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与行动

        中共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丝毫不亚于国民党,而战略与战术则远胜于国民党,因此中共成功地在战后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并为其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在抗战中期,中共在战后国共继续合作的前提下,已经考虑到向东北发展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1]在决定战后方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两次提到了东北问题。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特别强调东北的工业对中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共现有的基础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2]。根据毛的结论所言,“七大”提出了“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的问题,可见中共当时已经有了战后经略东北的设想。不过由于中共对苏联的动向无所知,其具体行动方案尚不明确^[3]。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的第二号令,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察、热、辽、吉进军,揭开了战后中共经略东北的序幕,而最早进入东北的中共力量是抗联教导旅的部分人员。1940年冬,抗联部队迫于日益严酷的环境,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后于1942年8月,成立了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即抗联教导旅,并组成了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负责。苏联对日宣战后,周保中等决定,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大小城镇,迎接中共大部队出关。经与苏方商定,同意抗联人员以卫戍副司令身份随苏军进入东北五十七个城市。9月上旬,抗联人员入住包括长春、沈阳、哈尔滨在内的东北五十七个城市,以黑龙江为最多,以长春为总的指挥中心,其中周保中在长春(对外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冯仲云在沈阳,李兆麟在哈尔滨,同时原在苏联学习休养的刘亚楼和卢东生等也到了哈尔滨。他们的工作重点一是接收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广播、银行、铁路等要害部门,二是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而且由于他们的身份,起了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中共东北局成立后,这批人员均归属于东北局领导。
        8月13日,紧邻东北的中共冀热辽军区由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主持,在冀东丰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一万三千多人的军队及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西、中、东三路向承德、赤峰、锦州进军。担任东路进军任务的是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的四千余人,他们于25日进行动员,29日即从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绕道越过长城,进入了东北。30日上午,该军与苏军在山海关以东二十余公里北宁路上的前所车站会合,并成功地说服了苏军帮助一起攻打尚被日军占据的山海关。当晚,山海关被攻占。这样,日本宣布投降不过半月,中共便卡住了陆路出关的咽喉要道,占据了进入东北的先机之利,迫使国民党其后为了循陆路出关不得不付出加倍的代价。
        中共中央对曾克林部的行动虽有所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实际情况与指挥部署未必能够同步(曾部攻占山海关的消息,延安《解放日报》一周后才予报道)。9月4日曾部过锦州后,由于电台功率太小,已与李运昌失去了联系,而当时各种情况纷至沓来,中苏条约又于27日公布,中共一时尚不能确定苏联的立场,因此中共起初对进入东北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8月20日,中共决定从山东、冀鲁豫和冀中调四个团入东北。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目前不可能援助我们,因此我党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未提及东北问题^[4]。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起草的通知中,认为东北“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5]。但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华中局的指示中,虽然仍认为“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同时又认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在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这是对苏联动向和国共双方战略态势作出的较为准确的判断,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的基本正确。正是因为这样的估计,这个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6]胶东军区情报部的邹大鹏8月底率人员到达大连后,发回的情报称“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进一步坚定了中共进入东北的决心。9月10日,中共将出关部队增加十个团,并决定调集近万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出关。次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7]。
        对中共确立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其一是9月14日曾克林和苏军代表一起飞抵延安,使中共中央得以第一次从亲历者口中了解到东北的实情;其二是新四军领导人黄克诚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多派军队去东北的建议(此二事详情已见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据此,中共于19日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此而使进军东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共战后全盘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着棋。
        中共确立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部署。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局,彭真为书记。19日决定原去山东的林彪改去冀热辽(10月17日令其去东北),罗荣桓去东北。其后,又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去东北。最终到达东北的有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近三分之一,可见中共对东北的重视。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开始工作,并陆续组建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分局和各地方党委。10月9日,成立东北军区,以程子华为司令员。10月31日,中共决定东北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8],林彪任总司令。这样,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政治、军事领导机构便组建完成。
        中共进入东北最初的两个月,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出关和占领地盘。9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9]9月中旬与10月中旬又决定分两批调至少十万部队到东北,并规定了部队去东北的行军路线与部署地点。至此,中共向东北调派十万部队与一百个团架子干部的大盘子已定。
        中共出关部队的主力是山东军区的部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水之隔,海路交通比较方便,以往就是闯关东的一条捷径。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已编成主力与基干部队八个师、十一个警备旅和四个独立旅,共二十三万余人,为调兵它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时机非常紧迫,望你们迅速动作,越快越好。”同时并指示东北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10]山东部队主要由海路进入东北,在胶东由蓬莱和龙口出发,在辽东于孤山、庄河、貔子窝一带登陆。显然,在辽东登陆至少得到了苏军的默认^[11],而苏方又以此为借口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军协助登陆的要求。到11月底12月初,山东部队约有6万人到达东北。
        由陆路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前期走山海关,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军向山海关进攻而改走热河绕道出关。这其中最主要者为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余人,还有陕北、冀中、晋绥的部队,以及抗大总校和大批干部。到12月间,中共出关部队总数达到近十一万人,还有两万干部,原定调军计划基本完成。同时由于在东北“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因此中共要求出关部队“必须分散摆开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会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在大规模扩兵之后,早期出关部队几乎是以成倍的速度增加,以至“一名排长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已多了一个排的新兵,一时传为笑谈”^[12]。曾克林部半月内从4000人扩到2万人,年底便达到7万人。当年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已辖有十三个军区,三个纵队,五个师,十七个旅,共274,900人^①,1946年1月14日,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东北已一跃而成为与中共其他战略区平行的大区之一。
        与中共部队大举出关的同时,中共在东北大力扩张地盘。根据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2日,中共中央再度强调按前电部署执行,“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②。东北局据此提出东北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材,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或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③。但是由于中共初入东北时的特殊情况(各城镇尚无正式政权,苏方不仅不加限制,而且愿意中共协助其维持城市秩序,刚出关的部队需要城市作为补给、中转地),加上东北工业发达,人口集中,广大乡村人烟稀少,需要中共在工作方式上有所变通,因此东北局的工作重心起初放在南满地区,对城市工作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而中共中央一度也曾有过力求控制全东北的主张(见下节)。
        曾克林部到达沈阳后,9月9日便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然后分兵五路接管了鞍山、本溪、抚顺以及原辽宁省的大部分城市。18日彭真、陈云等到沈阳后,感觉“此间发展条件甚好”,因此在次日召开的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决定以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沿线,以及营口、山海关等要点,迎接大部队出关为中心开展工作。据过来人回忆,当时的东北“到处是放手发动群众,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的轰轰烈烈的场面”^[13]。然而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随着国民党接收东北部署的逐渐到位,随着国共美苏四方关系的演变,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出现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国共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