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否,是重庆谈判之后国共双方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马歇尔来华调处、停战令颁布的形势下,召开政协的条件也告成熟。国民党同意召开政协,一定程度上如重庆谈判一样,是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应付国内外舆论。蒋的幕僚唐纵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有两个特质,一是面临当前的现实困难问题,二是国际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开。停止冲突,开放政权,由此可获国内的安定,国际的同情。如果中共不就范,则可获得国内国际对用兵的赞同[1]。但国民党内对政协会议的反应不一。强硬派持反对态度,陈诚电蒋称,须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始能政治民主化,否则,中央政权公开了,而共党军队仍不交出,将为国家无穷之害[2]。温和派则主张对中共采取缓和态度,孙科主张“亲苏和共”,王世杰主张“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3]。处于两者之间的蒋介石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接受了温和派的意见,但他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对共条件应着重在军队统一与统辖于中央,而对政治方面尽量开放为主”[4]。即以中央政府的一些席位,羁縻中共,本质仍是以军事国家化换取有限的政治民主化。
经过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和宣传战,中共也考虑恢复谈判,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的现实和国共交往的经验,中共起初更倾向于由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到,“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5]。进行政治攻势是中共此时同意召开政协的主要考虑。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政协,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具体方法是争取停战,在政协会议上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大和宪法问题,至于解放区问题在地方自治下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解决[6]。但周恩来重来重庆之后的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修正原先的估计。1946年1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做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10日的中共中央会议集中讨论停战和政协问题,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和平,但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未变,美国的政策基本还是扶蒋、压共,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民主,巩固和平。此次会议提出了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武装斗争[7]。正是由于这种估计的变化,使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积极活动,与民盟合作,得到了一系列有利自己的结果。
由于国共两大党都同意召开政协,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规定“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代表三十八人;会议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会议代表分配为,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共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8]。下分改组政府组(十人,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施政纲领组(十一人,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军事组(十人,召集人胡霖、张东荪)、国民大会组(十人,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宪法草案组(十人,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共五个组(各组人员互有重复者),具体讨论各项方案。另设综合小组,由五方面各出二人组成,负责解决一些有关全局的问题,成员为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章伯钧、张东荪、曾琦、陈启天、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蒋介石以会议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和任务,也就在于此。”他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他同时宣布了国民政府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项自由,现行法令将依此原则修订,司法、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人民;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9]。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中共“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其后回顾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处理党派关系的四点经验: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互相让步,不要独霸;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对于国共曾经争论的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周表示: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10]。政协主角国共两大党领袖的这番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认为使会议有了“光明的前途”。民盟代表张澜(由沈钧儒代读)、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邵从恩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词,均表示祝贺政协开幕,希望各方面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互相谅解,使会议达到成功。全国各界、各主要报刊对政协会议的开幕也都寄予极大希望。会议当天,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自13日起停止一切战争行动。所有这一切,为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开端,使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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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和宣传战,中共也考虑恢复谈判,并开政治协商会议。由于中国的现实和国共交往的经验,中共起初更倾向于由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到,“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周恩来回延安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亦将政协视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于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结果”[5]。进行政治攻势是中共此时同意召开政协的主要考虑。1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政协,任务是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同时寻求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具体方法是争取停战,在政协会议上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改组政府,在此基础上讨论国大和宪法问题,至于解放区问题在地方自治下解决,军队国家化问题由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解决[6]。但周恩来重来重庆之后的新情况,诸如停战的实现,美苏的态度,及各党派和国内舆论的呼声,使中共敏锐地观察到形势的变化,从而修正原先的估计。1946年1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代表团,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国民党被迫接受用政协来解决问题,那这次政协会议亦将可能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对政协应做解决一些问题的准备。“如果政协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只是为了宣传”。10日的中共中央会议集中讨论停战和政协问题,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国际的压力下,被迫接受和平,但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方针未变,美国的政策基本还是扶蒋、压共,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任务是发展民主,巩固和平。此次会议提出了主要斗争形式是非武装斗争[7]。正是由于这种估计的变化,使中共在政协会议期间积极活动,与民盟合作,得到了一系列有利自己的结果。
由于国共两大党都同意召开政协,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办法》,规定“国民政府为在宪政实施以前,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商国是起见,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代表三十八人;会议协商范围为和平建国方案及国民大会召集有关事项;“本会议商定事项,由本会议主席提请国民政府实施”。会议代表分配为,国民党八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共七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惪;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派人士九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8]。下分改组政府组(十人,召集人王世杰、罗隆基)、施政纲领组(十一人,召集人张厉生、董必武)、军事组(十人,召集人胡霖、张东荪)、国民大会组(十人,召集人曾琦、邓颖超)、宪法草案组(十人,召集人傅斯年、陈启天)共五个组(各组人员互有重复者),具体讨论各项方案。另设综合小组,由五方面各出二人组成,负责解决一些有关全局的问题,成员为王世杰、吴铁城、周恩来、董必武、章伯钧、张东荪、曾琦、陈启天、王云五、傅斯年,召集人孙科。
1946年1月10日,各方关注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府礼堂开幕。蒋介石以会议主席身份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要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消除一切足以妨碍意志统一、影响安宁秩序和延迟复兴建设的因素,以充实我们建国的力量,加速我们建国的进行。政府召集本会议的旨趣,就在于此。本会议的使命和任务,也就在于此。”他认为要开好这次会议,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的楷模”;“大公无私,顾全国家的利益”;“高瞻远瞩,正视国家的前途”。他同时宣布了国民政府四项诺言:人民享有各项自由,现行法令将依此原则修订,司法、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人民;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9]。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致词中表示,中共“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党代表和社会贤达,共商国是,努力合作”。在其后回顾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中,周恩来谈到处理党派关系的四点经验: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互相商量,不要独断;互相让步,不要独霸;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对于国共曾经争论的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周表示:执其一端,必致造成对立,应该并行前进,归于一途[10]。政协主角国共两大党领袖的这番讲话,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认为使会议有了“光明的前途”。民盟代表张澜(由沈钧儒代读)、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邵从恩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词,均表示祝贺政协开幕,希望各方面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互相谅解,使会议达到成功。全国各界、各主要报刊对政协会议的开幕也都寄予极大希望。会议当天,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自13日起停止一切战争行动。所有这一切,为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和开端,使中国出现了和平的希望。
发布时间：2022-11-0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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