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中间道路?中间势力的基础与意义何在?施复亮的解释可为代表之一。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在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之上,中间派的政治立场必须站在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政治上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上应是自由主义,行动上应是和平的改良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民主的。中间派决不笼统地反对或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而“国共问题的合理解决,中国政治的全面安定,和平、民主、统一的真正实现,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政治上起着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1]。
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在战后一度有较大发展与战后美苏相争的国际背景和国共相争的国内背景密切相关。国共两党在政治斗争中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而美国要求国民党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容纳反对党,这些均鼓励了中间党派的兴起。中间党派的中间路线,在战后中国主要表现在以和平方式调和国共关系,希冀以此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民盟可称中间势力的代表性党派,它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2]。民社党的张东荪对中间势力的这种立场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国际存在美苏对立,反映到国内即存在国共对立,中间势力的责任,就是调和折衷,使两者之间的对立趋于软化。他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自不待言。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对于国共对立,他希望将“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所以我们一百二十分赞成联合政府,但我们却以为联合政府必须建立于共同纲领之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3]。一句话,中间党派主张在左与右之间保持中立,方法上采取和平改良的立场,协商谈判,不搞暴力革命。
在抗战胜利后的现实条件下,中间势力对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形势的看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脱离实际。理论上,他们对西式和苏式制度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以为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就可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搭上过桥,这实在是一种空想。至于实践,中间势力企图以调和国共之争争取自身的地位以至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他们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调和国共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国共力量的强大与中间势力的无奈。与政治主张脱离实际相伴随的,是中间党派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多在上层活动。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中间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是中国政治已经处于国共两大党的争斗之下,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而且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党派政治奉行的是实力原则[4],只有国共两党有组织、有武装、有强大而可靠的群众基础与动员力,任何其他党派都难以代替国共两党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而非一时可以改变。中间党派格于实际,只能周旋于国共之间,受到国共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在国共之间保持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非偏于国,便偏于共。但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中间势力对国民党的压迫感受更为直接,争民主是他们的一致要求,因此在国共尚未破裂之际,他们的态度对中共更为有利,在实践中他们也往往采取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立场。
不仅如此,中间势力自身由于种种利益考量的不同,不仅各党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各党内部同样存在着主张的不一,尤以民盟为甚。民盟是各个不同党派的集合体,在政治问题上一向主张不一,只是对外维持着大体的统一。民盟内部最初的三党三派中,青年党较为倾向于国民党,第三党、救国会较为倾向于中共,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态度较为中立[5]。随着形势的发展,民盟成员不断分化,青年党脱离单干,民社党逐渐与民盟拉开距离而倾向于国民党,他们成为中间偏右政党;而民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多的是中间偏左,与中共更为接近。民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声明中,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要求延期召开国大,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都与中共的主张相一致;而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民盟虽主张军令政令的统一,但又提出“应该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关方面心安理得”;“组织一收复地带人事调整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况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调整,以避免党派间的冲突”[6]。这又在实际上呼应了中共的要求,自然为国民党所不满。对于中共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问题,中间势力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问题往往为更为迫切的和平民主问题所掩盖,因此中共与中间势力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得并不明显[7]。
实际上,中间势力的作用也只有在国共两党争执不下时才得以发挥,至于他们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因为中间势力的在野特性而未及进入实践。一旦国共破裂,战火燃起,中间党派势必在国共中间作一抉择,任何真正的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他们深知:“倘使内战长期继续下去,中国问题只有依靠武力来解决,那么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内战停止,和平恢复之后,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才有实现的可能。”[8]如同梁漱溟所言: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9]。
在内战战火即将点燃之际,1946年5月间,民盟领导人在聚会时有若干对话,颇能反映他们的处境与心态。沈钧儒说:内战扩大,人民固然痛苦,我们这些第三者又将如何呢?一方面政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已有地盘,更有枪杆,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恐将左右为难,如何是好呢?梁漱溟说:在左右和谈时,中间人已感不易;到左右开枪武打的时候,中间人当更难以自处。黄炎培说:现在处变之中,固不易决定我们的立场,然恐亦不容静观以待呀!章伯钧说:两个有力的政党都在那剧变,形势实恐不容我们静观。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我敢武断的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不要说我们不愿右倾,就是你想投靠,他们也不会容纳你。我们在政治协商会中,虽与中共合作,目的仅在造成制衡的力量,以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何尝是左倾呢?国民党失计,因此而加以左倾的罪名。我们如此夹于两者之间,真是不知如何是好[10]?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与条件下,没有武装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政治地位。著名的《观察》杂志记者曾经就张君劢写过一段颇含意味的话:“如张君劢氏,固一彬彬有礼的长者,亦为一博学能文的学者,然而他领导组党,数年以来,可谓无甚成就。吾人固不赞成组党要用打手,然而单靠书生,也是不行的。”[11]
中间势力在战后中国政坛上一度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国共两党的态度。由于国内外形势所逼,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战后中国政治大舞台的焦点,而在政治斗争中,国共双方都需要支持者,因此也就为中间党派的活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然而,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势力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势力的左右。国民党中宣部早在1943年就拟订了《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对策提出国民党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一、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本党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宪政”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之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其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二、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箝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三、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本党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劢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外围,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的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12]。在这样的认识下,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是,拉住青年、民社两党,争取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对于靠近中共者则施以压力。对于最主要的中间党派民盟,国民党的策略是,“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譬如民盟内部已有左右两派之斗争,即应加速挑起国社党村治派等对救国会派第三党之斗争,扩大其矛盾”[13]。在全面内战爆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尤其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14]。对于态度较为温和的黄炎培,蒋介石专门派陈立夫、陶希圣、杜月笙等去拉拢,还派陶希圣前往上海,征求黄炎培对时局的意见,以得到中间势力对其政策的谅解。但黄答以:“一,对中共只有一法,即以共同制定之宪法范围其行动,故下手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以解纷;二,目前办法宜使参加商谈,迅速解决军事问题,接谈政治;三,若舍政协会,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使陶悻悻而归。陈立夫为此指责黄炎培说: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15]。
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理念,国民党对于各小党派仍多采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对他们的拉拢并不成功。即使是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在一个时期内反对国民党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政策,可见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的不成功。反观中共与其他党派之间,虽然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但因为现实处境的相同,在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权和一党专政的当前斗争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而有相当成功的合作[16]。据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还在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签订了秘密合作的协定,双方同意:1.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2.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加力量;3.中共解放区欢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所做之工作,以不妨害中共事业为原则;4.中国民主同盟对中共解放区之政治军事经济各设施得尽量予以支持,并扩大其影响;5.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件[17]。在战后国共政治斗争中,如停战、政协、国大、宪法、改组政府等方面,中共与中间势力尤其是民盟的合作,给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即便如此,中共对中间势力的基础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周恩来在总结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时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8]
中间党派自身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逐步放弃了中间的政治主张。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阵营。青年党本身即具有反共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共产党,从周恩来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19]随着战后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青年党的态度也日渐倒向国民党。发展到1947年9月,青年党的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20]民社党起初虽避免直接批评中共,但它的行动已逐步脱离民盟与中共合作的路线,尤其是它决定参加制宪国大后,实际上也已倒向国民党方面。
中间势力中最强调中间立场的民盟,则在政治立场上不断地靠近中共。虽然民盟人士关于在国共破裂后民盟应采何种立场的问题上有争论,有人主张坚持“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也有人认为,民盟实际是与中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因此不能称为第三方面,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21]。但是国民党打击民盟而中共争取民盟的事实,迫使民盟只能左转。民盟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已经表明其与国民党的分道扬镳。1947年1月,民盟举行一届二中全会,分析形势,总结工作。主席张澜在会议报告中回溯了过去一年的形势发展,认为中共“确实有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他将政协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撕毁了政协决议”,召开国大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这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对于国共双方的态度如何实际决定了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张澜此言对民盟在国共之争中的立场是一个明确的解释,说明民盟也不可能在国共之争中保持所谓真正的中立。还在这个报告中,张澜解释了民盟的政治立场,他认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22]既是第三者,但又不能在反民主时保持中立,而反民主的责任者是国民党,民盟就这样在逻辑上解释了自己向中共立场靠拢的原因。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虽然还提到“继续推进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决议中彻底反对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认为制宪国大不合政协决议的要求等主张,与中共更为接近而远离国民党的立场[23]。因此国民党逐渐不能容忍民盟的公开存在,终至发展到压迫民盟解散的地步。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一贯坚持中间路线的人也不能不走向反对国民党的立场,正如施复亮文中所说:“自然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24]
相比较起来,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民联及其后身民革,对国民党从言论的批判到实际的行动都更为激烈。1947年2月,民联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报告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军阀、官僚、买办、大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集团,建立了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发动了全面内战。因此提出:中间阶层不但应该立即团结起来,组织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还要和工农民主力量联合,组织广泛、坚强、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流血,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实现政协决议、停战和整军协定[25]。他们虽然还强调自己的中间阶级特性,但他们联合工农,不惜流血的主张,与中间派一贯的和平改良、保持特性的主张,已经有所疏离。他们虽然还不能忘情于国民党,认为反动力量不能代表国民党,主张恢复党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对国民党进行改革,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离国民党越来越远,而离中共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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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在战后一度有较大发展与战后美苏相争的国际背景和国共相争的国内背景密切相关。国共两党在政治斗争中都希望争取中间党派的支持,而美国要求国民党实行一定的民主改革,容纳反对党,这些均鼓励了中间党派的兴起。中间党派的中间路线,在战后中国主要表现在以和平方式调和国共关系,希冀以此为中国打开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民盟可称中间势力的代表性党派,它自称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它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是说它介在中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也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统一、团结、民主”[2]。民社党的张东荪对中间势力的这种立场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认为,国际存在美苏对立,反映到国内即存在国共对立,中间势力的责任,就是调和折衷,使两者之间的对立趋于软化。他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虽名为政治制度,当然亦包括经济教育以及全体文化在内,自不待言。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对于国共对立,他希望将“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所以我们一百二十分赞成联合政府,但我们却以为联合政府必须建立于共同纲领之上,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这条唯一的路可泛名之曰民主,但不是纯粹英美式的,至于苏联式的,当然更不必说了”[3]。一句话,中间党派主张在左与右之间保持中立,方法上采取和平改良的立场,协商谈判,不搞暴力革命。
在抗战胜利后的现实条件下,中间势力对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形势的看法,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脱离实际。理论上,他们对西式和苏式制度本质及其优劣的理解是非常肤浅的,以为西式民主加苏式计划经济,就可为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搭上过桥,这实在是一种空想。至于实践,中间势力企图以调和国共之争争取自身的地位以至规划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他们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调和国共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国共力量的强大与中间势力的无奈。与政治主张脱离实际相伴随的,是中间党派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多在上层活动。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无论中间派的理想多么高远,事实是中国政治已经处于国共两大党的争斗之下,留给其他党派的活动空间非常有限,而且中国当时缺乏引进西方民主制度的环境与条件,党派政治奉行的是实力原则[4],只有国共两党有组织、有武装、有强大而可靠的群众基础与动员力,任何其他党派都难以代替国共两党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客观情况所决定,而非一时可以改变。中间党派格于实际,只能周旋于国共之间,受到国共政治斗争的强烈影响,在国共之间保持完全的中立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发展,非偏于国,便偏于共。但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中间势力对国民党的压迫感受更为直接,争民主是他们的一致要求,因此在国共尚未破裂之际,他们的态度对中共更为有利,在实践中他们也往往采取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的立场。
不仅如此,中间势力自身由于种种利益考量的不同,不仅各党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各党内部同样存在着主张的不一,尤以民盟为甚。民盟是各个不同党派的集合体,在政治问题上一向主张不一,只是对外维持着大体的统一。民盟内部最初的三党三派中,青年党较为倾向于国民党,第三党、救国会较为倾向于中共,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态度较为中立[5]。随着形势的发展,民盟成员不断分化,青年党脱离单干,民社党逐渐与民盟拉开距离而倾向于国民党,他们成为中间偏右政党;而民盟作为一个整体,更多的是中间偏左,与中共更为接近。民盟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声明中,在政治民主化方面,要求延期召开国大,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都与中共的主张相一致;而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民盟虽主张军令政令的统一,但又提出“应该注意到人事的合理安排,使各有关方面心安理得”;“组织一收复地带人事调整委员会,根据当地的实况及人民的要求,作人事上合理的调整,以避免党派间的冲突”[6]。这又在实际上呼应了中共的要求,自然为国民党所不满。对于中共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改革问题,中间势力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这些问题往往为更为迫切的和平民主问题所掩盖,因此中共与中间势力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得并不明显[7]。
实际上,中间势力的作用也只有在国共两党争执不下时才得以发挥,至于他们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主张,因为中间势力的在野特性而未及进入实践。一旦国共破裂,战火燃起,中间党派势必在国共中间作一抉择,任何真正的中间道路都是不可能的,这已为以后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他们深知:“倘使内战长期继续下去,中国问题只有依靠武力来解决,那么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在中国政治上都不会有重要地位,也不会起什么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内战停止,和平恢复之后,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才有实现的可能。”[8]如同梁漱溟所言: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9]。
在内战战火即将点燃之际,1946年5月间,民盟领导人在聚会时有若干对话,颇能反映他们的处境与心态。沈钧儒说:内战扩大,人民固然痛苦,我们这些第三者又将如何呢?一方面政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已有地盘,更有枪杆,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这些赤手空拳,为自由民主奋斗的人,恐将左右为难,如何是好呢?梁漱溟说:在左右和谈时,中间人已感不易;到左右开枪武打的时候,中间人当更难以自处。黄炎培说:现在处变之中,固不易决定我们的立场,然恐亦不容静观以待呀!章伯钧说:两个有力的政党都在那剧变,形势实恐不容我们静观。国民党专政多年,优越感太浓。我敢武断的说,他们的一切筹策,还是保持一党专政。他们早已认定我们这些中间人都是左倾的,不要说我们不愿右倾,就是你想投靠,他们也不会容纳你。我们在政治协商会中,虽与中共合作,目的仅在造成制衡的力量,以为实现民主的必要条件,何尝是左倾呢?国民党失计,因此而加以左倾的罪名。我们如此夹于两者之间,真是不知如何是好[10]?归根结底,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与条件下,没有武装就没有发言权,没有真正的政治地位。著名的《观察》杂志记者曾经就张君劢写过一段颇含意味的话:“如张君劢氏,固一彬彬有礼的长者,亦为一博学能文的学者,然而他领导组党,数年以来,可谓无甚成就。吾人固不赞成组党要用打手,然而单靠书生,也是不行的。”[11]
中间势力在战后中国政坛上一度活跃的重要原因,是国共两党的态度。由于国内外形势所逼,政治斗争一度代替武装斗争成为战后中国政治大舞台的焦点,而在政治斗争中,国共双方都需要支持者,因此也就为中间党派的活动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客观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然而,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势力能够站在自己一边,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势力的左右。国民党中宣部早在1943年就拟订了《各党派之言论分析与对策》,认为对于各党派而言,“以本党开放政权为最有利,次之在本党及中共相持不下之局面下亦可以稍收渔人之利,至于在本党或中共独揽政权之形式下则最不利”。对策提出国民党应付各党派的三项原则:一、必须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之形势——本党对现状如无任何改变,则在“民主宪政”之共同要求下,各小党派可能与中共成立联盟,加厚反政府之力量,目前有种种象征,证明此一可能性之日益显著,故本党现阶段对各小党派,当尽力疏隔其与中共之关系,不使有任何形式之反政府联盟可以产生;二、采取对各小党派开放,对中共抑压政策——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之联盟形势,必须一方面尽可能给予他们以言论结社之自由,及参政之机会,另方面对中共则尽量予以箝制,如此,不但可以一新国人之耳目,且可以转移国际(苏联方面例外)观听;三、拉拢各小党派,增我外围实力,以孤立中共——本党如对各小党派稍示公开,彼等必如张君劢云,感政府求治之殷,亦以琼瑶报之,而可能成为本党外围,如善加扶植及运用,不但可以孤立中共,亦可助我完成统一。对策提出拉拢各小党派的方法是,加强联系,有限度的满足其要求(言论自由,活动公开,参加各级民意机构)[12]。在这样的认识下,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策略是,拉住青年、民社两党,争取其他党派的领导人,对于靠近中共者则施以压力。对于最主要的中间党派民盟,国民党的策略是,“加速其分化过程,孤立其对外关系,并加强本党对其之压力。譬如民盟内部已有左右两派之斗争,即应加速挑起国社党村治派等对救国会派第三党之斗争,扩大其矛盾”[13]。在全面内战爆发前,蒋介石特别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尤其对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14]。对于态度较为温和的黄炎培,蒋介石专门派陈立夫、陶希圣、杜月笙等去拉拢,还派陶希圣前往上海,征求黄炎培对时局的意见,以得到中间势力对其政策的谅解。但黄答以:“一,对中共只有一法,即以共同制定之宪法范围其行动,故下手必须合作,只有政协会议决案可以解纷;二,目前办法宜使参加商谈,迅速解决军事问题,接谈政治;三,若舍政协会,别寻门径,决非国家之福。”使陶悻悻而归。陈立夫为此指责黄炎培说:国民党不能容许共产党并存,第三者以国共并称,忽视国民党之为正统,从事调解冲突,即延缓对中共问题之解决[15]。
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理念,国民党对于各小党派仍多采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对他们的拉拢并不成功。即使是与国民党较为接近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也在一个时期内反对国民党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政策,可见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的不成功。反观中共与其他党派之间,虽然追求的终极目标并不一致,但因为现实处境的相同,在反对国民党垄断政权和一党专政的当前斗争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因此而有相当成功的合作[16]。据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还在1945年11月,中共与民盟签订了秘密合作的协定,双方同意:1.双方为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之新中国,得共同携手奋斗;2.双方得保持其政治最高原则,但在奋斗过程中得随时交换意见,以划一步调增加力量;3.中共解放区欢迎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分部,但民主同盟所做之工作,以不妨害中共事业为原则;4.中国民主同盟对中共解放区之政治军事经济各设施得尽量予以支持,并扩大其影响;5.双方不得单独对国民党作妥协合作,如有谈判,得相互通知,并取得双方同意后,始与国民党成立条件[17]。在战后国共政治斗争中,如停战、政协、国大、宪法、改组政府等方面,中共与中间势力尤其是民盟的合作,给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但即便如此,中共对中间势力的基础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周恩来在总结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时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由于历史的发展,武装斗争成为主要形式。到了大革命后,就只有两个全国性大党,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和战争,一天天证明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已成为不可能。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但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18]
中间党派自身随着形势的发展,也逐步放弃了中间的政治主张。青年党和民社党投向国民党阵营。青年党本身即具有反共色彩,他们自称:“本党对共产党,从周恩来在法国组党迄今,一贯立于反对地位。”[19]随着战后国共关系的不断恶化,青年党的态度也日渐倒向国民党。发展到1947年9月,青年党的曾琦在该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称:“中国现介于苏美两大集团之间,可以亲美反苏,亦可以亲苏反美。但自中苏条约签订以来,苏联所表现之不友好态度,层出不穷,如搬运东北物资,及长期占据旅大等,均极明显之事实。美国对华政策固不如吾人理想之友善,然较诸苏联,则属进步多多矣。次就国内情势而言,青年党今日亦介于国共两党之间,可以亲共反国。但自政协会议以来,共党存心破坏,无所不用其极。青年党力谋团结,与国民党政策固无二致。因而参加国大,参加政府,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而使国家臻于富强之境。”[20]民社党起初虽避免直接批评中共,但它的行动已逐步脱离民盟与中共合作的路线,尤其是它决定参加制宪国大后,实际上也已倒向国民党方面。
中间势力中最强调中间立场的民盟,则在政治立场上不断地靠近中共。虽然民盟人士关于在国共破裂后民盟应采何种立场的问题上有争论,有人主张坚持“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对内“调和国共”,对外“兼亲美苏”;也有人认为,民盟实际是与中共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因此不能称为第三方面,在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中,“没有调停两可的余地,只有勇往直前,以斗争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21]。但是国民党打击民盟而中共争取民盟的事实,迫使民盟只能左转。民盟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已经表明其与国民党的分道扬镳。1947年1月,民盟举行一届二中全会,分析形势,总结工作。主席张澜在会议报告中回溯了过去一年的形势发展,认为中共“确实有了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而“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分子有彻底推翻政协的阴谋”,他将政协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府撕毁了政协决议”,召开国大是“政府用任何言词不能掩饰这是彻底撕毁政协决议的行为”。对于国共双方的态度如何实际决定了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张澜此言对民盟在国共之争中的立场是一个明确的解释,说明民盟也不可能在国共之争中保持所谓真正的中立。还在这个报告中,张澜解释了民盟的政治立场,他认为:“站在政团的立场,对国共两党的党争,民主同盟是个第三者,我们应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民盟既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团,我们依据我们的政纲政策以争取国家及人民的福利,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22]既是第三者,但又不能在反民主时保持中立,而反民主的责任者是国民党,民盟就这样在逻辑上解释了自己向中共立场靠拢的原因。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虽然还提到“继续推进与国共两党的合作”,但决议中彻底反对内战、重新举行政治协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认为制宪国大不合政协决议的要求等主张,与中共更为接近而远离国民党的立场[23]。因此国民党逐渐不能容忍民盟的公开存在,终至发展到压迫民盟解散的地步。在这样的形势下,即使一贯坚持中间路线的人也不能不走向反对国民党的立场,正如施复亮文中所说:“自然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24]
相比较起来,从国民党分离出来的民联及其后身民革,对国民党从言论的批判到实际的行动都更为激烈。1947年2月,民联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报告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代表军阀、官僚、买办、大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的集团,建立了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发动了全面内战。因此提出:中间阶层不但应该立即团结起来,组织争取和平民主的力量,还要和工农民主力量联合,组织广泛、坚强、统一的民主联合战线,用尽一切手段,甚至不惜流血,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和政治权利,实现政协决议、停战和整军协定[25]。他们虽然还强调自己的中间阶级特性,但他们联合工农,不惜流血的主张,与中间派一贯的和平改良、保持特性的主张,已经有所疏离。他们虽然还不能忘情于国民党,认为反动力量不能代表国民党,主张恢复党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对国民党进行改革,但他们的实际作为已经离国民党越来越远,而离中共越来越近了。
发布时间：2022-12-30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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