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某启：便舟来，辱书问讯，既厚矣!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矣。此道比来几熄，亦岂有语此者耶?

新春伏想起居佳胜，某与小儿亦粗遣。困穷日甚，亲友皆疏绝矣!公独收恤如旧，此古人所难也。感怍不可言，惟万万以时自爱为祝。舶回奉启，布谢万一，不宣。

东坡晚年的文采大气，恰如夕阳一样绚烂漫天，他于《自题金山画像》中回顾平生功绩，“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果说，这是苏轼对他的抱负、功业将付与水月海风，而徒叹奈何的自嘲，倒不如说，他是用一句豪迈的戏言，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儋州海南时期的苏轼，文如其人，清风高妙洒脱，书简，随笔，小品，信笔游去，自是余韵回荡。《与程全父》中散发出的朴直磊落，逍遥淡远的气息，完全是苏轼进退泰然的旷达的人格再现：慈蔼，率直、博洽、自由高远。品文，乃品人也，正是苏轼的人品，造就了他情真意切的美文——貌似平淡，而“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与侄论文书》)。

苏轼这封信的收方程全父，即程天侔，字全父，在当时广东路罗阳郡担任官职。时东坡老人独身一人栖居天涯海角桄廊庵，“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大率皆无尔”(《答程天侔之一》)应有皆无，困厄清孤。是程氏父子用海船从海峡岸北为他送来米酒糖药，传送万金家书，并照料东坡老人在惠州的儿孙苏迈等，程氏乃是东坡老人患难中的至交。由此，我们对信首一句“便舟来，辱书问讯，既厚矣!又惠近诗一轴，为赐尤重”，感到程全父的情意又“厚”又“重”，丝毫不觉得是矫情枉词，相反，却深深体会到东坡老人那谦厚慈蔼，情真意朴的情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史记·汲郑列传》)。正是那种不以人情冷暖而冷暖，不以世态炎凉而炎凉的患难之交，才使苏轼把程全父带来的诗卷文轴，与陶潜、柳宗元并列为当时心目中的三友。“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今又辱来贶，清深温丽，与陶、柳真为三矣。”如果我们尚能知道东坡老人一生文涯中，只把陶渊明、柳宗元目为心中左右二友的心情，那我们就等于知道了东坡老人把程诗“与陶、柳真为三矣”的感佩心情，是何等的朴素而深挚了。从修辞意义上看，首句“既……又，……尤”句式，成句自然，而感情却层层递进，步步加深，象嗜书文如挚友的苏轼，在“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的少书无友的境况中，怎不对“辱书问讯，……又惠近诗一轴”感到欣慰喜悦呢?从东坡老人这几句文省字俭却情深意长的道白中，几乎完全能够肯定，程全父绝不仅仅是以诗书赢得东坡老人的感佩，而是以他与诗一样的清润深厚温美的人格，赢得了东坡老人对他的嘉许谢忱。诚然，假如东坡老人只是忧世忧民不遂，而怨愤积于胸怀，愤世嫉俗，那我们也就无法想象，他最后还能否随遇而安，怡养天年，文情纯朴自在了。正是儒家的和谐中庸，释家的洒脱，老庄的恬淡自然，使东坡老人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为古今最相通的文友，而连忠君报国的屈原、司马迁、杜甫都不能在他心目中达到如此高的位置。这就使我们进一步领悟到东坡老人的气质、志趣，领会他朴素高远的文风，领略他和蔼近人的感人情操。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看到了苏轼晚年渐老浙熟的文品与人品，和谐自然地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他一生中，在暮年时才显露出来的简朴淡远的文风，从而与他早年的豪健超迈的龙笔凤墨，共相辉映传世。

当我们把审美的眼光，投射到此信的下文时，就看到了这位大文豪，在他暮年自吟自叙的日常起居文字里，所显示出的温润气韵和纯朴情愫，“新春伏想起居佳胜，某与小儿亦粗遣”，一老翁与一小儿，相互陶乐融融，不以物易人非而消沉，即使在夕阳暮年中也展示出宁静安馨的自在景象，使我们更能感受到苏文的老到成熟和情真意切的美感。至于“公独收恤如旧，此古人所难也”，既是对程全父的一再感谢，首肯其善良的人品，回应上文，也是对世情交态的评判，言深意远。的确，文章质朴到近乎平淡，人品朴实到近乎于毫无芥蒂，“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沧浪野录》 ·苏轼语)，正是情真意切而又朴素的散文生成的泉源，它使得一切刻意追求，矫情枉词的虚文空言变成一堆废纸。东坡老人正是以这种语言、情感、心智的大朴素，向我们呈现了值得深切品味，回思不尽的人品与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