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臣窃以为陛下既终亮阴，考之于经，则群臣进戒之时，而臣待罪近司，职当先事有言者也。窃闻孔子论为邦，先放郑声，而后曰远佞人; 仲虺称汤之德，先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后曰用人惟己。盖以谓不淫耳目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能精于用志; 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 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 能知人，然后佞人可得而远，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类进于时，有以自竭。则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虽有过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于耳目之欲，至于过差以乱其心之所思，则用志不精; 用志不精，则见理不明; 见理不明，则邪说詖行，必窥间乘殆而作。则其至于危乱也，岂难哉?

伏惟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声色玩好之过闻于外。然孔子圣人之盛，尚自以为七十而后敢从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为不少矣，则臣之所豫虑，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

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时甚难。天既以圣人之材付陛下，则人亦将望圣人之泽于此时。伏惟陛下自爱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后世不失圣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泽，则岂非可愿之事哉?

臣愚不胜拳拳，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赐省察!

熙宁二年 (1069)，初登大宝的宋神宗赵顼励精图治，以广开言路而“考之于经典”，征之于群臣。一时百官纷纷上表，献计献策。王安石的《进戒疏》便是呈奉于此时的一篇奏疏。其文意深辞切，析理透彻; 谨严得体，运笔委婉，素为后世所称道。

“奏疏”乃古代奏议体文中的一种，似始于汉代。考《后汉书·张奋传》有：“臣蒙恩尤深，受职过任，夙夜忧惧，章奏不能叙心，愿对中常侍奏疏。”可见，“疏”作为专门的上行文字，更偏重于条分陈奏，阐述详明。以“疏”名篇的佳作世有传播者，或以为汉之贾谊《论积贮疏》和晁错《论贵粟疏》为上乘。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更是脍炙人口，世誉为珍品。奏议体文种种，凡按劾政事，或据理直谏，或辨驳异议，其格式章法皆有所差。但因其文字面对君王，作者对命意修辞、文法句法都须倍加小心，无不担戴着荣辱升降的干系，乃至横飞杀身之祸。刘勰的《文心雕龙·奏启篇》说：“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要，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刘氏的这番话，无疑指明了奏疏文字的基本要则：一是内容与思想的典雅得体，二是文意与措词的“辨析疏通”。上述奏疏体之名篇无不循此规范。而宋人尤善以议论为文，身为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的王安石则更是以政论文见长，即使如章表书奏一类的上行文体，也是写得恢宏晓畅，穷尽事理，文采斐然。读此篇《进戒疏》，或可见王安石大家手笔之风采神韵。

全文以顶真格式，遵循奏疏文体的程序与规范，除首尾条理，肃恭节文之外，另作三节分述条陈。作者运笔围绕着为人君者当应节制“耳目之欲”和“自重自爱以成德”两个方面，或引证古代圣贤，或对比节制放纵，或启发于殷殷直谏。奏疏生动而委婉，体现了王安石立志于“改易更革”，寄望于新任皇帝的慨然奇志和拳拳忠忱。行文得体典雅，颇见奏疏文之精妙。

王安石作《进戒疏》，条陈奏明的是关系朝纲社稷的大政之根本，虽良言苦口，落笔处却并不好寻。作者偏从自己身为近臣的职责说起。所谓“臣待罪近司，职当先事有言者”，其语出见心，一片忠忱。而“职当先”三字，既指出了作者上奏疏乃地位职务使然，又说明下文中的或戒或谏辞出有因，不令人感到唐突。且以“职当先”直切文题，满含情挚深切，寄寓着王安石对宋神宗知遇之恩的臣子报效之心。奏疏要阐发议论，开篇却叙记朝廷政事，行文从容不迫，脉络清晰。文中“既终亮阴”原有所指。《宋史·礼志》载：“神宗之嗣位也，英宗之丧未除。是岁当效，帝以为疑，以问讲读官王珪、司马光、王安石，皆对以不当废。”王安石尚另有《议入庙札子》一篇，专劝进赵顼即位。然而赵顼坚持守丧至“终亮阴”，始整理朝政，遂有神宗“考之于经”和“群臣进戒之时”。奏疏对史事的前因后果交待得很清楚，使下面的“臣之所豫虑”而奏疏，“陛下之所深戒”者，揭示极自然而出之于理。作者既不悖史实，又能寓事于情，写来得心应手。

史称赵顼年轻有为。虽新君即位而“造朝”，却已求于“考经典”，“征进戒”，其志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而王安石自治平四年(1067)闰三月知任江宁军府事，旋升翰林学士兼侍讲;至熙宁元年(1068)四月，诏以“越次入对”，当面垂询; 直至熙宁二年以参知政事拜相，创三司条例，议行新法。王安石终凭藉二十年外任之政绩而平步青云，直操权柄。其间的累迁累擢皆归之于神宗对王安石才干的赏识。君对臣的了解相知，由初时的“想见其人”，到“入对”，“讲席”、“留坐” (均见《宋史·王安石传》)，其思想与言行是以“改易更革”为共同的基础。此时的君臣同心同德，确是难能可贵。王安石非常珍惜这一点，他在《谢宣召表》中称：“事虽有故，宠实非常”、“含哀去国，扶惫造朝”。可见他对自己之所以能人参大政的原因很清楚，同时也深知唯有依靠神宗的支持，新法才能得以实行，否则只能半途而废。果然，历史以王安石的二次罢相，而神宗或惑于保守势力的攻击，或困于皇族内部的反对，或不满于新法本身的缺陷，虽对王安石尚存敬重，对新法已并不似初衷了。及至元丰八年 (1085) 赵顼去世，司马光当政，悉废新法的消息自然使王安石在忧惧中愕然失声：“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无不曲尽”(《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 真是不幸而言中。作为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这篇《进戒疏》正是“无不曲尽”里的“一曲”，而在文章的艺术上亦体现了“议之乃行”的艰难，以及作者运笔的技艺与心力。

作者直笔进戒，先论君王之“耳目之欲”。王安石以剖析事理精微，层层深入揭示的方法将节制“耳目之欲”的目的、方法、作用一一辩析详明。作者巧运文思，以孔子、仲虺为例。“论为邦”者，须“先放郑声”，“后远佞人”; (佞ning花言巧语的小人) 而“成汤之德”，则“先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后“用人惟已”。王安石著文向不循旧习，正面论述多以引证古代圣贤，既醒人耳目，又是作者惯用之法。历史上王安石与神宗间多有君臣之论，每每称先哲圣贤，而不言近世者。或言“法先王之政”; 或以择术“当法尧舜”; 或辩“四凶而诛”，五贤而旌; 或论“变风俗，立法度”，分清“经术、世务”，以明“方今之所急” (均引自 《宋史·王安石传》)。作者言必称尧舜，其“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 (同上)。王安石认为安邦定国也好，修养品德也好，第一要紧的便是“放郑声”、“不迩声色”。孔子之论与仲虺之称分别见于《论语·卫灵公》 以及《尚书·仲虺之诰》。后世亦以“郑卫之声”为“乱世之音也”(《礼·乐记》)。作者运笔很细腻，连用了两个“先……而后”的句式作反复强调，感情色彩很浓。“殖货利”和“远佞人”固然重要，理应在“放郑声”之后，这实际在论述节制“耳目之欲”的目的。而目的中已涉及安邦、修行的方法。引证由古代经典而来，使行文论述有力生动，结构也显得精巧。以下以紧密相连的排比句式，逐个阐发这种“先……而后”的实施方法与作用。剖析事理，有条不紊，语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而文意亦从物到人，由“声色玩好”，到用志、见理、知人，以至先后、远近得分; 风俗、法度成行。

作者有鉴于历史的教训，仍以“郑声淫，佞人殆”为发端，指出了“人主虽有过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于耳目之欲”的贻害无穷。王安石由句式的递进和措词的尾缀中，从反面论证凡为人君者不能“自戒”的必然结果。“若夫”虽作句首的发语辞，却以假设敲起警钟，语势直贯而下，连连跌宕，而文字简明精辟，醒目惊心。放纵“耳目之欲”者，则其“邪说诐行，必窥间乘殆而作”，(诐bi行：不正当行为。)以“至于危乱”。此处论证一一对应于上文的正面阐述。无论“用志”、“见理”、“知人”，或“能精”、“能明”、“能知”，或截然相反。对“声色玩好之物”能否“自戒”，恰是导致“法度”、“风俗”的或行或成，“邪说诐行”的“至于危乱”之分水岭。作者以反诘句揭示这一段文意。与上文的陈述肯定句式形成强烈的对照。一个是“其易也”，一个是“岂难哉”，断者斩钉截铁，问者振聋发聩。二层文意一正一反，而语辞鲜明、深沉，足见王安石的满腔忠忱，亦足以引起新君神宗的深思。作者的文思过人处，尤在于以骈散相间的文字，使论证层递井然有序，而联缀紧密，环环相扣，正显示了王安石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篇无余语，语无余字”的工力。

作者提醒神宗对“耳目之欲”的节制与放纵早作警惕，语辞满含劝戒之意。三、四两节又径直从皇帝正值青春韶华之际，“享天下之大奉”入笔，自然“惑移耳目者”多，这便是王安石“所豫虑”之一。其二，以神宗身居天阙之位，应不负众望，“自爱以成德”，“自强以赴功”，以期“不失圣人之名”，有为于天下。行文继“耳目之欲”为戒，巧妙地转入直接对神宗的启发和勉励。正所谓防微而杜渐，析理于隐患与忽略之处。语意亦承接上文，而文势却又作跌宕，独辟蹊径，作者先称神宗即位以来“未有声色玩好之过闻于外”，语气委婉，使赵顼易于接受。同时又引述孔圣人的话：“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作比照，论证“臣之所豫虑”，“君之所深戒”的“宜在于此”。文字严密周详，语出有据，可证作者的匠心。奏疏的进戒之意，重点在辩析“耳目之欲”。三、四节行文近于当面的“入对”垂询。文字亲切、诚挚、深沉，既有近臣“职当先”的职责，更有鲜明的针对性，而作者的期待殷切，拳拳忠忱已溢于言表。

可以想见，虽然神宗求贤若渴，诏“群臣进戒”，但在众多的奏疏中定不乏无关痛痒的例行公文。且新君登基，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之中独有王安石的这篇《进戒疏》引用古代圣人贤君的事例，指出不近声色不贪财物的重要意义，提请正值年轻，处于高位的皇帝警惕。论古证今，鞭辟入里。将安邦定国、社稷大业与君王的“耳目之欲”，自重自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一片恳切深沉、语出见心的奏疏文字，透析出发人深省的新意。王安石在奉召“越次入对”之前曾有《被召作》一首，诗中：“荣禄嗟何及，明恩惭未酬”二句或已有此篇奏疏的初衷。而作于同年的《宰嚭》诗云：“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更以宰嚭、西施指称佞人与郑声，笔锋所指恰是《进戒疏》里的隐寓处。而后者的不便明说，或正是奏疏文体的规范所限。至于王安石在运笔时已使劲气直前的文风变得和缓和收敛，这大概既是本文的“短处”，又显示出作者文思多变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