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李斯文《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据影宋黄善夫刻《史记》本)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青年时代担当郡里的上吏。曾经跟韩非一道向荀卿学习做帝王的法术。后来到秦国去做官，先当长史，后来升为“左丞相”，秦始皇拜为“客卿”。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当然也在被逐之列。在被逐的路途上李斯写了《谏逐客书》，结果是“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王为皇帝”。可见李斯的《谏逐客书》的社会、历史价值远远不止于改变“逐客”，更加为秦王朝的统一天下奠定了策略基础。《谏逐客书》不只是一篇好文章，而且是一个好策略。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明确提出一个判断，一种意见，真所谓史家笔削。这是继承《左传》、《国策》以来的朴素典雅的写法。是“吏议”而不说“君断”，有意把“失误”的责任推到“吏议”上，避开了一层锋芒。

第二部分写秦王国从缪公(即“穆公”)以来任用“客卿”从而走向兴旺发达的发展史。一是远在春秋时期秦缪公从各处召用了由余、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支五个人，结果“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到了战国时期，数雄相争，情况更加复杂，立国非易，创业更难。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新立政制，富国强兵，开疆拓土，奠定了强盛的基础。惠王采用张仪的计策，扩展了大片土地，打散了六国抗秦的合纵，影响一直延续到秦始皇时代昭王任用范睢流放宣太后异父弟穰侯和舅父华阳君，废掉了擅权的宣太后，壮大了政府，杜绝了私门，又进一步开拓国土才有了今天的帝业。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在位时间都很长，都能富国强兵，开疆辟土，都能正确地任用客卿，这就是无可辩驳的任用客卿的立国、兴国、统一天下的发展史。有了这样的发展史，秦王朝当然应该温故知新、继承并发扬优秀传统了。“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负于秦哉?”为了进一步加力，作者又从反面把这两个判断结合起来叙述一下，使秦王深信不疑。这一部分是文章精髓所在，核心所在，是作者为帝王之术的历史观、政治观、人事观的集中表现之一。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后面的文章，也足以使秦王改弦易辙了。

第三部分写秦王用物并不“逐客”，并指出这不是“跨海内制诸侯之术”。“逐客”是对的，悦国外之宝就不对;反之，悦国外之宝是对的，“逐客”就不对，两者必居其一。眼前的现实是怎样呢?作者充分运用逻辑推理来论证是非。首先提出秦王悦国外之宝“何也”，“何也”看来像是不明所以急待解说，其实是借以引发批评“逐客”之非。“何也”，微微一宕，轻轻一问，既顿住上句又引发下文，章法上妙趣横生。原因虽然好像不明白，但事理之必然很清楚，那便是：如果是“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那么“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郑、卫之女”等就不应当使用;如果真是“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那么“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就“不进于前”、“随俗雅化、佳冶窈窕”的赵女不就立于侧。再从另一方面亦即秦国自身的音乐看，“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如果真是也是“必出于秦然后可”，那么，就不能“适观”，也就应为秦王所不能接受。但是，秦王实际是“弃击瓮叩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显然认为“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是行不通，不能达到“快意”与“适观”的目的。作者巧妙地迂回一番，设事推理，设事喻理，其目的是为了抨击“逐客”，于此巧妙地托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而且进一步提高到“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作者以第二部分作为正面论述，也作为前提，推断第三部分的荒谬、矛盾及其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本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李斯并非一概反对“逐客”，而是反对“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像韩国派来的借帮助修理渠道而另有所谋、别有所怀的，当然应当“逐”，而且也必须“逐”。理解本文浑然认为李斯是反对一切非族客，就属误解，就不明白李斯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了。

第四部分写“五帝三王所以无敌”跟今天“逐客”的明显不同，并指出“逐客”的严重危害。“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这是根据，这是社会公理，也是从政者的历史经验。《史记·索引》：“管子云：‘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李斯加以改造写成“秦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又以此作为比喻和根据引出“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又以“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作为根据引出“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总之是因果紧扣事理分明，论证问题具有强大的箝制力。以上从正面说，接着再回到现实面前亦即秦王逐客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损害了自己帮助了敌人，结果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其实质只能是“藉寇兵而赍盗粮”。这里是从秦王着想，而不只是从自己的荣辱得失着想，因此语重千钧，掷地有声。从“夫物不产于秦”到“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又把“宝物”跟“逐客”联系起来照应上文说明事理相悖，损己而利敌，进而说明国家必将危亡，以使秦王权衡轻重收回成命。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本文从秦国“跨海内，制诸侯”的总体战略出发，高瞻远瞩纵论天下大事，尤其是援引秦国开基创业的铁的事实来正面树立一个使秦王不得不深信无疑的典范，来使秦王不得不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真所谓道理重大，内容深刻。这是一大优点。其次，揭示秦王对物的态度迥异于对人，点出标准不一，并明告秦王重在声、色、耳、目，轻在兴政治国草率从事将遭致国家危亡的结局。这里基本的论证形式是：A对则B误，B对则A误。既然认为B对，那么A就必然误，而且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第二个大优点。

从文章风格看，本文有感而言，富于感情，洋洋洒洒，纵横驰骋，有如苏秦、张仪的游说之辞，这是战国文风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