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危急的局势,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和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开展的同时,上海的知识界也在积极酝酿发起救国运动。　
        在1935年这一年中,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围绕日本侵华问题举行了各式各样的时事座谈会、报告会和读书会,甚至采取聚餐会的形式,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方策。是年5月,杜重远创办并主编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艾寒松以“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这篇经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一般性叙事文章发表后,日本驻上海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社,判处作者及编者徒刑。南京政府竟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向日本道歉,封闭了《新生》周刊,以满足日方的要求。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新生》案件,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徒刑,不得上诉。《新生》事件发生后,在全国特别是上海文化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案件宣判的第五天,沈钧儒写了下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哪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1]
        流亡在美国的邹韬奋获悉杜重远含冤入狱后,愤怒和悲痛“不能自抑”^[2]。8月27日,他由美国赶回上海,下船后就奔往漕河泾监探望被囚禁的杜重远。
        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于11月16日出版,他写的发刊词《我们的灯塔》指出:“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但同时不要忘却为虎作伥的封建残余的势力。所以封建残余的铲除,是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二目标。”他表示:“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3]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当前的最严重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华北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整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要求“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4]。
        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钱俊瑞、周新民、钱亦石、沈兹九、顾名、金仲华等二百八十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宣言最后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八项主张。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人们首先是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奋起自救。章乃器曾说:“上海的文化人,和北平的青年学生,虽然是隔得很远,竟像是心印着心,大家‘不约而同’的同时展开历史的救亡运动。”^[5]
        同日,文化界救国会还发表通电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其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暨北平宋哲元电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发扬民意,拱卫国权,万不能再加压迫,否则听任汉奸冒替民众,是非泯灭,国亡无日。”^[6]致北京大学学生会转各校学生会电文说:“诸君在高压之下,奋起抗争,意义之大,远过五四运动,千望再接再厉,全国响应,即在目前。”^[7]
        12月19日至20日,上海复旦等大中学校学生八千余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游行,并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收复失地,保护救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游行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大家起来救国”等口号。
        12月21日,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的妇女救国会首先成立。史良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她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个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8]何香凝讲话说:“我们要奋起精神,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生男育女的性机器。我们是要与男子一样的负起重大的责任,争取民族生存,同到战场上去,起来!”^[9]
        大会通过宣言、章程,并推选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等十一人为理事。宣言指出:“四年以来,敌人夺取了我们东北四省,屠杀了我们无数同胞,现在又步步进迫,开始向华北进攻。……冀察两省已经名存实亡,千万同胞又要跟着东北民众而变成亡国奴了。”“在这民族危机极度深刻的现在,要求独立生存,只有用我们的满腔热血去同敌人斗争。”^[10]宣言提出坚决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秘密外交,否认一切破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和协定;全国妇女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等八项主张。
        当日,上海包括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育家等近千名妇女,为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这次妇女游行对上海学生运动起了推动作用,24日上海学生的大请愿示威,就是受了妇女游行的影响而爆发的^[11]。
        随后,妇女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指出,从东北事件到华北事变,明明是日本一贯的“大陆政策的两个步骤”,华北事变一方面是东北事件的后果,另一方面,假使我们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会变成华中、华南事件的前因;要求“打破妇女只会在家庭里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同爱国的男子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12]。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有三百多人参加。沈钧儒在成立会上讲话说:“本会以团结上海文化界同人,推进文化运动,发扬民族精神,保障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为宗旨。我国现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国民,均应自动奋起,以负救亡图存之重任。文化界为国民之先导,更应悉力赴难。”^[13]会议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14]。文化界救国会在成立会上讨论名称时,沈钧儒鉴于“一二八”抗战爆发时政府因受日本的压力取缔抗日团体,以及《新生》事件的前例,提出不加“抗日”、“反日”字样,以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和日本浪人的捣乱,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接着成立的是顾名、沈钧儒、曹聚仁、周新民、潘大逵、张定夫等六十余人发起的大学教授救国会,他们发表的救国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激进了,无论用枪炮威胁或借外交计诱,总以并吞中国为其最后的目的。……抵抗则存,不抵抗则亡;抵抗则万众一心,为政府之后盾,不抵抗则万众离心,日为汉奸败类所胁迫。”^[15]此外,上海复旦大学等一些大中学校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的成立,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后几年来的沉寂状态,从此,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爱国运动的热烈开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激进,章乃器写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历数了国民党当局四年来执行“先安内,后攘外”路线造成辱国害民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倘使他们到今朝还要隐过饰非,为了要保存自己的历史而不惜断送民族的历史,或者将错就错,甘为敌人的虎伥而不肯自拔,那不但是误国,而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卖国了!这种人,只要中国民族的历史一天不断送,民众自然会起来诛伐他们的。”他大声疾呼:“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16]沈钧儒曾称赞说,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17]。王造时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写的《四年以来的教训》一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非吞并我全中国不止。因此,我们与他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如果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与它只有拼一个你死我活。”^[18]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说:我们只要把攘外必先安内,读书救国和科学救国,建设救国,本位救国,英雄救国等等,“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一扫而空,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19]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一些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上海市民联合会,以及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筹备会等团体发起,于1936年1月28日在上海市商会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有农、工、商、学及妇女等各界民众共八百余人参加,公推马相伯、沈钧儒、何香凝、章乃器、史良、王晓籁、吴耀宗、沈兹九、张一麐等十九人为主席团。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筹备成立全国救国联合会。会后全体与会代表由主席团率领,整队步行至庙行镇,公祭“一二八”抗战无名英雄墓。
        2月9日,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其成员多为公司、字号、海关、银行、保险、出版以及教育职业界的爱国人士,主要是属于下层职员的爱国青年,也有少数上层人士。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综合团体“蚂蚁社”(简称“蚁社”),以及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等单位的社员和学员参加者最多。2月23日,陶行知领导的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成立,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店员、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新闻记者等四百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宣言、简章和工作大纲,并选举了执行委员。《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说:“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能获得民族解放;我们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20]其共同目标是“用国难教育来挽救民族的灭亡”^[21]。这两个团体均加入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袁牧之、陈波儿等还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于3月28日出版,4月30日停刊,共出了五期,接着《救亡情报》于5月6日创刊。《救亡情报》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联同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所共同创办。《救亡情报》每星期出一张(四开)半。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徐雪寒、吴大琨、柳乃夫、刘群、恽逸群、陆诒。该刊出版后,登载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随后不久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许多文件,报道了上海和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救国活动的开展情况,揭露批评国民党当局对救国运动的迫害,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积极作用。1936年12月中旬,因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被捕入狱和西安事变先后发生,被迫停刊,共出了30期。
        为了扩大宣传和唤起民众共同起来救国,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三八”、“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举行了几次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反日大示威,参加的男女群众万余人,“为‘一二八’以来未有之壮举”^[22]。5月30日,各界民众6000人举行大会纪念“五卅”,“盛大的集会,团结着六千人的心灵;壮烈的游行,唤醒了全上海的民众”^[23]。上海救国运动得到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救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于,但不久以后,就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人参加。由于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遭到彻底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如钱亦石、柳湜、曹亮、周新民、邓洁、胡乔木、周扬、顾准、钱俊瑞、张执一、王新元、王纪华等,都参加了各界救国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他们把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带了进去,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力量。据章乃器回忆说:“那时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尽遭破坏,当然更没有用党组织的名义来同我们接触的。事后发觉,这是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员,主要地也是激于‘国亡无日’的危惧,产生了一种认为不论为党还是为祖国都应该奋不顾身地加倍努力的自觉,从而起来推动工作的。周新民、钱亦石便是这些人的例子。他们所运用的不是党的某一个文件,而是党在长时期中对于他们的教导,是一些重要的理论原则和重大的政策原则,这些原则在不断的斗争锻炼中,已经驯化为可以用通常语言表达而为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生硬的、难于接受、难于消化的教条。这种成熟的自觉的东西,和我们的自发的但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很容易融合,从而产生了一批气势磅礴、热情奔放而又言之有物的救亡文献。”^[24]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到达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与沈钧儒接上了头,同时还会见了章乃器,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及共产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救国会的活动从此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救国会是一个松散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入会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主张抗日救国,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不论属于什么党派,什么阶层,以及从事何种工作,都可以参加。除共产党人外,还有国民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参加,大部分则是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由于是这样一群人的结合,因此除了抗日救国这一个大目标相同外,在抗日的方法和其他问题上,则很难趋于一致。各党各派政治观点的分歧常常在救国会内部反映出来,其中一个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即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以王造时为代表的包括国社党、第三党在内的一小部分人主张反蒋抗日;而以沈钧儒、章乃器为代表的大部分无党派成见的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则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有可能抗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具体情况,如避免和当局发生对抗,争取救国运动的公开合法,以求生存和发展,不主张一般地整个地反对国民党,笼统地提反蒋的口号,而只是反对它的不抵抗和内战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救国会队伍的扩大和救国运动的开展。
        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杭州等地的妇女界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随之相继成立,并与上海“文救”和“妇救”取得联系。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率先于1936年1月27日成立,有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一百五十余人参加,选举马叙伦、白鹏飞、陈豹隐、张申府、崔敬伯等三十一人为干事。发表宣言,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两次宣言所提出的一切主张,指出:中国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整个民族快要沦为奴隶,我们不能等待、迟疑,“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