才而悲伤。

差可为慰的是，受信人端叔年纪虽老，“然颜极丹且渥”，日后或可有“复相见”的希望。“仆亦正如此”，又是安慰朋友的话，其实并不“如此”。最后以感激和嘱托的话作结。

通观全信，作者心绪很复杂，行文又极跌宕。由忧而喜，由喜而悲，由悲而慰，从叙事中带出感情的起伏变幻，真挚自然，可视为苏轼晚年书札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