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一宣言”和“秘密指示信”
鉴于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共产国际于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报告,揭露法西斯的极端反动性,分析法西斯上台的原因和共产党应记取的教训,并着重论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8月20日,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为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具体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1]
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宣言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2]“八一宣言”还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3]。“八一宣言”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以及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
1935年10月的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4]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一大步。它对华北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问题都作了分析和阐述。
指示信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全面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广大小资产阶级已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加入了“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一些国民党的将军们,他们一面不愿当亡国奴和日本的走狗,另方面又为士兵群众革命所威胁,不能不另图生路”。总之“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
“指示信”提出:党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指出“党现在如果不见到中国这样新的阶级变动,不认识新的革命力量,不会使用这些新的力量,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指示信”提醒全党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当然,参加统一战线的人“因阶级利益之不一致,其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是,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指示信”还指出,统一战线能否胜利实现,关键是正确的实现党的领导权。
(二)瓦窑堡会议决议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即与共产国际失掉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设法与国内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便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新政策。首先是派张浩(原名林祚培,号育英,湖北黄冈县人)返国。乔扮成小商人的张浩穿越蒙古沙漠,于1935年11月上旬到达陕北定边,后由赤卫队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张浩先向张闻天、邓发等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2月8日,张闻天、张浩等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张浩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张浩回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政策。1935年11月28日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5]这是中共中央在国内发表的第一个反映“八一宣言”精神的文件。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秦邦宪、邓发、李维汉、张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6]。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空前的民族危机,“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总之,“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会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决议重申“八一宣言”提出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人民共和国不仅代表工人农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它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力量。瓦窑堡会议还强调要用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反日斗争的领导权,否则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瓦窑堡会议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7]的报告。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历史表现,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客观必然性作了深刻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列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态度变化的大量事实,批驳了那种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其变化,拒绝同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提出为了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左”倾关门主义的幼稚病。他说,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泽东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虽然都指出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分裂的可能性,提出了要利用敌人内部“争斗”“缺口”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没有看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已由软弱趋向强硬,由一味妥协退让趋向抵制,而继续把他看成是“卖国贼头子”,仍旧采取“反蒋抗日”方针,把蒋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显然,这与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8]。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的开始。而促成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立场,确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按着历史发展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张学良的影响。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合抗日。经过1936年1月李克农与张学良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当李克农准备再次与张会谈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他要“坚持抗日反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同时又要他“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策略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总之是要“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9]。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再次在洛川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都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待蒋介石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的分歧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力量,又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李克农则认为,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围剿”抗日力量,破坏反日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包括蒋介石。这次会谈后,李克农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与张会谈情况,并列席3月下旬在晋西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3月27日会议上谈到与张学良谈判的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张重申并坚持他的上述意见。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10]张学良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国民党爱国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了停战、通商等协议;可是他始终没有接受“反蒋”方针,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张学良的态度,不能不使中共中央考虑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亟须团结御侮的形势下,“反蒋”方针究竟能否行得通,是否有修改的必要。周恩来、张学良会谈后,4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宣言》说:“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11]随后发表的“五五通电”,不仅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且表示愿与南京订立抗日协定。所有这些,不能说没有受到张学良的影响。
二、随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也在日益深化。这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方针的根本原因。瓦窑堡会议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在晋西石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仍坚持反蒋抗日方针。6月,“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地方实力派出兵湘南,与蒋形成武装对峙的严重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南京当局为集中力量对付两广,避免共产党与两广联合起来共同反蒋,它在与共产党的秘密谈判中态度有所变化,表示愿在一定条件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他所作的关于外交方针的报告中,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全会并作出设立国防会议的决定,已如前述。
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新进展,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从莫斯科返国的潘汉年8月8日来到陕北,汇报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找王明谈国共合作抗日,和他在上海、南京同曾养甫等谈判的情况,所有这些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在8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充分肯定蒋介石对内外政策的变化,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他说,过去提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主张“我们要与蒋联合”,“而不是与他对立起来,讨伐他”。毛泽东还提出,为与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准备做出必要的让步与妥协,“红军改人民军,苏维埃改人民政府”,“我们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12]。周恩来在会上也提出“过去抗日必须先反蒋口号,现在不适合,现在应以抗日联合战线为中心”[13]。张闻天指出南京政府“有许多变动”,并举例说:“在二中全会,蒋不能不提到国防政府,现在反日运动更加可公开,CC也要联俄联共。”张闻天提出要促使蒋介石走向抗日,并说“只要他来抗日”,“我们只要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就可与他联合”。至于取消红军、苏维埃名义问题,张闻天说“要看事变的发展,如果大家真抗日,名义取消也是没有问题的”。张闻天认为在革命转变时期要处理好“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他强调指出“现在民族革命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14]。
三、共产国际的指示,加速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最后形成。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七大”时,曾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反蒋抗日方针。1936年中,他们改变了在中国问题上的策略。7月,他们从中共中央来电中得知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后,7月下旬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即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同样,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应提出和坚持的四条原则: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
(2)建立总指挥部,制定对日作战的总计划,同时保存红军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作战的某些战区。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和必要的武器装备。
(4)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地区停止对共产党员迫害[15]。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电报后,立即彻底放弃了“反蒋”策略。张闻天在后来说:“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然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没有转变的……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16]毛泽东后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过程时也说,“在五月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国际指示以后”[17]。
8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的致国民党公开信,8月25日才正式成文。它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精神。这个《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有关政策。它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宣言,是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致国民党书》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在这“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再次呼吁国民党改弦更张,“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致国民党书》向南京严正指出:你们如仍执迷不悟,“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
对南京政府在对日态度上的日趋强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讲话所表示的绝不承认伪满洲国,绝不订立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协定,《致国民党书》给予肯定和赞扬,说蒋介石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对蒋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现在“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也提出批评。《致国民党书》列举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后指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致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同时向国民党郑重表示:“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8]
为了把《致国民党书》早日送到国民党中央及其各级党政军等机关团体,中共中央书记处于9月7日指示中共北方局胡服(刘少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允生(冯雪峰),令他们“以快信付给南京中央党部一份,以后再给他几份”,同时让他们翻印九千份,“分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县市党部、中央政府各要人各部会、各省县市政府、中央及各省县市中外报馆、学校、团体、各界名人、各地军队师团长、各地警察机关、文化机关等”[19]。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对如何进行“逼蒋抗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20]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会者认为,去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决定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年来的工作获得许多的成绩”;“但是决定本身及以后的工作中犯着一些错误,这里主要的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着,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斗争”,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和所有蒋介石的军队看成是日本的同盟者,而且“同时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是不会得到成功的”[21]。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全面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决议》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决议》指出:“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斗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22]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从组织上的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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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十分猖獗,共产国际于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报告,揭露法西斯的极端反动性,分析法西斯上台的原因和共产党应记取的教训,并着重论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8月20日,大会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为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具体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1]
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宣言郑重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2]“八一宣言”还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3]。“八一宣言”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以及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初步纠正了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一个新的转变。
1935年10月的中共《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4]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一大步。它对华北事变后政治形势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问题都作了分析和阐述。
指示信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全面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的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广大小资产阶级已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加入了“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一些国民党的将军们,他们一面不愿当亡国奴和日本的走狗,另方面又为士兵群众革命所威胁,不能不另图生路”。总之“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
“指示信”提出:党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指出“党现在如果不见到中国这样新的阶级变动,不认识新的革命力量,不会使用这些新的力量,那么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指示信”提醒全党要充分认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共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党(自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当然,参加统一战线的人“因阶级利益之不一致,其参加革命斗争的热情与程度也各有差异,但是,现在若果他们有分厘的革命性,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指示信”还指出,统一战线能否胜利实现,关键是正确的实现党的领导权。
(二)瓦窑堡会议决议
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共中央即与共产国际失掉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积极设法与国内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便向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新政策。首先是派张浩(原名林祚培,号育英,湖北黄冈县人)返国。乔扮成小商人的张浩穿越蒙古沙漠,于1935年11月上旬到达陕北定边,后由赤卫队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前线指挥直罗镇战役,张浩先向张闻天、邓发等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2月8日,张闻天、张浩等到安塞迎接从直罗镇归来的毛泽东,张浩向他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张浩回国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调整政策。1935年11月28日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郑重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的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5]这是中共中央在国内发表的第一个反映“八一宣言”精神的文件。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秦邦宪、邓发、李维汉、张浩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6]。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空前的民族危机,“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在新的革命高潮中,工人农民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总之,“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会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决议重申“八一宣言”提出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这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它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口号。人民共和国不仅代表工人农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它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也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力量。瓦窑堡会议还强调要用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反日斗争的领导权,否则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瓦窑堡会议后,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7]的报告。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历史表现,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客观必然性作了深刻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列举“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态度变化的大量事实,批驳了那种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及其变化,拒绝同他们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并提出为了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革命队伍中“左”倾关门主义的幼稚病。他说,革命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泽东指出:“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正式形成。
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虽然都指出了地主买办阶级营垒分裂的可能性,提出了要利用敌人内部“争斗”“缺口”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没有看到1935年华北事变后,特别是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已由软弱趋向强硬,由一味妥协退让趋向抵制,而继续把他看成是“卖国贼头子”,仍旧采取“反蒋抗日”方针,把蒋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显然,这与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1936年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没有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之为“蒋介石氏”、“南京政府诸公”。《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8]。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策略方针转变的开始。而促成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立场,确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按着历史发展顺序,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张学良的影响。瓦窑堡会议结束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争取张学良东北军联合抗日。经过1936年1月李克农与张学良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当李克农准备再次与张会谈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他要“坚持抗日反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同时又要他“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策略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总之是要“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9]。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再次在洛川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都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待蒋介石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双方的分歧是: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力量,又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李克农则认为,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围剿”抗日力量,破坏反日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包括蒋介石。这次会谈后,李克农到山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与张会谈情况,并列席3月下旬在晋西石楼等地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3月27日会议上谈到与张学良谈判的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谈,张重申并坚持他的上述意见。周恩来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10]张学良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国民党爱国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了停战、通商等协议;可是他始终没有接受“反蒋”方针,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张学良的态度,不能不使中共中央考虑在民族危亡日益严重、亟须团结御侮的形势下,“反蒋”方针究竟能否行得通,是否有修改的必要。周恩来、张学良会谈后,4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列。《宣言》说:“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共同的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义务!”[11]随后发表的“五五通电”,不仅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且表示愿与南京订立抗日协定。所有这些,不能说没有受到张学良的影响。
二、随着蒋介石对日态度的日趋强硬,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也在日益深化。这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方针的根本原因。瓦窑堡会议后三个月,中共中央在晋西石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仍坚持反蒋抗日方针。6月,“两广事变”爆发。两广地方实力派出兵湘南,与蒋形成武装对峙的严重局面。面对这种形势,南京当局为集中力量对付两广,避免共产党与两广联合起来共同反蒋,它在与共产党的秘密谈判中态度有所变化,表示愿在一定条件下停止“剿共”内战,共同抗日。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他所作的关于外交方针的报告中,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全会并作出设立国防会议的决定,已如前述。
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新进展,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从莫斯科返国的潘汉年8月8日来到陕北,汇报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找王明谈国共合作抗日,和他在上海、南京同曾养甫等谈判的情况,所有这些使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在8月1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充分肯定蒋介石对内外政策的变化,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他说,过去提的“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主张“我们要与蒋联合”,“而不是与他对立起来,讨伐他”。毛泽东还提出,为与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准备做出必要的让步与妥协,“红军改人民军,苏维埃改人民政府”,“我们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12]。周恩来在会上也提出“过去抗日必须先反蒋口号,现在不适合,现在应以抗日联合战线为中心”[13]。张闻天指出南京政府“有许多变动”,并举例说:“在二中全会,蒋不能不提到国防政府,现在反日运动更加可公开,CC也要联俄联共。”张闻天提出要促使蒋介石走向抗日,并说“只要他来抗日”,“我们只要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就可与他联合”。至于取消红军、苏维埃名义问题,张闻天说“要看事变的发展,如果大家真抗日,名义取消也是没有问题的”。张闻天认为在革命转变时期要处理好“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关系”。他强调指出“现在民族革命第一,土地革命的策略的改变,主要是适合民族革命”[14]。
三、共产国际的指示,加速了“逼蒋抗日”方针的最后形成。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七大”时,曾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反蒋抗日方针。1936年中,他们改变了在中国问题上的策略。7月,他们从中共中央来电中得知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反蒋”方针后,7月下旬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不可能左右开弓,即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同样,也不能认为整个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全都是日本的同盟者。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共产国际的电报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应提出和坚持的四条原则:
(1)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武装力量真正抗击日本侵略者。
(2)建立总指挥部,制定对日作战的总计划,同时保存红军在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负责对日作战的某些战区。
(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和必要的武器装备。
(4)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地区停止对共产党员迫害[15]。
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电报后,立即彻底放弃了“反蒋”策略。张闻天在后来说:“过去我们对南京的策略,虽然有些修改,但基本上是没有转变的……后来接到国际电报,才完全转变过来。”[16]毛泽东后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过程时也说,“在五月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国际指示以后”[17]。
8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的致国民党公开信,8月25日才正式成文。它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精神。这个《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有关政策。它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反蒋”策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宣言,是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致国民党书》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在这“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再次呼吁国民党改弦更张,“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致国民党书》向南京严正指出:你们如仍执迷不悟,“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
对南京政府在对日态度上的日趋强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讲话所表示的绝不承认伪满洲国,绝不订立损害国家领土主权的协定,《致国民党书》给予肯定和赞扬,说蒋介石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对蒋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现在“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并未达到最后关头”也提出批评。《致国民党书》列举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一系列丧权辱国协定后指出:“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致国民党书》呼吁国民党“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同时向国民党郑重表示:“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8]
为了把《致国民党书》早日送到国民党中央及其各级党政军等机关团体,中共中央书记处于9月7日指示中共北方局胡服(刘少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允生(冯雪峰),令他们“以快信付给南京中央党部一份,以后再给他几份”,同时让他们翻印九千份,“分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县市党部、中央政府各要人各部会、各省县市政府、中央及各省县市中外报馆、学校、团体、各界名人、各地军队师团长、各地警察机关、文化机关等”[19]。
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对如何进行“逼蒋抗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20]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与会者认为,去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决定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年来的工作获得许多的成绩”;“但是决定本身及以后的工作中犯着一些错误,这里主要的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着,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上,一切应当服从抗日斗争”,不能把整个国民党和所有蒋介石的军队看成是日本的同盟者,而且“同时进行抗日反蒋的斗争是不会得到成功的”[21]。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全面反映了共产国际8月15日电报的指示精神。在谈到国内形势时,《决议》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决议》指出:“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斗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22]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从组织上的最后完成。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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