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企图

        东北面积占全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铁路长度占全国的一半,可谓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东北工业,在中国并不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1943年的统计,东北的钢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左右,煤产量占一半,发电能力和水泥产量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全国举足轻重。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占领,国民党势力无法插足,而随着日本对东北统治的日趋严酷,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也受到压制。尽管如此,东北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重要性是双方都不会忽视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接近胜利,国共双方都开始考虑战后东北问题。蒋介石曾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1]的确,国民党如据有东北,不仅可以占有东北的工农业资源,而且可以对中共的主要根据地华北构成合围之势,战略上将占据极大的优势,这也是国民党忍辱负重签订中苏条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还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已经开始了战后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政学系。当时,在熊式辉任局长的中央设计局下面成立了一个东北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由沈鸿烈主持。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改组后方东北各省政府,作好接收准备;训练接收干部;处理好对苏对共关系^[2]。在此之前,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在重庆多次讨论过东北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为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定会要求苏联参战,而苏联进入东北必然对中共有利,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他们提出了五点意见:一、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东北的具体情况,将东北划为九省;二、以三民主义为东北总的施政方针,保障人民自由,成立地方民意机构,实行民选,限制私人资本,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三、以一部分国军长住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同时改编伪满军队,作为辅助;四、将日本在东北的公私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对东北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五、人事上避免一党专政色彩,争取中间派的合作^[3]。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东北施政方针的某种中立色彩换取苏联的支持,以确保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但国民党战后在东北的施政并未能照这几项建议办理。
        1945年6月9日,蒋介石召见熊式辉,指示对上海、平津、东北接收工作早为准备,并提出由熊负责上海,张群负责东北。然而政学系的如意算盘是,张群在中央运作,操控政局,熊式辉出任东北职务。因此,熊向蒋坚辞去上海的使命,而蒋确也离不了张群在中枢的谋划。最后,蒋同意由熊负责战后东北政治,张治中负责东北军事。但政学系不愿东北这块肥肉落到别人手中,便四下活动,终使蒋同意由熊“专任东北,文白任西北事”^[4]。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九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六九次常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由国民政府公布,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综理一切”,并“得就近指挥监督东北各省区内行政机关”(1946年9月22日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二个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在长春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同时决定东北行政区划改为九省:即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9月19日,立法院通过东北改划省区案,次年6月6日,正式公布各省行政区划)^[5]。9月1日,熊式辉被任命为东北行营主任。其后,熊又兼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多为原东北知名人士和将领,以安抚东北人心),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何柱国为参谋长(后因何双眼失明,改任董英斌),组成了东北接收的一套班子。10月8日,关麟徵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26日,关与因昆明事变而为龙云所极不满的杜聿明对调,杜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9月1日,东北行营筹备处在重庆开始办公,主要是遴选行营工作人员,准备接收计划。在此前后,熊式辉与宋子文、陈诚、陈立夫就接收东北的有关经济、军事、党务问题交换过意见,但都未涉及苏联和中共对东北的态度问题,外交当局亦未对外交交涉作什么指示。由于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对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持乐观态度,他们似乎对具体接收方案并未下多少功夫。奉召自美国回来参加接收的张嘉璈,在重庆盘桓近月,只参加了行营政经两会的两次联席会议。当他得知中苏间对东北接收移交程序并无具体规定,而行营上下盲目乐观,不禁感慨万端。
        蒋介石比他的部下们考虑得多一些。日本投降后蒋就不断接到密报,中共军队正进入东北。在蒋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建议迅速派兵去东北,同时力控华北,抑制中共北上企图^[6]。美国也向国民党建议: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将来在和平会议上对国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7]。这引起了蒋的重视,尤其是中共军队占领山海关的举动,使蒋认为东北“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8]。9月11日与13日,蒋两次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速向美方商洽运送军队去东北事,否则,如“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亦未可知也”^[9]。但因调派军队需要时间,而且蒋此时更关心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东南沿海一带的接收,他最初还是将接收东北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协助上^[10]。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称:“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蒋表示今后建设东北的方针是:“第一,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奠定建设的基础。第二,我们也要获得盟邦的援助,以完成建设的全功。”蒋特别表示:“至于希望盟邦协助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援助和技术上的协力而言。尤其是对我盟邦苏联业已订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此后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东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我东北同胞必须重视这个友谊,真诚相处,以增进两国的邦交,实现我们国父共同奋斗的遗教,完成我们建设的大业。”^[11]这个演说对苏表示友好,从中可见当时国民党寄希望于苏联的心态。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军业已开始自东北部分撤离,主力将于当月下旬开始撤退,11月底撤完,请中国接收人员在10日后到长春与苏军统帅接洽。同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中国军队将于10日自九龙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不料苏联于5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询问中国军队此次登陆目的何在,又于6日正式答复称:“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12]虽然9日外长王世杰会见苏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对条约所规定之义务,必完全履行”,但中国派兵到东北登陆,“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13]。但苏方并未接受王的解释。苏联为何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及在东北各港登陆,牵涉到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本原因是苏联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已经充分暴露了它对东北的企图,它对美国背景浓厚的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入东北,进而导致美国插足东北,威胁自身利益,持有相当的戒心。无论如何,苏联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一事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预示着东北接收不会如国民党预期的顺利,但这仍未引起国民党足够的重视。
        10月9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等先行到达长春,准备行营到后的工作事宜。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一行飞抵长春。国民党接收东北的领导机构姗姗来迟,与中共争夺东北动作的迅捷恰成鲜明对比,此时中共东北局已在沈阳工作了近一个月,中共已有好几万部队在东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熊等由苏方指派的抗联人员担任警备工作,行营用款也因既无旧币亦无新币又不能向苏方借用而无法解决。张嘉璈因而感觉“不易自由行动”,“如同身在异国”,认为这是“中央有关各部尤其外交部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尚缺乏经验,不能于事前缜密准备”的结果^[14]。一叶知秋,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前途由此可知。果然,13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见。马氏表示,苏军已遵约开始撤退,希望中国照约接收,但对熊等提出的部队登陆、协助运输、恢复交通、行政机关接收等几个关键问题,马氏均未作出使国民党满意的答复,而推之以“无权”,或须“请示”。在国民党最关心的部队登陆和运输问题上,马氏对登陆事不表反对,但请自便,对运输事,则称铁路正用于苏军撤离,并有几处发生鼠疫,因此不能相助。相反,马氏却提出东北反苏组织问题,要求国民党“注意并设法阻止,否则苏方将采取严厉处置”^[15]。事后,张嘉璈和蒋经国对此次会谈最深刻的印象都是,“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入东北”,“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结论是“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16]。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军海运登陆、接收东北采取如此态度,完全出乎国民党意料,且因事先没有准备,使其措手不及,极为被动。国民党只好改变原定计划,“以交涉我军登陆及出关二事,作为中心工作”^[17]。而国民党所可依据的只有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其中的有关条款较为模糊,并无接收程序的具体规定。虽然在有关附件中有国民政府可“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的规定,但又规定“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且应“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有此效果”^[18]。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一切行动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
        经过与苏方的几次交涉,苏联坚拒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的态度毫无松动。10月下旬,熊式辉回重庆请示东北接收问题。18日和23日,蒋介石两次会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请其向斯大林报告,“根据中苏同盟关系之精神及感情,苏联即能予我帮助。我军在大连登陆,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谈到条约根据,大连为我国领土,主权属我,为条约所保障。如果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反为破坏条约。……我个人请他根据友谊关系,予我回答”^[19]。但苏方未予置理,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大连登陆方案,25日改提在营口、葫芦岛两港登陆的方案(国民党也曾提过安东港登陆的方案,但苏方答以安东属另一战区管辖而未同意)。对苏联的态度,蒋似还抱希望。10月29日,杜聿明到东北与苏军接洽登陆事,行前向蒋介石请示:“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国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只强调“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20]。他还针对苏联所提“反苏活动”事,指示熊式辉:“苏方顾虑两国合作之事与人,吾人应特别注意,竭力避免。”^[21]希望以此示好于苏方,得到其协助。
        然而,苏联并未因国民党示好而改变其态度。相反,自10月下旬起,“苏方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25日,苏军搜查了长春国民党党部,切断了行营电话,在蒋经国与马氏顾问巴佛洛夫斯基的谈话中,苏方甚至提出行营应对反苏活动负责,并询问“行营既为收复事而设,可否取消”^[22]。11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的会谈中告诉熊:营口、葫芦岛已“被十八集团军所占,苏军已经退出”,故对国民党政府军登陆事“不能负责”;苏军已“由南向北撤退,至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至于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至此,熊式辉等与马氏会谈五次而一无所得,熊不能不对马氏表示:行营到东北后,“毫未展开工作”,军队不能登陆,“行政方面,不能着手编练团队,不能接收铁路邮电金融等机关,不能派员赴各地视察,致一切接收准备皆无从进行。以上事实,不符合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诚为遗憾,万一接收部队不能按时到达,而影响整个东北之接收,此责任应由贵方负之”^[23]。一位美国研究者这样评论:苏联对国民党军队登陆一事的阻挠,“为中共军队深入满洲并从苏军遗下的库存中得到日本武器提供了时间”,“这几个星期至关重要,它在控制满洲的较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4]。
        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尤其是指望军队一到,“一切可迎刃而解”。然而苏联表面上不反对国民党接收,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熊式辉感到事态严重,已非他在东北交涉所能解决,因此在5日的会谈后,他将情况报告蒋介石,建议或由外交部与苏方交涉,“请苏方对于东北措施,重行考虑,加以改善”,或由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告以东北现状,有不能贯彻中苏友好条约精神之顾虑,请其主持改善”^[25]。在行营讨论接收对策时,熊式辉主张“共党力量犹未长成,我久放任,则其活动更易,力量滋长更速,应不必定待国军到达始往各地接收”,但事实上做不到,也为张嘉璈和蒋经国所反对。事实上,熊式辉其人多谋而少断,是政客而非政治家,难以应付东北的复杂局面,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显出蒋介石所选非人。张嘉璈、蒋经国、杜聿明对熊都颇为不满,小蒋认为他“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皆无决断”,甚至“以长春万一有变则将如何自处为念”^[26]。
        由于苏联的态度以及中共军队大举出关的现实,国民党原来设想的东北接收方案无法实行,必须对其东北决策作出调整,实际可能的抉择有四个:
        一、继续外交交涉,以进一步妥协的姿态求得苏联的谅解与协助。张嘉璈等主张采用这个方案,作“忍耐为有限度之妥协”^[27]。东北元老莫德惠认为,“必须先即速表示不再运送军队来,以安苏联之心,然后再由经济政治上求转机”^[28]。但前一阶段中苏交涉的实际,使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不再有当初那样的乐观。最关键的是,苏联对东北有它的利益要求,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就必须与苏联妥协,但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妥协到什么程度可以解决问题而又不至于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国民党似乎心中无数。主持中央外交政策的宋子文与王世杰已经担心因中苏交涉而背上骂名,拒绝了对苏再作让步的可能。此一方案遂不行。
        二、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或由联合国解决。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人持此主张。他们认为此案“其害在失经济与人心,其利则不分关内兵力”^[29],即可集中兵力于关内,首先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苏联大军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对苏决裂不仅使接收东北更遥遥无期,而且苏联一旦放手支持中共,“数月之内,东三省内将有以日本武装为装备之中共军数十万出现与我作战”,此种前景足以使国民党担忧不已。何况所谓公诸国际,说穿了只能是求助于美国,而美国是否会冒与苏联公开对抗的风险施以援手则大成疑问。因此从中央的宋子文、王世杰,到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都反对此案,而主张“为顾及接收东北之重要,非尽最后之努力,决不可轻易放弃”^[30]。
        三、立即以强力打进东北。东北前方军事将领主张此案。国民党政府军虽在东北各港登陆一事上受挫,但在美国支持下,11月间改在秦皇岛登陆成功,控制了出关的前沿阵地。杜聿明力主乘中共军队立足未稳,先解决东北问题。此案与前案的分歧源于军事战略的不同考虑,即先关内还是先关外,但实行此案的困难在于,国民党在东北前线兵力不足,增援需时^[31],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增加兵力又必须得到苏联的谅解,这又回到了第一案的出发点,需要以外交妥协为代价。如此双重困难,使此案未被采纳。
        既然上述方案都不可行,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外交上作适当表示,但保持交涉渠道,同时进行军事进兵的准备。用王世杰的话说,就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32]。国民党于无奈中选择了这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或许对国民党是一个最不利的选择。
        从东北接收交涉不利的报告不断传来后,蒋介石似乎便无意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而开始将重心置于准备军事接收上。他一再要求东北行营“作陆运为主之准备……积极恢复北宁路为首要工作”,“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进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期其完成也”^[33]。10月29日,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谈到:“万一我军不能在葫芦岛登陆,则决心在秦皇岛与天津登陆,由山海关入东北也”^[34]。大约在11月上旬,蒋介石已觉得“东北登陆计划,今已尽我心力,不能再有其它道路可循”^[35],决定暂时搁置东北问题,撤回行营,先解决关内问题,同时加速运兵至津、秦两地,循机由陆路进入东北。11月7日,蒋介石重订东北接收计划:“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36]次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张群、王世杰、白崇禧、吴鼎昌、陈布雷等讨论东北局势,蒋提出了撤退东北行营的计划,众人未表异议。12日熊式辉应召到重庆汇报,13日和14日,在有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张群、熊式辉等参加的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蒋的决策经讨论被通过。14日,蒋介石致函在长春的蒋经国,告以:“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37]蒋的考虑是以退为进,反守为攻,借助国际力量迫使苏联让步。
        11月13日,王世杰约见苏联大使,告以中国将对东北接收问题重新考虑。15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中国政府鉴于现在东三省尚有甚多日本投降之军队及伪满军警,需待处置,地方秩序,必须维持,拟于派员接收东三省时,随派军队若干前往。兹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故中国政府决定:
        一、东北行营职员及偕行营赴东北之军事、行政外交人员全体四百余人,迁移至山海关。
        二、迁移时间决定为本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每日将用运输飞机一架至六架往长春接运。
        三、我政府依照中苏协定,并派定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军事代表,带同助理人员数名派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总司令部所在地,随同进止,以资联系。” ^[38]
        至此,东北行营在长春一月,未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得不撤回关内。国民党企图依靠苏联协助接收东北的计划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