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素姐的思想性格异常鲜明，但也充满了复杂性。在我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位妇女，像她这样蔑视礼教的权威，这样的向旧的伦理道德宣战; 但她又是这样的撒泼、粗俗和好逸恶劳。读者可以从一个反常的家庭去看她的“河东狮吼”的表演，但那只是一种浅薄的趣味。人们大约都不会赞成她对于丈夫和长辈的暴烈侵犯，但她竟然敢于这样做，竟然毫不把传统礼教放在眼里，这并不仅仅是个社会学的问题，应该还有它特殊的因素。

这部作品的作者说，薛素姐是仙狐的转世，是来报前世的冤仇的，而且她的一颗少女的心，已在魂梦中被神仙换去，因此出现了小说后来所描写的那种对待丈夫的粗暴侵犯。但为什么作品又写她对于公婆甚至父兄同样都不放在眼里呢?而且又写了其他家庭的大量的阴阳倒置，“牝鸡司晨”的反常现象?这显然不是一种前世冤报的因果论所说得通的。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必须从中国16世纪前后经济基础的变化，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民思想的抬头来看待这个处于封建末世的家庭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解体问题。如果排除作者外加的因果迷信的框架和过份的渲染、夸张，是可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的。

素姐的父亲薛振，原是一名不得志的读书人，他在功名仕途上一无成就，又因逃避家族的纷争，才携家从河南流落到山东，从此弃儒经商，在明水镇上开了个梭布店。这个家庭实际已非书香门第了。素姐是其父落籍山东以后出生的。绣江明水镇，虽说并非城市，但按实际描写，已是一个失去往日宁静古朴的水旱码头，弥漫着市民社会的风气。她的两个兄弟薛如卞和薛如兼虽说仍在读书应举，但她亲近的却是生母龙氏和穿梭于妇女内室、不干好事的侯道婆和张道婆。在这类俗不堪耐的人物的放任和蛊惑下，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禁锢的家门，却落入了污浊的市侩社会，养成了游手好闲，贪图玩乐的心性，“吃鸡蛋，攮烧酒，也绝不像个少年美妇的家风”(第56回)。虽说临出阁的时候，父亲薛振极不放心，还谆谆教导她：“你过门去，第一要夫妻和睦，这便叫做孝顺……翁婆有甚言语，务要孝顺。”(第44回)但到狄家以后，她就顺心地按“嫁出去的女，卖出去的地”的原则行事，父亲也奈何她不得。市民社会礼教的约束本来就比较松弛，我们看唐代文淑僧在寺院演讲佛经故事时，就已有“愚夫冶妇”去“鼓扇扶树”地听讲。礼教社会认为这是不齿之事，但在 《醒世姻缘传》的世界里，15世纪以后绣江县明水地方，已经难于按旧的风俗行事了。那三官庙的兰盆大醮，“不惟哄的那本村的妇女个个出头露面，就是那一二十里外的邻庄，都絜男拖女来观胜会。”(第56回)这就引起了两种观念的冲突。薛夫人径对薛素姐说： “这些上庙看会的，都不是那守闺门有正经的妇人，况你一个年小女人，岂可轻往庙里去!”(第56回)但她还是去了。小说描写道：“她在庙里寻见了侯、张二位老道，送了些布施，夹在那些柴头棒仗的老婆队里，坐着春凳，靠着条桌，吃着麻花，馓枝卷，煎馍馍，喝着那川芎茶，掏着没影子的话。无千大万的丑老婆队里，突有一个妖娆佳丽的女娘在内，引惹的那人就似蚁羊一般。他旁若无人，直到后晌，又跟了那夥娘，前边导引了无数的和尚道士，鼓钹喧天，往湖里看灯。约有二更天气，一直竟回娘家，还说：‘你们不许我去，我怎么也自去了!’狄婆子、薛教授两下里气的一齐中痰……”(第56回)这里写出了明水镇习俗的开放性变化，一个家庭少妇不守闺训，冲出了家门。这一现象，正是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生活的变异。只是在小说里，她的行为被丑化了。小说后来还不止一次地写到她在侯、张两个道婆的蛊惑下长途远游，常常是被 “一席话说的素姐心痒难挠，神情飞越”。(第68回)这本来倒也无可厚非，但她在冲出家门的同时，又不免坠入小市民的俗流。小说的作者固然是以保守的态度对她肆意丑化、讽刺，但在她身上，的确缺少人生美好理想的追求，不代表妇女解放的积极主流。她常常听信道婆的迷信蛊惑，无端地被骗了许多钱财而毫无知觉。母亲去世，她“一心只在烧香上头，也甚无心替她母亲奔丧”(第69回)。上泰山，二百余里路，她骑在驴背上，却强迫丈夫步行，表现着一种自私贪狠的市侩特点。

但是，较之一般足不出户的旧家闺秀，作者的确写出了她身上的某些开放性特性：敢想敢行，大胆、机敏、泼辣，只是总是与小市民的褊狭心理和文化愚昧混和在一起。她不仅敢于上泰山，还敢于闯京师，上成都，在家里搞“窃听”，都是怀着报复和对人的不信任。她闯京师，上成都，并不似赵五娘和秦香莲的千里寻夫，带着封建女子的凄苦;薛素姐靠的是勇气和斗争。虽然有时她不免也吃了一些亏，但总是不屈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必要时，不惜委屈求全。名份、地位、尊卑上下观念，都不在意。她在京城受了些挫折，但仍抱定要畅游一番的目的。她不顾一个孤身女子更兼主仆的不同身份，竟要强在一个随从长班的家中留宿，又扮作一名仆妇随在两位贵妇人的家人队里，混进皇姑寺，“随了两家太太登楼上阁，串殿游廊，走东走西，至南至北，无不周历……心满意足，喜不自胜”。还跟着“享用了一顿甘美的羹汤。这也就是素姐的一生奇遇”(第77回)。赏心悦目，享乐实惠，这充分体现素姐的市民情趣。

《醒世姻缘传》塑造的这一妇女形象，总体看来，虽然有很多缺失和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有时也极逼真而富有个性。譬如第52回，当她在丈夫的张惶神色中，机智地追查丈夫的外遇时，她的语言有如刀剑般的逼人之势。对于婆婆为儿子掩饰沾花惹草的丑事，她的语言又充满了毫不留情的挖苦和讥讽。不过作者常常夸大她的恶行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又把这一形象在外形上也加以丑化，让她瞎了一只眼，塌了一方鼻地丑陋起来。这表明作者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缺乏历史的把握和艺术的分寸感。当然这也是作者保守的思想立场所决定的。但不论如何，让这样一个完全蔑视封建礼教，毫无伦理观念的妇女进入一部小说中，还是富有开创性的。

归结起来，《醒世姻缘传》塑造的薛素姐这一人物，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内涵，它的核心是现实的层次，从中我们看到这个人物在明代中后期商业发达的那个社会中妇女思想行为的蜕变。在薛素姐身上，一方面她表现出开放性的，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一追求，又带着利己的自我膨胀的市侩性。第二个层次是幻构层次，即非现实的因果报应在人物身上的涂抹。第三个层次是审美的层次，即作者在人物身上的带有主观倾向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