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释例
《说文释例》是中国古代文字学著作。清王筠撰,成书于道光十七年(1837)。主要版本有清山东刊本、清四川刊本、沪上石印本等,较为通行的是《万有文库》本。
王筠 (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曾任山西乡宁知县,博通经史,尤长于《说文》。所著尚有《说文句读》3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文字蒙求》4卷、《毛诗重言》1卷附《毛诗双声叠韵说》1卷、《正字略》2卷等多种。
本书共20卷,着重阐发《说文》全书的体例。全书内容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1)对指事(卷一)、象形(卷二)、形声(卷三)、会意(卷四)、转注(卷四)、假借(卷五)等“六书”体例的阐释,力图解说许书分别部居的原因及部首次序安排的内涵;(2)对《说文》中亦声 (卷三)、省声 (卷三)、一全一省 (卷三)、以双声字为声(卷三)、两借(卷三)、一字数音(卷三)、形声之失(卷四)等有关字音部分加以阐释;(3)对《说文》中字形体例进行了总结、分类,如彣饰(卷五)、籀文好重叠(卷五)、或体(卷五)、俗体(卷五)、同部重文 (卷六)、异部重文 (卷七)、分别文累增文 (卷八)、叠文同异(卷八)、体同音义异 (卷八)、展转相从 (卷九)、母从子 (卷九)、《说文》与经典互易字(卷九)、列文次第(卷九)、列文变例(卷九)等项,皆是; (4) 对 《说文》 中说解正例 (卷十)、说解变例(卷十)、一曰 (卷十)等说解之体例进行了归纳; (5)对 《说文》中非字者不出于说解(卷十一)、同意(卷十一)、阙 (卷十一) 等用字问题作了说明; (6) 对《说文》中有关捝文(卷十二)、衍文(卷十二)、误字(卷十三)、补篆(卷十三)、删篆(卷十四)、迻篆(卷十四)、改篆(卷十四)、观文(卷十四)、钞存(卷十四)等版本校勘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归纳;(7)对《说文》中的一些疑点,提出了自己的存疑意见,如卷十五至卷二十二的 “存疑”部分; (8) 对 《说文》 中有关“六书”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主要表现在卷一的 “大书总说”部分; (9) 对 《说文》中读若直指(卷十一)、读若本义(卷十一)、读同(卷十一)、读若引经(卷十一)、读若引谚(卷十二)、声读同字(卷十二)、双声迭韵(卷十二)等有关读音问题,进行了细致地钩沉。这九个方面几乎涉及到了《说文解字》的体例及相关问题的各个方面,且自成一家之言。诚如他自己所说,能 “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所未备” ( 《自序》)。
本书之所以在清代《说文》研究中自成一体系,主要是因其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本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六书”的名称涵义与次序排列问题,在中国文字研究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许慎的 《说文解字叙》中 “六书”的名称和排列次序是: (1)指事,(2)象形,(3)形声,(4)会意,(5)转注,(6)假借。从表面看来,“六书”名称如何,排列次序谁先谁后,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历代对此争论却颇多,因为它关系到对文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的认识问题。所以王筠对此也十分重视,经过反复研核前贤之说,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六书次第,似班书首象形为是。《通志》曰: ‘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能,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许君首指事,似不可解。杨锡观曰:‘文字之作,因事而起。’其说似未确。”在批评了许慎“六书”排列次序不当的同时,又对班固 “六书”的名称提法提出了纠正意见,从而把自来混乱的“六书”名称与次序划归一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第二,本书首次系统地分析了“六书”中形声字的次范畴分类问题,把形声字分析、归纳为以下六种情况: (1) “若江河之类,是左形右声”;(2) “鸠鸽之类,是右形左声”;(3) “草藻之类,是上形下声”;(4) “婆娑之类,是上声下形”;(5) “圃国之类,是外形内声”;(6)“阛阓衡衔之类,是外声内形”。这种规律性的总结,是前此的《说文》研究著作所未曾有过,可谓是本书的发明。第三,本书对《说文》体例的阐发较之他书更为全面、透彻,不仅总结出其说解正例,而且还指出了其变例。如卷十 《说解正例》说: “许君说解,必先字义而后字形。其说形也,或此字形属会意,则先举本部首而后及别部之字。如天在一部,云从一、大,先一后大是也。如字义重大,即必入大部,而说曰从大从一矣。……盖并峙为义,则先一义为主,字当入主义之部也。此类往往小徐得之,大徐多言两从,非也。或此字之形为形声之正例也,则曰从某某声而已。如其变也,则声兼意,意兼声,其词并同。曰从某、从某,某亦声,或曰从某、某,某亦声。如 ‘胖’下云: ‘从半,从肉,半亦声。’ ‘珥’下云: ‘从玉、耳,耳亦声是也。’ ……”。又如卷十《说解变例》说:“说解之例,必先说字义,再说字形,即不待说而自明者,亦必说之,体例固然也。如: ‘天,颠也’; ‘帝,啼也。’天、帝人所共知,故说以双声叠韵之法,而非字之正义,不似解说正例。……”如此之类的总结,对于了解、掌握《说文》的体例,领会许君之奥旨,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帮助。
由于本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于人”,故在清代《说文》研究中自成一家,被学术界推为“许氏之功臣,桂、段之劲敌。”(《清史稿》)本书梓行后,原来研究较为薄弱的《说文》体例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踵继本书之后,相继有江沅的 《说文释例》、王煦的 《说文五翼》、董诏的《说文测议》、张行孚的 《说文发疑》、叶德辉的《六书古微》、陈瑑的《说文举例》、王宗诚的 《说文义例》等多种问世,虽皆本书的同类,但无有出本书之右者。直至今日,本书仍是研究 《说文》 者的重要参考书。
王筠 (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曾任山西乡宁知县,博通经史,尤长于《说文》。所著尚有《说文句读》30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文字蒙求》4卷、《毛诗重言》1卷附《毛诗双声叠韵说》1卷、《正字略》2卷等多种。
本书共20卷,着重阐发《说文》全书的体例。全书内容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1)对指事(卷一)、象形(卷二)、形声(卷三)、会意(卷四)、转注(卷四)、假借(卷五)等“六书”体例的阐释,力图解说许书分别部居的原因及部首次序安排的内涵;(2)对《说文》中亦声 (卷三)、省声 (卷三)、一全一省 (卷三)、以双声字为声(卷三)、两借(卷三)、一字数音(卷三)、形声之失(卷四)等有关字音部分加以阐释;(3)对《说文》中字形体例进行了总结、分类,如彣饰(卷五)、籀文好重叠(卷五)、或体(卷五)、俗体(卷五)、同部重文 (卷六)、异部重文 (卷七)、分别文累增文 (卷八)、叠文同异(卷八)、体同音义异 (卷八)、展转相从 (卷九)、母从子 (卷九)、《说文》与经典互易字(卷九)、列文次第(卷九)、列文变例(卷九)等项,皆是; (4) 对 《说文》 中说解正例 (卷十)、说解变例(卷十)、一曰 (卷十)等说解之体例进行了归纳; (5)对 《说文》中非字者不出于说解(卷十一)、同意(卷十一)、阙 (卷十一) 等用字问题作了说明; (6) 对《说文》中有关捝文(卷十二)、衍文(卷十二)、误字(卷十三)、补篆(卷十三)、删篆(卷十四)、迻篆(卷十四)、改篆(卷十四)、观文(卷十四)、钞存(卷十四)等版本校勘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归纳;(7)对《说文》中的一些疑点,提出了自己的存疑意见,如卷十五至卷二十二的 “存疑”部分; (8) 对 《说文》 中有关“六书”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主要表现在卷一的 “大书总说”部分; (9) 对 《说文》中读若直指(卷十一)、读若本义(卷十一)、读同(卷十一)、读若引经(卷十一)、读若引谚(卷十二)、声读同字(卷十二)、双声迭韵(卷十二)等有关读音问题,进行了细致地钩沉。这九个方面几乎涉及到了《说文解字》的体例及相关问题的各个方面,且自成一家之言。诚如他自己所说,能 “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所未备” ( 《自序》)。
本书之所以在清代《说文》研究中自成一体系,主要是因其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本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六书”的名称涵义与次序排列问题,在中国文字研究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许慎的 《说文解字叙》中 “六书”的名称和排列次序是: (1)指事,(2)象形,(3)形声,(4)会意,(5)转注,(6)假借。从表面看来,“六书”名称如何,排列次序谁先谁后,似乎无关紧要,但是历代对此争论却颇多,因为它关系到对文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的认识问题。所以王筠对此也十分重视,经过反复研核前贤之说,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六书次第,似班书首象形为是。《通志》曰: ‘六书也者,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能,则属诸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许君首指事,似不可解。杨锡观曰:‘文字之作,因事而起。’其说似未确。”在批评了许慎“六书”排列次序不当的同时,又对班固 “六书”的名称提法提出了纠正意见,从而把自来混乱的“六书”名称与次序划归一统: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第二,本书首次系统地分析了“六书”中形声字的次范畴分类问题,把形声字分析、归纳为以下六种情况: (1) “若江河之类,是左形右声”;(2) “鸠鸽之类,是右形左声”;(3) “草藻之类,是上形下声”;(4) “婆娑之类,是上声下形”;(5) “圃国之类,是外形内声”;(6)“阛阓衡衔之类,是外声内形”。这种规律性的总结,是前此的《说文》研究著作所未曾有过,可谓是本书的发明。第三,本书对《说文》体例的阐发较之他书更为全面、透彻,不仅总结出其说解正例,而且还指出了其变例。如卷十 《说解正例》说: “许君说解,必先字义而后字形。其说形也,或此字形属会意,则先举本部首而后及别部之字。如天在一部,云从一、大,先一后大是也。如字义重大,即必入大部,而说曰从大从一矣。……盖并峙为义,则先一义为主,字当入主义之部也。此类往往小徐得之,大徐多言两从,非也。或此字之形为形声之正例也,则曰从某某声而已。如其变也,则声兼意,意兼声,其词并同。曰从某、从某,某亦声,或曰从某、某,某亦声。如 ‘胖’下云: ‘从半,从肉,半亦声。’ ‘珥’下云: ‘从玉、耳,耳亦声是也。’ ……”。又如卷十《说解变例》说:“说解之例,必先说字义,再说字形,即不待说而自明者,亦必说之,体例固然也。如: ‘天,颠也’; ‘帝,啼也。’天、帝人所共知,故说以双声叠韵之法,而非字之正义,不似解说正例。……”如此之类的总结,对于了解、掌握《说文》的体例,领会许君之奥旨,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帮助。
由于本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于人”,故在清代《说文》研究中自成一家,被学术界推为“许氏之功臣,桂、段之劲敌。”(《清史稿》)本书梓行后,原来研究较为薄弱的《说文》体例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踵继本书之后,相继有江沅的 《说文释例》、王煦的 《说文五翼》、董诏的《说文测议》、张行孚的 《说文发疑》、叶德辉的《六书古微》、陈瑑的《说文举例》、王宗诚的 《说文义例》等多种问世,虽皆本书的同类,但无有出本书之右者。直至今日,本书仍是研究 《说文》 者的重要参考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