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爆发

        在国家和民族濒临灭亡的紧急关头,富有爱国传统的北平青年学生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1935年12月9日和16日两次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唤醒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奔腾向前,席卷全国。
        (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华北事变后,北平人心惶恐,社会浮动,一派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在北平的国民党达官显贵纷纷携带细软和眷属南下,故宫博物馆的稀世珍宝开始装箱南运,一些高等学府也在酝酿搬迁,清华大学准备迁往长沙,东北大学要搬到西安。富有政治敏感的北平青年学生,面对华北危在旦夕的险恶形势,无限感慨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这些热血青年心系着祖国的安危和民族的兴亡,一首救亡歌曲《毕业歌》唱出了他们的心声:“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北平的青年学生在20世纪初的民族危机面前,曾经站在时代前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五四爱国浪潮;在30年代新的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再次挺身而出,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二)“一二九”请愿游行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是由于民族危亡客观形势的刺激,也与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分不开。
        “一二九”前,由于敌人多次破坏,北平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不复存在,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委会”)还在,20多名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仍在群众中从事革命活动。
        “何梅协定”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从华北撤走,华北的国民党部也撤销,国民党在北平的统治力量有所削弱,这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开展活动颇为有利;但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还不可能,对国民党也不宜正面攻击,于是决定从组织灰色团体,开展救灾活动入手。1935年秋后,黄河中下游洪水泛滥成灾,河南、山东的大批难民拥入北平。北平地下党通过“武委会”开展救灾活动,成立了由十几所大中学校代表参加的“黄河水灾赈济会”,会务负责人是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地下党通过这个机构发动学生义卖、义演和募捐,将募集的钱物派代表送往灾区。赈济会还开展宣传活动,向广大师生讲灾民的痛苦,国民党见死不救;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揭露南京的不抵抗政策;讲民族危亡和青年肩负的历史重任,等等。
        中共的“八一宣言”在国外发表后,通过多种渠道传回国内,也传到北平。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开的书店,陈列和出售《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刊物,姚克广等从这些刊物上看到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季米特洛夫报告和“八一宣言”,就把这些刊物买回后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中传阅讨论。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红军长征到达陕甘的消息,使他们深受鼓舞。在地下党组织的引导下,1935年10月北平各大学相继成立自治会。在清华大学,蒋南翔、姚克广、杨述等被选入自治会的代表会和干事会。燕京大学地下党张兆麟、龚普生、陈洁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和文书,王汝梅(黄华)、陈翰伯、龚维航(龚澎)分别担任学生会执委会主席、膳务部长和财务部长。北平师范大学的反动势力较强,直到北平学联成立后,才成立师大学生会,于刚被选为主席。在这些由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掌握了学生会的学校,沉闷空气为之一扫,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
        11月1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要求蒋介石乘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之机开放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平津十校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分散趋向联合。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决定将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11月18日,北平市学联成立,郭明秋任执委主席,姚克广任秘书长。由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等组成学联党团。市学联的成立,使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公开统一的领导机构。
        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华北策动“独立”运动,他不断给控制平津和冀察的宋哲元施加压力,限他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进攻山东和河北。何应钦12月3日到达北平后,再次屈辱妥协,拟于12月9日成立半傀儡式的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当得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后,即于12月8日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决定第二天组织学生到新华门前集合,向何应钦请愿。
        北平国民党当局事前侦知学生将于9日去新华门请愿,便派军警把守各主要学校大门,不许学生队伍走出校门;并把西直门、阜成门等城门关闭,以阻止地处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学生进城。9日晨,当燕京、清华两校学生在各自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发现他们事先租来的汽车被开走,校门外有大批军警把守。学生们决定冲出校门,徒步进城。五百多名燕大学生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口号,冲出校门,步行16里路,到达西直门外。清华的学生队伍也冲出校门,徒步走到西直门外。
        清华、燕京两校学生队伍在高梁桥会合后,全副武装的警察列队桥头,不准学生通过。站在桥头的燕大学生冲破了警察的防线。当局已令西直门关闭,并派军警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等处戒备,拦阻郊外学生进城。学生到西直门下,见城门紧闭,遂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开门进城,并表示进城请愿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守门的警察说,没有上面命令,不能开门。这天,寒风凛冽,气温降至零下10度,学生们的脸和耳朵冻红了,脚冻僵了。两校学生留部分人坚持在原地斗争;大队人马沿城墙南下,从别的城门入城。但阜成门、西便门、广安门也都关闭,并有军警把守。学生又原路返回西直门。此时,传来城内请愿学生遭军警镇压的消息,同学们在西直门外召开大会,控诉日军的侵略暴行,谴责南京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口号声此起彼伏,直至下午4时才散会返回学校。
        9日这天,由于燕大、清华学生被阻于城外,东北大学学生成了城内行动的主力军。这些背井离乡、过着流亡生活的东大学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怀有刻骨仇恨,爱国热情十分高涨。9日上午,他们在四人一排,手挽着手,列队冲出校门。这支三百多人的队伍沿途几次冲破军警阻拦,并接应出被军警围困的北平大学法学院等校的同学,最后到达新华门前。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女一中、女二中、艺文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的队伍已到达这里。聚集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共有二千多名。原计划由燕大和清华学生代表准备请愿书并向当局交涉,但他们既被阻城外,大家临时推选中国大学的董毓华、东北大学的宋黎、师范大学的陈泽云和敖白枫(高锦明)作为代表,并拟出“反对华北特殊化和伪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六条请愿要求。
        何应钦拒不接见学生代表,11时许才派代表侯成出来应付学生。学生被激怒,决定将请愿改成示威,以表达抗日的愿望。
        学生开始游行时,几名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中外记者(如燕大教师埃德加·斯诺夫妇)也与学生走在一起。走到西单牌楼,遇上八九十名军警拦阻,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口号,多数学生冲了过去,后边的学生遭到袭击。
        游行队伍经过护国寺、沙滩时,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各有二百多人参加进来。时近下午4时,四千余人的游行队伍来到王府井,当局非常害怕学生冲入东交民巷示威。在日本大使馆的日军紧急出动,在东交民巷架起机枪;国民党当局调集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一条严密封锁线。走在队伍前头的学生领袖与军警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阻挡游行队伍。残暴的军警举起水龙头袭击学生,学生穿的棉袍顿时变成冰袍,有的学生脸被水注射肿了。学生手挽手地顽强前进,军警又从两侧包抄过来袭击学生。学生忍无可忍,夺过水龙头向军警还击。赤手空拳的学生敌不过全副武装的军警,几次冲击均未成功,不少学生负了伤,当场有三十多人被送进医院。王府井成了恐怖世界。当晚,北平学联发表罢课宣言,申明:“我们为反对出卖华北而罢课”,“我们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罢课”。宣言指出:“我们认定解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只有民众自己。”^[2]
        (三)“一二一六”大示威
        “一二九”后,北平各校的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几天内,有七十多个学校成立了自治会或学生会。北平师范大学9日晚宣告成立学生自治会,于刚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学生自治会根据市学联决定,宣布从第二天起全校罢课。北京大学10日成立学生会,为罢课还组织了纠察队。10日,东北大学学生在礼堂召开大会,遭到学校当局的干涉与反对,会议仍决定从即日起罢课,并宣布成立东大救国会。校方勾结军警于当日午夜入校逮捕六名学生,接着又宣布“紧急戒严令”,由宪兵把守学校大门,不许学生外出,并规定13日学生不上课者,降为自费旁听生,14日不上课者开除校籍。东大学生聚集在校方负责人的办公室外示威,强烈要求撤走校内宪兵,释放被捕学生,不得干涉学生的爱国活动。如校方不答应上述要求,他们将自动驱逐宪兵出校,自动夺回被捕同学。在学生的坚决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驻校宪兵撤走,“紧急戒严令”撤销,被捕同学也获释返校。
        国民党当局不顾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坚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何应钦在12月13日离开北平南返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不必涉及课外之活动”^[3]。北平学联决定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日期选定在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
        事先,北平学联做了认真准备,决定16日以一些学校为中心,分区集合,最后到天桥集中,召开市民大会。12月16日,学生队伍分四路向天桥进发。第一路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西城区的大中学校;第二路是师范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及南城各校;第三路是北京大学及东城各校;第四路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城外各校。
        16日晨学生开始行动时,军警又包围了各主要学校,关闭了西直门和阜成门,各主要路口都派重兵把守。各路队伍在向天桥行进途中,都遭到军警的拦阻和袭击,不少学生负了伤,有的还被逮捕。上午10时,多数学校的学生或结队或分散地来到天桥,召开学生和市民大会,决定向全国发出通电,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会后,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由天桥出发,计划经前门、天安门、东单,到外交部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地方去示威。游行队伍从前门大街向正阳门进发时,燕大、清华等郊外的学生队伍赶来了。学生队伍到达正阳门前,城门内外布满了军警,城门楼上架起了机枪。学生要求进城,军警鸣枪示警。学生连续冲击城门,均未成功。此时,当局又派来大批军警,严阵以待。学生见进城无望,打算回天桥再次召开市民大会,之后各校分头宣传。警方不准学生回天桥开市民大会,要学生就地解散。学生即就地召开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平市各大学组织南下团请愿”、“请求释放被捕同学”等九项决议案。
        当局最后允许北大、中大由前门进城返校,清华、燕大、东大、师大、平大则由宣武门进城返校。这是企图分裂学生队伍。指挥部决定,两支队伍进城后,再在宣武门内汇合,继续在城内示威游行。北大、中大学生进城后,城内、城外两支学生队伍分头向宣武门走去。下午4时许,两支队伍到达宣武门时,见城门紧闭,军警把守,不准城外学生入内。学生发现受骗上当,个个义愤填膺,城内城外的口号声连成一片。站在城外队伍中第一排的清华女生陆璀身材较小,从城门下边缝中爬进去,迅速将城门上的铁闩抽掉,又用手解开缠在两扇门上的铁丝,她还鼓动城外同学用力冲击城门。一二十名武装警察猛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将陆璀打倒在地,并把她抓走。随队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附近的警察所采访了陆璀,随即登上城门楼,向城外学生报告了陆璀被捕事件。
        愤怒的学生要求当局立刻释放陆璀。晚7时许,城外学生与军警达成协议:释放陆璀,清华、燕大等西郊学生出西便门返校,城内学生进宣武门返回宿舍。当清华、燕大等校学生走后,当局再次食言,紧闭宣武门,把东大、师大、平大法商学院以及辅仁的学生仍关在宣武门外。在严寒中斗争了整整一天的学生,此时饥寒交迫,指挥部为避免无谓牺牲,决定组织撤退,让学生分别到东大、师大去休息。城内同学刚要行动,当局调来三卡车宪兵和消防队,把周围的胡同口堵死,向学生包围冲杀过来。六名女同学被砍成重伤,轻伤者五六十名,被捕者五人。准备去东大休息的学生走进菜市口附近一条胡同,被军警夹在中间,惨遭毒打,上百人受伤。去东大的学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北口时,也同样遭到袭击。据事件发生后第四天燕京大学出版的《一二九》特刊第三号登载的不完全统计,参加“一二一六”示威有组织的学生共7775名,被捕者8人,受重伤者85人,受轻伤者297人,失踪者23人。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从东海之滨到嘉陵江畔,从西南边陲到长城脚下,几十个大中城市和一些县镇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游行、示威、罢课,一些地方当局为阻止学生去南京请愿竟断绝交通。抗日救亡运动的参加者很快越出学生界,发展成全民性的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成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和催化剂。
        (四)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采取种种措施来压制和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12月9日公开发表谈话,禁止学生游行、请愿、罢课。1936年1月5日,蒋介石指令平津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强迫学生各自回家。接着教育部通知各地学校都提前放寒假。
        蒋介石通过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出面宴请北平学联代表,让学生听蒋介石的话,答应南京可以出钱“资助”学联。接着蒋以行政院名义,通知各地大中学校选派校长代表和学生代表到南京“聆训”。1月15日蒋在南京对各地来的师生代表发表了题为《政府与人民共同救国之要道》的讲话,竭力为政府“攘外必先安内”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说“九一八”时“我们政府虽然不抵抗,但绝对没有放弃东北”,“绝对没有一时一刻忘记东北”,“绝对不会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4]。
        1935年12月26日,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平津学生联合会”这个跨地区的学生组织宣告成立,并决定组织扩大宣传团,深入民间,唤起民众,一致抗敌救国。组织学生南下宣传,是为了对抗和抵制南京当局提前放假和“晋京聆训”。南下宣传团约有五百人参加,第一、二、三团由北平学生组成,第四团由天津学生组成。1936年1月初,宣传团成员分别从天津、北平出发,约定到河北省固安县会合。北平的学生沿着不同路线徒步前进。他们在卢沟桥、青云店、礼贤镇、良乡、琉璃河、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帮助组织反日爱国团体,先后于1月七八日到达固安。第四团的天津学生1月2日出发,经杨村奔向固安,沿途也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
        平津四百五十名学生到达固安时,该县县长奉令关闭城门,城墙上布满军警,架起机枪。学生们向守城的二十九军士兵和当地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月9日,四个团联合召开大会,通电全国,说明这次南下宣传的意义;并决定全体步行到保定乘火车南下。学生开始行动后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总指挥董毓华被扣留,第二、三团被武力押解回北平。21日,第一团到达保定城外,接到中共北平市委通知:大批学生运动骨干南下后,北平空虚,国民党当局趁机组织“新学联”,分裂学生队伍,南下宣传团要适可而止。第一团便自动返回北平。
        通过南下宣传,同学们更深切感到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1月21日,第二、三团被军警围困在保定师范学校礼堂,决定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便回京后有组织地开展救亡工作。中共北平市委也感到原来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已不适应形势要求,为把“一二九”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2月1日正式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下宣传团团员是民先队的第一批成员。民先队具体的斗争纲领主要是: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成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抗日救亡会;铲除汉奸卖国贼。民先队的工作有: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与各种救亡团体密切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把握现实,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并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民先队的组织系统有四级:总队部、区队部、分队、小队;小队是基层单位,人数由三至五人组成。
        民先队总部领导成员,开始时由中共北平市委指定:总队长敖白枫,组织部长萧敏颂,宣传部长王仁忱,秘书长刘导生。总队部设中共党团,上述人员均是党团成员,党团书记先由市委负责人黄敬兼任,后由敖白枫接任。8月,民先队总队进行民主改选,总队长由李昌担任,队部领导成员有刘导生、杨雨民、杨克冰(女)、孙传文、顾德欢等。民先队迅速向全国发展,统一了青年革命团体,带领广大青年开展救亡运动,使“一二九”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在斗争中,民先队也不断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