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关于他的字号，他在《寥天一阁文·先妣徐夫人逸事状》记：“生既十二年，染疫独厚……短死三日，仍更苏。……大人以是字嗣同复生矣。”又，《三十自纪》记：时局“处内外虎争文无所用之日，丁盛衰互纽膂力方刚之年……由是自名壮飞”。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1865年3月10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懒眠胡同。父亲继洵，官湖北巡抚。谭嗣同在少年时从欧阳中鹄学习，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于龚自珍、魏源诸家，颇称赏之，又喜读王夫之船山遗书，亦时有对自然科学的探讨。梁启超的《谭嗣同传》称他：“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

        

谭嗣同像

        谭嗣同“幼丧母，为父亲所虐，备极孤孽苦”，自称：“吾自少年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①他推重“任侠”为“仁”，谓“若其机无可乘”——没有掀起巨大改革运动的机会，“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传说他曾从大刀王五（正谊）、通臂猿胡七（致廷）学技击剑术，他说“杀固恶，而仅行杀杀人者，杀亦善也”。
        谭嗣同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后以父命入资为江苏候补知府。1898年8月，他因徐致靖的保荐，入京。9月5日，与林旭、杨锐、刘光第一道受光绪皇帝召见，以候补知府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25日，他在浏阳会馆的寓所莽苍苍斋被捕。28日下午4时，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时年33岁。康有为在此后作《故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候补知府谭君嗣同》五言长诗，云：“慷慨厉气猛，从容就义轻；竟无三字狱，遂以诛董承！毅魄清于天，神旗化长星！”
        晚清佛学，风靡一时，为许多先进分子和革命者所信奉，用来鼓舞斗志。谭嗣同的《仁学》对佛学由衷赞美：“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勇而雄强刚猛者也。”他在变法维新时期，表现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牺牲精神。梁在一篇文章中称赞说：“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位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②另外，梁启超在《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吾师友多治佛学。”他概括说：“佛教之信仰，乃智信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乃无量而非有限”，“乃平等而非差别”，“乃自力而非他力”，等等。
        他著有《莽苍苍斋诗》、《寥天一阁文》、《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等，合编为《谭嗣同全集》。梁启超作《饮冰诗话》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在此基础上，梁提出“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融注新理想以入旧风俗”，认为最能体现这一主张的新派健将就是谭嗣同。不过梁又说：“复生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年以后之学，故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其三十以前之诗也。”从谭嗣同的具有诗意的斋号中，我们或许能体味到这位新派诗人的渊含古声的新理想。
        谭嗣同的斋号取得极妙，譬如：莽苍苍斋、寸碧岑楼、楚天凉雨轩、寥天一阁、远遗堂、秋雨年华馆、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和石菊影庐等。
        “莽苍苍斋”之“莽苍苍”者，空邈无际貌。《庄子·逍遥游》云：“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唐成玄英疏：“莽苍，郊野之色，遥望之不甚分明也。”汉王充《论衡·变动》云：“夫以果蓏之细，员圌易转，去口不远，至诚欲之，不能得也；况天去人高远，其气莽苍无端末乎？”形容郊野景色迷茫。从中可以看到谭嗣同寄豪情于旷远之思。
        “寸碧岑楼”，语出《孟子·告子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宋朱熹《集注》曰：“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楼之上，则寸木反高，岑楼反卑矣。”谭嗣同借用了这妙语作自己的斋号抒发豪情。
        “楚天凉雨轩”之“楚天”即楚地的天空，“楚天凉雨”语出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
        “寥天一阁”，语出《庄子·大宗师》：“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注曰：“安于推移而与化俱去，故乃入于寂寥而与天为一也。”“寥天一”即太虚之境，任其自然，入于寂寥，与天合一，特指无为的人和无形的天协调为一。
        1889年夏，与谭嗣同有着相似的性格，一样的爱憎，彼此亲如手足的仲兄谭嗣襄在台湾因病逝世，为此他陷入了极度的悲哀中。消息传来，他如“烈风雷雨”袭来，“猝不能当其一击”，“创钜痛深，瞢不省事，哭诵略定，则志隳形索，清刻至骨，自顾宛五六岁孺子也。于时苍然之感，不可以解”。^①两年后，他将二哥嗣襄的遗文、书信、墨迹以及有关的墓志铭、哀诔、行述等编在一起，定为《远遗堂集外文初编》。其中“远遗堂”之名当是谭嗣同处于极度悲哀中所产生的一种厌倦人世的情绪反映，由此他深信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观点，而“远遗”二字来源于陶渊明诗“远我遗世情”，表达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心境。

        

谭嗣同手迹

        “虫虫虫天之微大弘孤精舍”，典出《诗经·大雅·云汉》：“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传：“蕴蕴而暑，隆隆而雷，虫虫而热。”即热气蒸腾之貌。“虫虫”本身就属《诗经》中一种“重言”现象，即双音的重叠结构，应作形容词，谭嗣同在后边又加了一个“虫”，犹如“莽苍”之“莽苍苍”，是音节的繁复，重叠后意义没有变化。
        “石菊影庐”源于他的《石菊影庐笔识》，此书是他24岁到30岁期间关于读书和思考的一本札记，全书三万多言，130则。因为故乡湖南浏阳盛产菊花石，在《石菊影庐笔识·思篇四十一》中，他赞美这种石头“温而缜，野而文”，他将书房起名石菊影庐。书中突出了“以见大道为公”的思想，并含有自我解剖和自我牺牲、自我磨练的“养气”精神。他说：“古圣人正五色以养明，定六律以养聪，岂能凭虚无而创造哉？”这也许正是他凭借菊花石，创造“温而缜，野而文”之名的真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