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德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开展对苏外交,争取苏联援助的同时,也大力开展对德外交,并取得了德国的援助。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走扩军备战道路,急需中国南方出产的钨、锑等战略物资;而国民政府不论是为了“围剿”红军,还是为了准备武装抗日,都需要得到德国的军事援助。这就是3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一度出现“蜜月”的原因所在。
        1933年1月和7月,孔祥熙和宋子文先后访德。这两次访问虽未取得实际成果,但双方增进了了解。不久德国政府无视日本反对,支持已退役的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塞克特来华,担任德驻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1934年4月来华后,大力促进中德两国的政治、经济来往。此前,德国奥托倭夫公司已与中国签订了筑路合同。此后,该公司又与中方签订了修建浙赣铁路、湘黔铁路及修复平汉铁路合同。在塞克特努力下,同年夏南京政府派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交通部副部长俞飞鹏率领军事民用考察团访问德国,主要目的是考察、购买机械化部队和情报部门所需器材,并考察德国的交通设施。考察团受到希特勒和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的接见。中德贸易最大项目《中国农矿产品与德国工业品交换实施合同》,是当年8月23日由孔祥熙同汉斯·克兰(得到德国国防部、经济部支持的军火销售商)签订,并得到希特勒和德国政府及德国银行的批准。1935年5月6日,德国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致函孔祥熙,认同中国政府与克兰签订的合同,要求中方尽快说明一二年内计划向德国输出的农矿产品的种类和数量,答应给予中国二千万马克的信用贷款。不久,德国得到中国提供的二千吨钨砂,德国防部长布隆白立即致函蒋介石和孔祥熙,表示感谢。
        经济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1935年5月,中德将各自在对方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蒋介石称赞这是两国间特别友好关系的象征;希特勒认为这反映了德国精心热切地培养和加深两国长久存在的友好关系的愿望,是两国团结、友谊的象征。
        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为争取外援准备抗日,在联德方面采取了更积极的步骤。1936年2月,国民政府派以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德。希特勒2月27日接见代表团。4月8日,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信用贷款合同》,主要内容是: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马克贷款,中国可随时用之于购买德国工业及其他产品,并规定这笔贷款除南京资源委员会提取少部分用于购买工矿设备和进行技术合作外,其余绝大部分由南京当局用来买德国的军火和兵工设备。抗战前,德国军火输入中国的数量猛增,1936年是2374.8万马克,1937年则为8278.9万马克,其中包括榴弹炮、海岸防卫炮、高射炮、鱼雷快艇、军用车辆和各种枪支等。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占中国输入军火总量的80%。与此同时,中国向德国输出的战略物资也逐年增加,如钨砂输德量,1933年3766吨,1934年4385吨,1935年7883吨,1936年8726吨。德国通常进口钨砂占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其中60%—70%来自中国。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国南部军区司令莱谢芳访华,作为中国代表团访德的回访。他的主要使命是视察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情况,培养与密切同蒋介石的关系。
        希特勒上台后,在国内建立纳粹党一党专政体制,但当时由职业外交家牛赖特主持的外交部仍有一定独立性,对中日两国保持“中立”立场,使中德关系一度获得发展。但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中德关系迅速冷淡,日渐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