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中英关系也不再具有以往所有的重要意义。战后中英关系除了在香港接收问题上有所交涉外,既非十分密切也无大的冲突。
在抗战期间中英进行新约谈判时,为了尽早达成此约,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没有坚持战后收回香港的主张,但对于九龙租借地问题,因为中英新约的签订,其法理依据已不复存在,何况各国均已将租借地交还中国,因此国民党尚有借抗战胜利而收回的想法。然而英国顽固地坚持其旧有殖民帝国的傲慢立场,拒绝讨论任何有关改变未来香港九龙地位的主张。直到抗战胜利,香港问题再次由于接收而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上解释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称,我们中国决不借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的主权,所以我们不愿借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间误会。关于香港的地位,从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依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政策,主张尊重条约,根据法律以及时代要求与实际需要,求得合理的解决。现在全国各租借地均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例外。但是我们亦必循两国外交谈判的途径,以期收回领土,行使主权[1]。当时政府内部有人建议,应在时机成熟之际,以精兵直袭港九,再与英国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龙为限[2]。但蒋介石对任何与英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建议均态度谨慎,他不愿在战后国内问题优先的情况下,因此影响与英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对这样的建议均未认真考虑。
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接收香港的准备工作,英国首相艾德礼并致电杜鲁门,要他指示麦克阿瑟,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3]。曾经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美国,此时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竟然同意香港由英军受降。尽管蒋介石不主张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发生冲突,但他也反对英国军队重返香港并接受日军投降的举动,要求日军根据原计划向中国投降,他还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强烈反对对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统帅已经发布的投降条款作任何改变。但杜鲁门告诉蒋介石:香港受降不过是个军事行动问题,而无关英国的主权,中国应该与英国进行合作,“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4]。美国的态度使蒋大失所望。蒋只能再后退一步,8月23日,蒋介石电告杜鲁门,提出香港由中国战区统帅委派英军代表进行受降,实际这只是挽回一点面子而已,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料英国连这一点面子也不愿给。8月27日,蒋介石会见英国大使,英方告以“英国必须在击败日本以后,恢复香港原有之地位,因此彼等甚歉彼等不能接受蒋委员长之建议,由英国军队之官长作为蒋委员长之代表,在此英国领土接受投降”。蒋当即表示“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5]。29日,蒋介石发出命令,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接收香港及九龙日军投降。次日,蒋再次会见英大使,告知此项决定,表示:“除非联盟国不承认余为中国战区之统帅,华盛顿之盟约无效,或尔英国脱离联盟,宣告单独自由行动;否则余之指令决不能改变,余决不能破坏盟约,违反公约,屈服于强权也。余令既出,必贯彻到底,希望英国恪守信约,保持荣誉,如其最后仍加拒绝,则必宣布其恃强违约,公告世界,以著其罪恶而已。”9月1日,英国表示同意中国的意见,由蒋介石委派英军将领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此一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8月30日,英国舰队抵达香港,次日即成立军政府,重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在原总督府举行,由英国第十一舰队司令哈考脱将军和日本香港军司令冈田梅吉、华南舰队司令藤田赖太郎分别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潘华国将军参加了日军投降典礼。受降典礼之后,中方交给英方一份备忘录,称今日受降之事,并不包括九龙日军。此前,中国新一军第五十师先于英军大部队于9月8日进驻港、澳地区,待英军开到后,香港由英军进驻,新一军仍驻九龙,直到11月下旬奉命开赴东北时为止[6]。
香港问题虽因中国的让步而得到解决,但国内要求收回香港的呼声一直不绝,国民党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次向英国提出此一问题[7],原则均为和平解决,但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英国不会理睬中国的要求。直到1948年行宪国大期间,还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外交部的答复是:我国外交政策,有一极显著之点,即我素来一贯尊重国际义务,信守国际条约。香港以及九龙之一部分,系我于1842年鸦片战争后,先后依照条约规定,割让与英国者。纵然我人对签订该项条约之当时环境与历史,深具遗憾与憎恶,但我人对已经签订之国际条约义务,在条约未失效前,只有忍痛遵守。我政府决循正当外交途径,以求港九问题之根本解决[8]。但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告终,香港问题始终未能提上中英双方的外交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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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期间中英进行新约谈判时,为了尽早达成此约,中国在香港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没有坚持战后收回香港的主张,但对于九龙租借地问题,因为中英新约的签订,其法理依据已不复存在,何况各国均已将租借地交还中国,因此国民党尚有借抗战胜利而收回的想法。然而英国顽固地坚持其旧有殖民帝国的傲慢立场,拒绝讨论任何有关改变未来香港九龙地位的主张。直到抗战胜利,香港问题再次由于接收而提上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上解释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称,我们中国决不借招降的机会,忽视国际合作和盟邦的主权,所以我们不愿借此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邦间误会。关于香港的地位,从前是以中英两国条约为根据,今后亦当依中英两国友好的关系协商而变更,我们的外交方针和国际政策,主张尊重条约,根据法律以及时代要求与实际需要,求得合理的解决。现在全国各租借地均经次第收回,九龙的租借条约自非例外。但是我们亦必循两国外交谈判的途径,以期收回领土,行使主权[1]。当时政府内部有人建议,应在时机成熟之际,以精兵直袭港九,再与英国交涉,至少以收回九龙为限[2]。但蒋介石对任何与英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建议均态度谨慎,他不愿在战后国内问题优先的情况下,因此影响与英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因此对这样的建议均未认真考虑。
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立即紧锣密鼓地开始接收香港的准备工作,英国首相艾德礼并致电杜鲁门,要他指示麦克阿瑟,命令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3]。曾经在香港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美国,此时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竟然同意香港由英军受降。尽管蒋介石不主张在香港问题上与英国发生冲突,但他也反对英国军队重返香港并接受日军投降的举动,要求日军根据原计划向中国投降,他还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求援,强烈反对对波茨坦公告和盟军最高统帅已经发布的投降条款作任何改变。但杜鲁门告诉蒋介石:香港受降不过是个军事行动问题,而无关英国的主权,中国应该与英国进行合作,“英国在香港的主权是没有疑问的,倘为投降仪式而发生麻烦,似乎将抵偿不了其恶劣影响”[4]。美国的态度使蒋大失所望。蒋只能再后退一步,8月23日,蒋介石电告杜鲁门,提出香港由中国战区统帅委派英军代表进行受降,实际这只是挽回一点面子而已,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不料英国连这一点面子也不愿给。8月27日,蒋介石会见英国大使,英方告以“英国必须在击败日本以后,恢复香港原有之地位,因此彼等甚歉彼等不能接受蒋委员长之建议,由英国军队之官长作为蒋委员长之代表,在此英国领土接受投降”。蒋当即表示“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如其不接受此委托而擅自受降,则破坏联合国协定之责任在英国,余决不能放弃应有之职权,且必反抗强权之行为”[5]。29日,蒋介石发出命令,授权英国海军少将哈考脱接收香港及九龙日军投降。次日,蒋再次会见英大使,告知此项决定,表示:“除非联盟国不承认余为中国战区之统帅,华盛顿之盟约无效,或尔英国脱离联盟,宣告单独自由行动;否则余之指令决不能改变,余决不能破坏盟约,违反公约,屈服于强权也。余令既出,必贯彻到底,希望英国恪守信约,保持荣誉,如其最后仍加拒绝,则必宣布其恃强违约,公告世界,以著其罪恶而已。”9月1日,英国表示同意中国的意见,由蒋介石委派英军将领接受香港日军投降,此一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8月30日,英国舰队抵达香港,次日即成立军政府,重建对香港的殖民统治。9月16日,香港日军投降仪式在原总督府举行,由英国第十一舰队司令哈考脱将军和日本香港军司令冈田梅吉、华南舰队司令藤田赖太郎分别在日军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潘华国将军参加了日军投降典礼。受降典礼之后,中方交给英方一份备忘录,称今日受降之事,并不包括九龙日军。此前,中国新一军第五十师先于英军大部队于9月8日进驻港、澳地区,待英军开到后,香港由英军进驻,新一军仍驻九龙,直到11月下旬奉命开赴东北时为止[6]。
香港问题虽因中国的让步而得到解决,但国内要求收回香港的呼声一直不绝,国民党也通过各种途径多次向英国提出此一问题[7],原则均为和平解决,但以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英国不会理睬中国的要求。直到1948年行宪国大期间,还有代表提出这个问题。外交部的答复是:我国外交政策,有一极显著之点,即我素来一贯尊重国际义务,信守国际条约。香港以及九龙之一部分,系我于1842年鸦片战争后,先后依照条约规定,割让与英国者。纵然我人对签订该项条约之当时环境与历史,深具遗憾与憎恶,但我人对已经签订之国际条约义务,在条约未失效前,只有忍痛遵守。我政府决循正当外交途径,以求港九问题之根本解决[8]。但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告终,香港问题始终未能提上中英双方的外交议事日程。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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