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僧传
全称《梁高僧传》,又名《高僧传初集》。佛教高僧综合传记。十四卷。梁慧皎撰。成书约在梁普通三年(522年)或普通四年(523年)。
慧皎,生于萧齐建武四年(497年),卒于梁承圣三年(554年)。浙江上虞人。出家后住嘉祥寺。他学通内外,尤精经律;终生以弘法、著述为务。除《高僧传》外,还撰有《涅槃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等。
早在本传问世以前,自晋至梁,就出现多部僧传,它们或专记个别僧人的事迹,或专载同一类别僧人的事迹。但无论是规模上,还是体例上,都未形成既完整、严谨,又幅度广、时代长、人物多,卷帙大的综合性传记。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撷取众僧传之长,并参阅史籍、地志、杂记等书类,重新规划,撰成本传。尤其是当他看到比他略早的宝唱撰写的《名僧传》一书时,感到不甚满意。他以为名僧未必就有真实的修养和学识;而那些有真才实学,又极具戒德的人,往往因不随俗俯仰,未必就能知名当时。所以,作者便易“名”为“高”,来记述那些他认为是德、才兼备的人。《高僧传》一名,也就缘起于此。
本传最初编纂时,只有八科,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后因宋、齐杂记中有许多记载转读、宣唱的事迹,而且这两种形式,在弘传时,确实有其独特作用。因此,作者在最后定稿时,加上《经师》、《唱导》二科,足成十数。十科中,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这种布局,比起宝唱《名僧录》的七科分类法来,要整齐、全面,且有条理得多。所以,它成为后人撰写综合性传记的典范。全书共辑录了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四百五十三年间魏、吴、晋、宋、齐、北魏、姚秦九个朝代中高僧的事迹,涉及的人物达五百余人(其中正传二百五十七人,副传二百余人)。下面就各科内容作个简单介绍:
一、《译经》 佛法流东土,传译是首功。因此,作者把它列为十科之首。本科分三卷记述了六十余位(正传三十五人,副传三十人)在译经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外僧人(以外籍僧人居多)。其中摄摩腾、竺法兰合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土译经事业的开始。东汉末来华的安世高、支谶,创开小乘、大乘两大译系。法显、智猛等人的西行求法,改变了过去传来什么就翻译什么的被动局面。而姚秦时期入关的鸠摩罗什,则是集翻译之大成。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他翻译了涉及大、小乘,及禅、律、论、传记诸方面达三百余卷的著作。这些著作,对后来的中国佛教影响很大。中国佛教至此才算真正成熟。二、《义解》 虽然有了众多汉译本的佛经,但其中的深奥道理,却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得了的。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佛法,众多深具慧解的高僧,便纷纷投入到注解佛经的工作中来。他们或是设坛演讲,或是潜心研讨、著述。本科分五卷记述这些义解的高僧的学识、学说、著作,以及与当时社会名士的往来情况。所记人物二百六十余人(正传一百零一,副传一百六十余人),当中尤以道安、慧远、道生、僧肇等人为主。他们不但著作宏富,而且戒节严明。深研般若学的道安,著有《光赞抄解》和《道行般若集异注》等书;他倡道的出家人以“释”为姓,一直沿袭到如今。他的弟子慧远,则在净土学方面很有建树。慧远的弟子道生(后去长安从罗什就学)和罗什的弟子僧肇,分别在“佛性说”和“性空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三、《神异》 专门记述那些以“神通异术”来“惩暴安良”,从而达到“适化无方”之目的的高僧情况。本科分两卷记述厂三十余人(正传二十人,副传十余人)的事迹。他们当中,或“藉秘咒而济将尽,”如佛图澄用“咒术”救活枯竭的城堑之水。或“显现神奇,遥记方兆,”如保志借武帝力,见高帝于地下受苦,等等。四、《习禅》与《明律》合为一卷。侧重记述在禅修方面有成就的高僧。科中列出了僧光、昙猷等三十余人(正传二十一人,副传十一人),他们依教修心,最为成就胜业。五、《明律》 本科从弘赞《毗尼》方面,记述了二十余位(正传十三人,副传八人)律学高僧。如慧猷、僧祐等,都以精通律学闻名于当世。六、《亡身》 该科与《诵经》合为一卷,记述诸如僧群为一鸭而绝水亡身、僧富为救小孩而划腹的一类高僧(正传十一人,副传四人)的事迹。作者在本科后的“论赞”中,对当时一些为妄邀名誉而舍身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七、《诵经》 侧重记述以讽诵经典而闻名的高僧,科中涉及三十余人(正传二十一人,副传十余人)。这些人布衣蔬食,日日不忘诵经念佛;洞晓经义,常常不厌为人解说。先后有昙邃通神于石坞,道冏临危而获济,慧庆遇难呈祥。八、《兴福》 本科与《经师》、《唱导》合为一卷。记载以修塔、造像、建庙等为福业的高僧,科中所列十七人(正传十三人,副传四人)。如慧力感瑞于塔基,洪亮忘身于铸像,法献专志于牙骨等,皆因光福而成就功德。九、《经师》、十、《唱导》 这两科记述在转读、宣唱方面有造诣的高僧,涉及人物三十余人(经师二十人,唱导十余人)。所谓转读,是指咏经;宣唱是指歌赞。咏经方面成就卓著的有僧辩、昙凭等人。僧辩读经时,哀婉之声,能使群鹤集阶聆听;昙凭梵言一吐,则象马悲鸣,行人驻足。歌赞方面享有盛誉的有道照、昙宗等人。他们都以唱说之功,独步当世。
本传最后一卷(即第十四卷),是《序录》和全书目录,末后还附有作者和王曼颖的问答书札各一篇。《序录》和书札,谈到了作者撰写本传的意旨,并且对许多前人撰写的僧传,也有所评价。在研究自晋至梁天监末年的有关佛教传记(也包括本传)的重要史料。
本传的文字典雅流畅,因此自问世以来,深受历代学者的好评。如王曼颖在致作者的信中,称它是“不刊之笔。属辞比事,不文不质。”唐释道宣则在《续高僧传·慧皎篇》中赞它“文义明约,即世崇重。”但“传”中某些地方仍难免有欠缺之处。如涉及到罗什去世的问题,作者虽然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但仍然得出弘始十一年(409年)的错误结论;正确的答案应是僧肇《罗什法师诔》上说的弘始十五年(413年)。此外,传中所提到的有关各家学说,均过于简略,这一点比起宝唱的《名僧传》来,要略为逊色一些。尽管如此,本传仍不失为六朝时期的佳作。尤其是传中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及西域广大地区的史实和地理情况,这些珍贵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通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传中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则为众多后代学者所引用。如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开元释教录》,都大量吸收本传材料。本传的组织形式,更为后人竞相效仿,如《唐高僧传》、《宋高僧传》即是仿此而作。本传除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作用外,对研究哲学、历史、文学方面,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高僧传》最初收录在宋、元、明、清藏经的史传部,而且都是十四卷。直至清代,才有“海山仙馆”单刻本;它的行款,大致上同于藏经诸本,只是把目录由卷后撂至卷首,以便于检阅,同时,此本还颇有古意。到了民国初年,杨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也单刻印行了本传,而且易名为《高僧传初集》;在篇帙上,也有许多变易。古本为十四卷(即“海山仙馆”本),近刊为十六卷(指“金陵刻经处”本)。台湾关郁卿和日本的山内晋卿,均撰有《高僧传研究》一书;此外,日人牧田谛亮还撰有《高僧传索引》。
慧皎,生于萧齐建武四年(497年),卒于梁承圣三年(554年)。浙江上虞人。出家后住嘉祥寺。他学通内外,尤精经律;终生以弘法、著述为务。除《高僧传》外,还撰有《涅槃义疏》十卷,及《梵网经疏》等。
早在本传问世以前,自晋至梁,就出现多部僧传,它们或专记个别僧人的事迹,或专载同一类别僧人的事迹。但无论是规模上,还是体例上,都未形成既完整、严谨,又幅度广、时代长、人物多,卷帙大的综合性传记。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撷取众僧传之长,并参阅史籍、地志、杂记等书类,重新规划,撰成本传。尤其是当他看到比他略早的宝唱撰写的《名僧传》一书时,感到不甚满意。他以为名僧未必就有真实的修养和学识;而那些有真才实学,又极具戒德的人,往往因不随俗俯仰,未必就能知名当时。所以,作者便易“名”为“高”,来记述那些他认为是德、才兼备的人。《高僧传》一名,也就缘起于此。
本传最初编纂时,只有八科,即《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后因宋、齐杂记中有许多记载转读、宣唱的事迹,而且这两种形式,在弘传时,确实有其独特作用。因此,作者在最后定稿时,加上《经师》、《唱导》二科,足成十数。十科中,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这种布局,比起宝唱《名僧录》的七科分类法来,要整齐、全面,且有条理得多。所以,它成为后人撰写综合性传记的典范。全书共辑录了自东汉永平十年(67年)至梁天监十八年(519年)四百五十三年间魏、吴、晋、宋、齐、北魏、姚秦九个朝代中高僧的事迹,涉及的人物达五百余人(其中正传二百五十七人,副传二百余人)。下面就各科内容作个简单介绍:
一、《译经》 佛法流东土,传译是首功。因此,作者把它列为十科之首。本科分三卷记述了六十余位(正传三十五人,副传三十人)在译经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外僧人(以外籍僧人居多)。其中摄摩腾、竺法兰合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土译经事业的开始。东汉末来华的安世高、支谶,创开小乘、大乘两大译系。法显、智猛等人的西行求法,改变了过去传来什么就翻译什么的被动局面。而姚秦时期入关的鸠摩罗什,则是集翻译之大成。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他翻译了涉及大、小乘,及禅、律、论、传记诸方面达三百余卷的著作。这些著作,对后来的中国佛教影响很大。中国佛教至此才算真正成熟。二、《义解》 虽然有了众多汉译本的佛经,但其中的深奥道理,却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得了的。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佛法,众多深具慧解的高僧,便纷纷投入到注解佛经的工作中来。他们或是设坛演讲,或是潜心研讨、著述。本科分五卷记述这些义解的高僧的学识、学说、著作,以及与当时社会名士的往来情况。所记人物二百六十余人(正传一百零一,副传一百六十余人),当中尤以道安、慧远、道生、僧肇等人为主。他们不但著作宏富,而且戒节严明。深研般若学的道安,著有《光赞抄解》和《道行般若集异注》等书;他倡道的出家人以“释”为姓,一直沿袭到如今。他的弟子慧远,则在净土学方面很有建树。慧远的弟子道生(后去长安从罗什就学)和罗什的弟子僧肇,分别在“佛性说”和“性空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三、《神异》 专门记述那些以“神通异术”来“惩暴安良”,从而达到“适化无方”之目的的高僧情况。本科分两卷记述厂三十余人(正传二十人,副传十余人)的事迹。他们当中,或“藉秘咒而济将尽,”如佛图澄用“咒术”救活枯竭的城堑之水。或“显现神奇,遥记方兆,”如保志借武帝力,见高帝于地下受苦,等等。四、《习禅》与《明律》合为一卷。侧重记述在禅修方面有成就的高僧。科中列出了僧光、昙猷等三十余人(正传二十一人,副传十一人),他们依教修心,最为成就胜业。五、《明律》 本科从弘赞《毗尼》方面,记述了二十余位(正传十三人,副传八人)律学高僧。如慧猷、僧祐等,都以精通律学闻名于当世。六、《亡身》 该科与《诵经》合为一卷,记述诸如僧群为一鸭而绝水亡身、僧富为救小孩而划腹的一类高僧(正传十一人,副传四人)的事迹。作者在本科后的“论赞”中,对当时一些为妄邀名誉而舍身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七、《诵经》 侧重记述以讽诵经典而闻名的高僧,科中涉及三十余人(正传二十一人,副传十余人)。这些人布衣蔬食,日日不忘诵经念佛;洞晓经义,常常不厌为人解说。先后有昙邃通神于石坞,道冏临危而获济,慧庆遇难呈祥。八、《兴福》 本科与《经师》、《唱导》合为一卷。记载以修塔、造像、建庙等为福业的高僧,科中所列十七人(正传十三人,副传四人)。如慧力感瑞于塔基,洪亮忘身于铸像,法献专志于牙骨等,皆因光福而成就功德。九、《经师》、十、《唱导》 这两科记述在转读、宣唱方面有造诣的高僧,涉及人物三十余人(经师二十人,唱导十余人)。所谓转读,是指咏经;宣唱是指歌赞。咏经方面成就卓著的有僧辩、昙凭等人。僧辩读经时,哀婉之声,能使群鹤集阶聆听;昙凭梵言一吐,则象马悲鸣,行人驻足。歌赞方面享有盛誉的有道照、昙宗等人。他们都以唱说之功,独步当世。
本传最后一卷(即第十四卷),是《序录》和全书目录,末后还附有作者和王曼颖的问答书札各一篇。《序录》和书札,谈到了作者撰写本传的意旨,并且对许多前人撰写的僧传,也有所评价。在研究自晋至梁天监末年的有关佛教传记(也包括本传)的重要史料。
本传的文字典雅流畅,因此自问世以来,深受历代学者的好评。如王曼颖在致作者的信中,称它是“不刊之笔。属辞比事,不文不质。”唐释道宣则在《续高僧传·慧皎篇》中赞它“文义明约,即世崇重。”但“传”中某些地方仍难免有欠缺之处。如涉及到罗什去世的问题,作者虽然作了较详细的考证,但仍然得出弘始十一年(409年)的错误结论;正确的答案应是僧肇《罗什法师诔》上说的弘始十五年(413年)。此外,传中所提到的有关各家学说,均过于简略,这一点比起宝唱的《名僧传》来,要略为逊色一些。尽管如此,本传仍不失为六朝时期的佳作。尤其是传中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及西域广大地区的史实和地理情况,这些珍贵资料,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通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传中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则为众多后代学者所引用。如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开元释教录》,都大量吸收本传材料。本传的组织形式,更为后人竞相效仿,如《唐高僧传》、《宋高僧传》即是仿此而作。本传除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作用外,对研究哲学、历史、文学方面,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高僧传》最初收录在宋、元、明、清藏经的史传部,而且都是十四卷。直至清代,才有“海山仙馆”单刻本;它的行款,大致上同于藏经诸本,只是把目录由卷后撂至卷首,以便于检阅,同时,此本还颇有古意。到了民国初年,杨仁山创办的“金陵刻经处”也单刻印行了本传,而且易名为《高僧传初集》;在篇帙上,也有许多变易。古本为十四卷(即“海山仙馆”本),近刊为十六卷(指“金陵刻经处”本)。台湾关郁卿和日本的山内晋卿,均撰有《高僧传研究》一书;此外,日人牧田谛亮还撰有《高僧传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