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行诗第六十六首》

莎士比亚

对这些都倦了，我召唤安息的死亡——

譬如，见到天才注定了作乞丐，

空虚的草包穿戴得富丽堂皇，

纯洁的盟誓受到了恶意的破坏，

高贵的荣誉被可耻地放错了地位，

强横的暴徒糟踏了贞洁的姑娘，

邪恶，不洁地侮辱了正义的完美，

拐腿的权势损伤了民间的健壮，

文化，被当局统治得哑口无言，

愚蠢 (俨如博士) 控制着聪明，

单纯的真理被唤作头脑简单，

被俘的良善伺候着罪恶的将军;

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这人间，

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

(屠岸 译)

【赏析】 恩格斯曾说：“愤怒出诗人”。莎士比亚的这首诗，当是愤怒的产物。第1行与第13行互相照应，一起一结;中间部分则一贯到底，一气呵成，显然是胸有块垒而不吐不平的。以这样的情绪入诗，以这样的气势成诗者，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似乎是绝无仅有。不过其辞锋的犀利，倒确实使我们联想到李尔王和哈姆雷特等人物的大段独白。可以设想： 当莎士比亚借这些人物直抒胸臆的时候，心中大约也怀着同样的愤怒。

然而，激愤之情并非都能化作诗行。琐碎的个人欲望、狭隘的恩恩怨怨以及无聊的一己私情，都可能使人有感而发，使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绝不可能造就伟大的作品。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够因怒成诗，而且使后人将此称为“一首不可超越的诗”，恐怕是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常常提到的“人民性”有关。莎士比亚所关注的智慧、纯真、荣誉、贞洁、正义、真理、善良等等，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进步人类的共同追求，往往能够在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唤起人们内心的共鸣;而作为这些价值追求的载体，这首诗也由此而得到了永恒。从这一意义上说，伟大的文学家，确实就是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对人类情感的敏锐程度、在思想认识上的深刻程度，常常与他们所能取得的艺术成就成正比。

从广义上说，文学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主要作用，是在于它的匡正现实。在人类所同时追求的文明与人道之间，始终存在着难解的悖论。这一点，在以文艺复兴为肇始的现代西方观念中表现得尤其尖锐。莎士比亚在诗中涉及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些问题。他用酣畅淋漓的诗笔告诉我们： 以恶为动力的现代文明，已经使人类的终极追求被强权、邪恶、暴虐和一系列的不公正所吞没; 要摆脱这一切，只有去召唤死亡。而在全诗的末句，诗人突然笔锋一转，重新表现起友谊与爱情的主题：“只是，我死了，要使我爱人孤单。”这余韵不绝的一笔，道破了诗人对纯真感情的眷恋和希望，也进一步衬托出那种求生不快、求死不忍的深刻的悲哀。但是如果结合哈姆雷特后来的相似处境考虑，我认为这首诗的末句毕竟还蕴含着积极的转机：诗人对现实的抨击和遗憾，并没有将他引向大彻大悟、遁世逍遥或者随波逐流的境界，而是促使他将不甘沉沦的参与意识寄托于人间的真情，从而用友谊与爱情的信念鼓舞自己匡世济时的勇气。现在我们当然可以说：也许这并不可靠;然而它毕竟证实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以及恩格斯为他们所下的断言：“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