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内战爆发前,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国民党军队大大超过中共军队。据中共方面统计,国民党陆军有86个军(师),248个师(旅),200万人,非正规部队74万人,特种兵36万人,海、空军19万人(各型舰艇129艘,各种飞机443架),后勤、后方机关和军事院校101万人,总兵力430万人[1]。
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国民党军一线兵力主要部署在东北(7个军),华北(13个军7个师),华东(5个军9个师),中原(16个师)四个地区。二线兵力主要部署在华南(1个军3个师),西北(4个军7个师),西南(6个师)三个地区,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这不包括国防部和各绥署直辖部队及台湾驻军,如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因此,国民党陆军部队总数不会少于80个军(师),其中部署在第一线的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左右①。
中共部队总数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共有野战部队24个纵队(师)、11个旅(师),分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晋绥军区(5万人)、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晋察冀军区(20万人)、中原军区(5万人)等七大战略区,没有海、空军②。
国民党不仅军队数量对中共具有绝对优势,装备也大大超过中共部队。以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强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由此可知,国民党军装备的步兵武器大体与中共部队持平,但自动武器占据绝对优势,重火力接近于中共部队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中共部队③。
国民党的战争部署从停战令下达后就没有停止。1946年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4.安抚伪军,在未整编完成以前,一律按实有人数发给主副食费,已整编完成者,则由一月起按军政部规定给与发给薪饷,免因粮饷告绝,而投匪军;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2]军队整编方案的实施,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调整其战争部署(虽然该方案也有对国民党不利的一面),蒋介石要求各部队在整编期内特别注重攻击、防御、清乡侦察、组训民众方面的训练。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拟出了一个名为复员行动计划,而“实一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拟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则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3]。虽然国民党其后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但其大的轮廓此时实际已确定了,即着重于控制华北与华东战略要点,打通主要交通线。
对于打一场全面内战,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蒋认为“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4]。
然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优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的一系列致命的失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胜势,从而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一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曾经解释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蒋的战略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5]。蒋还从中国古代战史中为其主张找来根据,他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而在现代条件下,由于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只要国民党军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大功告成[6]。蒋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惜一经实战,则完全显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从不采用固守一处被动挨打的战法,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国民党军的能力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灵活性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为了达成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目的,蒋介石主张打速决战,这对国民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其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未必能够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速决的条件有三个:1.我以优势之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敌决战之自由;再则为避免三次世界大战之发生,我亦有迅速安定国内实行建设国防之必要;2.我军装备优良,除国械日械之外,并有美械装备,且有飞机坦克,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我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亦唯有速决歼灭乃最经济之战争[7]。然而,国民党军四处出击的战略,与其速战速决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有能速战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自己的设想,但他并未能据此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的初期作战指导基本是随机而无序的。全国如此,具体战区亦然[8]。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陈诚提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1.剿共方针,东北应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平衡发展,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为辅,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但仍配合军事要求;2.共军利持久,国军利速决,以国军之优攻共军之劣,防国军之劣取共军之优为制胜要诀;准备时间要长,作战时间要短,战前准备极端重要,兵员粮弹补充愈快愈好,要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作战计划是:“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9]按此设想,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初期的战略重点应是在华东和华北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从苏北到山东一线,但为了全面摧毁中共的抵抗能力,国民党总是倾向于将进攻面铺开,也就是采取全面进攻的方法。可是由于政治考虑和军事动员的实际情况[10],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之初又未能全面行动,而成逐次用兵之势,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11]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占其总兵力的比重为30%,到10月的最高峰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占总兵力的50%[12],这个数字与中共部队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具体作战战术上,国民党军亦存在重大的缺陷。其一为攻击力低下,缺乏顽强坚持精神,作战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13],对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因此每逢运动战,国民党军总占不到多少便宜。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1.部队对后勤之依赖过重,故不敢过度远离补给线;2.装备钝重,机动不容易;3.在对手所经营之地区,运动亦易遭敌攻击;4.抗战时常采守势,惯用防御,一时不能摆脱积习;5.部队行军力之训练过差,缺乏机动之先决条件;6.接收为先,束手束脚,不能放胆行动[14]。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师之间,很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部队与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的多次出现,导致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15]国民党军复杂的派系渊源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排斥异己而影响到军队作战士气,又因为编制缩小而影响到军队作战部署。
其三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福将”刘峙。更糟的是,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兵团至军,至少有四五级之多,越级指挥,下不服上成了常事,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而且由于派系、个人等种种原因,不仅战区一级,往往是军师一级的指挥,也要靠统帅部和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姑不论蒋的指挥是否正确,即就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而言,蒋的指挥也经常有隔靴搔痒之感。在情报方面,国民党几乎没有获取过中共统帅部和战区一级有价值的重要情报。蒋介石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16]。更令国民党其后耿耿于怀的是,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三厅厅长郭汝瑰秘密为中共传递情报,导致国民党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17]。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疏离,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经受又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其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也即所谓抓夫,越到后来越难以适应战争的要求。1946年全国征兵69万人,实际分配至部队59万人,估计超过18—25岁适龄男性青年数的2%[18]。在刚刚经过八年抗战的大规模征补之后,继续维持这样高强度的征补率,极易引起社会的不满与骚动。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19]。结果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而国民党又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军队,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因为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它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作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一方面没能在野战中削弱或消灭中共军队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无力作运动战。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出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20]。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共的判断。
至于战争的目的,国民党企求实现的是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目标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政治的分裂、经济的混乱、外交的牵制未及深思熟虑,只企图以军事解决问题,本身就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是不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的。正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21]。
国民党的短处恰恰是中共的长处。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处于劣势,但这种弱者地位迫使中共不敢大意,而是兢兢业业,作战略和战术上的精心算度,将总体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又由局部的优势积累为均势而最终超过对手,变为全面优势。
自内战不可避免之后,中共就在作着一系列的战争准备。首先是思想动员,这是中共最为擅长的。政协会议之后,由于一度的和平气氛,中共各地区也就难免缺乏战争的准备。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开始强调战争的可能。5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地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22]。东北战事迟迟不得停止,表明国民党的大打意图,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为此又对各军区发出指示,“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23]。这个指示对战争时间的估计相当精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应该是有备无患。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主要军事负责人,电文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全面内战爆发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指示要求“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24]。至此,中共已经将战争的准备传达给了各地区。
与思想动员的同时,中共着重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部署和动员。中共强调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对于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而在作战上则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25]。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这个指示认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26]。在作战时机上,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权,这些方针为中共部队确立了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方面失败后也承认中共军事战略战术的高明。
至于作战部署,中共特别强调各大区间和大区内部各地区间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战争爆发前,中共以中原部队原地坚持,吸引国民党军,便利其他各区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要求各地区打击当面国民党军的同时,最初设想出击外线,太行(晋冀鲁豫)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主力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配合徐州方向作战;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主力渡淮河出击大别山,“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27]。东北、西北则争取时间,准备作战。此时中共的战略重点是跳到外线打几个大仗,以此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
7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情况,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28],并将整个作战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由于内线作战取得很大胜利,至10月间中共又“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我军……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将外线作战时间推至次年春。次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29]。这说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战略,着重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实际上,中共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是在全面内战开始的一年之后。
中共强调的是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战争开始,中共就算计了国民党军用于进攻的总数,将应该歼灭的数字分给各个战略区。最初中共定下的数字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四个旅”,后来这个数字被定为每年消灭国民党军一百个旅左右[30]。中共的征补机制也远较国民党有效。中共部队分为野战(一线)、地方(二线)、民兵(三线)三类,可以逐级迅速递补[31]。尤其是中共特别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教育争取工作,发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国民党军队几乎成了中共军队的补给队。以华东野战军为例,莱芜战役后,有的部队解放战士(国民党军俘虏参加解放军后的称呼)占50%以上,有的已经达到70%,技术兵种的人员基本是解放战士。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华野伤亡47万人,但人数却从成军时的27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32]。此外,中共对战争之算计,情报之准确,舆论动员之得力,都是国民党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如此,中共在国共对抗中毕竟处于弱势的一方,准备尚不充分,下定决裂的决心也并非易事。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军事上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一般群众和舆论存有疑虑,即便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对于未来的前景也存在着一些担心,因此中共当时并不希望内战的发生。在中共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的对策是,“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33]。据胡乔木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有两件事是毛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就是1946年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毛“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但一旦下了决心,毛泽东就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气魄。他在给东北李富春和黄克诚对和战前途的请示电的复示中写道:“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34]对于共产党外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疑虑,毛泽东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5]可以说,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也已基本完成了战争的思想动员和实际准备工作,最后的胜负只能留待战场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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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国民党军一线兵力主要部署在东北(7个军),华北(13个军7个师),华东(5个军9个师),中原(16个师)四个地区。二线兵力主要部署在华南(1个军3个师),西北(4个军7个师),西南(6个师)三个地区,总兵力为78个军(师),但这不包括国防部和各绥署直辖部队及台湾驻军,如第五军、整编第十一、七十四师等,因此,国民党陆军部队总数不会少于80个军(师),其中部署在第一线的占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三左右①。
中共部队总数为127万人,其中野战部队61万人,地方部队66万人,共有野战部队24个纵队(师)、11个旅(师),分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3万人)、晋绥军区(5万人)、晋冀鲁豫军区(27万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42万人)、东北民主联军(30万人)、晋察冀军区(20万人)、中原军区(5万人)等七大战略区,没有海、空军②。
国民党不仅军队数量对中共具有绝对优势,装备也大大超过中共部队。以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十一师和中共部队中装备最强的东北第一纵队相比较,前者拥有各种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2370支),各种炮440门(其中105榴弹炮8门),汽车360辆;后者拥有各种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92支),各种炮46门(其中75山炮12门),没有汽车。由此可知,国民党军装备的步兵武器大体与中共部队持平,但自动武器占据绝对优势,重火力接近于中共部队的十倍,机动性更远胜于中共部队③。
国民党的战争部署从停战令下达后就没有停止。1946年1月14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召集各部门主官开会,提出:“1.陆军方面以整训名义,迅速整编,充实粮弹,赶运各师武器,并多制游动铁丝网,俾适于北地作战;2.空军方面,应多储油弹于各重要基地;3.海军方面,第一舰队已在渤海口游弋,继续阻绝奸匪海运;4.安抚伪军,在未整编完成以前,一律按实有人数发给主副食费,已整编完成者,则由一月起按军政部规定给与发给薪饷,免因粮饷告绝,而投匪军;以上各项系密为准备,如中共听命,则国军各师固应趁此时机,充实整训,如其背信抗命,则我有充分准备,宁未雨以绸缪,亦可毋临渴掘井也。”[2]军队整编方案的实施,为国民党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调整其战争部署(虽然该方案也有对国民党不利的一面),蒋介石要求各部队在整编期内特别注重攻击、防御、清乡侦察、组训民众方面的训练。军方有关部门在2月拟出了一个名为复员行动计划,而“实一作战计划”,蒋介石于3月4日“批交军政、军令、军训三部秘密研究准备”。该计划将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分为三步,第一步拟攻占热河之赤峰、承德及察省之多伦、张家口,同时以数军由海道输连云港登陆,以拊苏北鲁南共军之背而歼灭之;第二步则打通津浦线;第三步则再击灭冀南、豫北共军。对于延安则认为在政治全面破裂之时,应一举而攻略之[3]。虽然国民党其后的军事行动没有完全按照这个计划进行,但其大的轮廓此时实际已确定了,即着重于控制华北与华东战略要点,打通主要交通线。
对于打一场全面内战,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将领曾经有过充分的自信。蒋认为“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那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所谓“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4]。
然而军事力量上的优势并不必然能够转换为战场上的优势,古往今来,无数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的一系列致命的失误,使其没有能将最初的优势转化为胜势,从而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
蒋介石对于如何打这一场战争,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和想法。他曾经解释说,“现代作战最紧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因为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他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所分割,所截断,使其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此,蒋的战略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5]。蒋还从中国古代战史中为其主张找来根据,他认为中国历来的“流寇”如要生存无非两种办法,一种是“流窜”,居无定所,一种是“负隅”,凭险顽抗。而在现代条件下,由于交通的发达,“不能流窜”;只要国民党军能够攻占中共的根据地,使其“不能负隅,那他就不能持久”,则“剿匪”即可大功告成[6]。蒋这一套逻辑,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惜一经实战,则完全显其一厢情愿。首先是中共从不采用固守一处被动挨打的战法,蒋的攻其“负隅”便成了无的放矢;其次是国民党军的能力还达不到以交通线封锁中共灵活性的程度,蒋的阻其“流窜”又成了空谈。
为了达成国民党的军事战略目的,蒋介石主张打速决战,这对国民党来说是必须的,因为其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未必能够支持一场长期的战争。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军速决的条件有三个:1.我以优势之兵力与装备,自然有主动迫敌决战之自由;再则为避免三次世界大战之发生,我亦有迅速安定国内实行建设国防之必要;2.我军装备优良,除国械日械之外,并有美械装备,且有飞机坦克,具备发挥优势装备与素质,实行迅速决战之条件;3.我战争准备完善,足够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实行歼灭速决之条件,亦唯有速决歼灭乃最经济之战争[7]。然而,国民党军四处出击的战略,与其速战速决的预期背道而驰,最终不仅没有能速战速决,反而在消耗战中拖垮了自己。
蒋介石虽然对战争有自己的设想,但他并未能据此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方针以及与这个方针相适应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的初期作战指导基本是随机而无序的。全国如此,具体战区亦然[8]。全面内战爆发前夕,6月13日,国防部举行作战会报,陈诚提出国民党的战略方针是:1.剿共方针,东北应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平衡发展,长江以北应以军事为主,政治经济为辅,长江以南则以政治为主,但仍配合军事要求;2.共军利持久,国军利速决,以国军之优攻共军之劣,防国军之劣取共军之优为制胜要诀;准备时间要长,作战时间要短,战前准备极端重要,兵员粮弹补充愈快愈好,要统一战术思想,节约兵力,集结机动使用。参谋次长刘斐具体解说了作战计划是:“今后作战方针,应关内重于关外。关内首先打通津浦、胶济两铁路,肃清山东半岛,控制沿海口岸。”[9]按此设想,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初期的战略重点应是在华东和华北的部分地区,尤其是从苏北到山东一线,但为了全面摧毁中共的抵抗能力,国民党总是倾向于将进攻面铺开,也就是采取全面进攻的方法。可是由于政治考虑和军事动员的实际情况[10],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之初又未能全面行动,而成逐次用兵之势,导致全面进攻难称全面,重点进攻亦无重点,主要作战方向不断在东北、华北、苏北之间徘徊。国民党资深将领程潜曾经抱怨说:“不知蒋先生对这个仗是如何打法?最高的战略如何策定?重点摆在哪里?是关内?抑或关外?是由内往外打?还是由外往内打?由南往北打?或者由北往南打?实在令人无法揣测。”[11]根据中共方面的统计,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一线攻击部队为26个师72个旅,占其总兵力的比重为30%,到10月的最高峰也不过为43个师117个旅,占总兵力的50%[12],这个数字与中共部队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其不能取得预期的战果也就理所当然了。
在具体作战战术上,国民党军亦存在重大的缺陷。其一为攻击力低下,缺乏顽强坚持精神,作战主动性不够,尤惧夜战、近战和白刃战[13],对战术的理解近于教条与机械,因此每逢运动战,国民党军总占不到多少便宜。国民党战史认为这是因为:1.部队对后勤之依赖过重,故不敢过度远离补给线;2.装备钝重,机动不容易;3.在对手所经营之地区,运动亦易遭敌攻击;4.抗战时常采守势,惯用防御,一时不能摆脱积习;5.部队行军力之训练过差,缺乏机动之先决条件;6.接收为先,束手束脚,不能放胆行动[14]。
其二为协同不好,各战场之间各战场内部以至军师之间,很少有协同配合的成功范例。进攻时如此,撤退时更是如此,往往是部队与部队守望相助,却终不得助,这种情况的多次出现,导致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的恶性循环,守者对援者没有信心,不敢坚持;援者认为守者不会坚守,救援缓慢,原定的决战设想便总是落空。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我们一般赴援部队因为在未出发的时候不先加研究,更没有切实的准备作积极的行动,而只怕在中途被匪军伏击或包围,这样一开始便没有信心,就存着不能达成任务的心理。同时被围的部队因援军不能及时达到,又不相信援军能达成其增援目的,因而不敢持久固守,宁可冒险突围,以致全部覆灭。”[15]国民党军复杂的派系渊源更加剧了这种情况,尤其是1946年上半年的整编,因为排斥异己而影响到军队作战士气,又因为编制缩小而影响到军队作战部署。
其三为指挥和情报能力低下。不少战区主官仍为长期没有实战历练的老朽无能之辈占据,其中明显的例子是所谓“福将”刘峙。更糟的是,国民党军的指挥系统叠床架屋,自统帅部至行营(或绥署、绥靖区)至兵团至军,至少有四五级之多,越级指挥,下不服上成了常事,大大削弱了部队战斗力。而且由于派系、个人等种种原因,不仅战区一级,往往是军师一级的指挥,也要靠统帅部和蒋介石的直接命令,姑不论蒋的指挥是否正确,即就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而言,蒋的指挥也经常有隔靴搔痒之感。在情报方面,国民党几乎没有获取过中共统帅部和战区一级有价值的重要情报。蒋介石承认,“共匪最大的长处,即在于他们情报工作的确实和灵活。他们不但可以多方面搜集我们的情报,刺探我们的消息,而且他们得到了关于我们的情报之后,立刻就能作适当的布置,实行欺骗诱惑,来打击我们国军。他们情报人员不仅布置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打入我们的司令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位置”。徐永昌称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为,“通信不能密,截电不能译,敌测国军如指掌,国军对敌在敷衍”[16]。更令国民党其后耿耿于怀的是,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三厅厅长郭汝瑰秘密为中共传递情报,导致国民党统帅部的决策几无秘密可言[17]。不仅如此,由于国民党军队与民众的疏离,其战场情报工作也往往是一无所获。
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上下交索,捞取实利,贪图享受,缺乏经受又一场艰苦战争的心理准备。其兵员补充仍多依靠强迫性征补,也即所谓抓夫,越到后来越难以适应战争的要求。1946年全国征兵69万人,实际分配至部队59万人,估计超过18—25岁适龄男性青年数的2%[18]。在刚刚经过八年抗战的大规模征补之后,继续维持这样高强度的征补率,极易引起社会的不满与骚动。这些抓来的壮丁,生活水平低下,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19]。结果就是,国民党军队的熟练士兵在战争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而国民党又依靠强迫征补的新兵补充军队,这些新兵经过训练投入战争后,又不断或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使国民党难以维持一支稳定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因为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它不能不以恢复地盘作为作战重点,作战目标是在广阔的进攻面下以占领点、线为主,一方面没能在野战中削弱或消灭中共军队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又使自己背上了守备的沉重包袱,分散了自己的力量,导致占地越多,则被牵制的兵力就越多,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既给对手造成打击目标,自己也疲于应付,无力作运动战。所谓旁观者清,中共当时即看出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国民党军“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不可避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20]。事实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中共的判断。
至于战争的目的,国民党企求实现的是确保其一党统治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中国。然而战争是一个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目标的综合行为,国民党在准备战争之时,对政治的分裂、经济的混乱、外交的牵制未及深思熟虑,只企图以军事解决问题,本身就陷入了惟军事论的误区,仅仅倚仗军力的优势是不能打赢一场全面战争的。正如一位美国研究者所言,蒋介石“从未能成功地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一个牢固结合的、对抗共产党的反共力量的共同战线。他可以操纵个别的政治家,但中共却驾驭着民众支持的浪潮。他只能依靠军事力量镇压民众革命”[21]。
国民党的短处恰恰是中共的长处。中共虽然在军事力量上与国民党相比处于劣势,但这种弱者地位迫使中共不敢大意,而是兢兢业业,作战略和战术上的精心算度,将总体劣势转化为局部的优势,又由局部的优势积累为均势而最终超过对手,变为全面优势。
自内战不可避免之后,中共就在作着一系列的战争准备。首先是思想动员,这是中共最为擅长的。政协会议之后,由于一度的和平气氛,中共各地区也就难免缺乏战争的准备。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开始强调战争的可能。5月1日,中共中央对各地发出指示,提出:“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为此,“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22]。东北战事迟迟不得停止,表明国民党的大打意图,5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为此又对各军区发出指示,“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23]。这个指示对战争时间的估计相当精确,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应该是有备无患。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主要军事负责人,电文说:“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全面内战爆发后,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提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指示要求“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24]。至此,中共已经将战争的准备传达给了各地区。
与思想动员的同时,中共着重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部署和动员。中共强调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以保有城市为目的。对于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而在作战上则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25]。9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在战役方面,必须集中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选择敌军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歼灭之。在战术方面,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后,不应平分兵力,处处攻击,而应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较弱的一点,猛烈攻击之,务期必克。这个指示认为,“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最充分地补充自己;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26]。在作战时机上,强调应时而变,应地而变,不恪守成规,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权,这些方针为中共部队确立了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中共军事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党方面失败后也承认中共军事战略战术的高明。
至于作战部署,中共特别强调各大区间和大区内部各地区间的配合,并随着战争的进程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部署。战争爆发前,中共以中原部队原地坚持,吸引国民党军,便利其他各区的准备。战争爆发后,中共在要求各地区打击当面国民党军的同时,最初设想出击外线,太行(晋冀鲁豫)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陇海路徐(州)开(封)段;山东主力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出击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华中主力出击津浦路蚌(埠)浦(口段),配合徐州方向作战;再视情形由太行和山东主力渡淮河出击大别山,“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将战争引向国统区,“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27]。东北、西北则争取时间,准备作战。此时中共的战略重点是跳到外线打几个大仗,以此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
7月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的情况,认为“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28],并将整个作战进程分为内线与外线作战两个阶段。由于内线作战取得很大胜利,至10月间中共又“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我军……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将外线作战时间推至次年春。次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29]。这说明中共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不断调整战略,着重发挥内线作战的优势。实际上,中共部队转入外线作战是在全面内战开始的一年之后。
中共强调的是歼灭对手的有生力量,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自战争开始,中共就算计了国民党军用于进攻的总数,将应该歼灭的数字分给各个战略区。最初中共定下的数字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四个旅”,后来这个数字被定为每年消灭国民党军一百个旅左右[30]。中共的征补机制也远较国民党有效。中共部队分为野战(一线)、地方(二线)、民兵(三线)三类,可以逐级迅速递补[31]。尤其是中共特别注重对国民党军队俘虏的教育争取工作,发展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以此“瓦解敌军”、“壮大我军”,最后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使国民党军队几乎成了中共军队的补给队。以华东野战军为例,莱芜战役后,有的部队解放战士(国民党军俘虏参加解放军后的称呼)占50%以上,有的已经达到70%,技术兵种的人员基本是解放战士。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华野伤亡47万人,但人数却从成军时的27万人发展到1949年6月的63.5万人,其中解放战士除伤亡外尚有29.5万人,占总人数的46%[32]。此外,中共对战争之算计,情报之准确,舆论动员之得力,都是国民党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如此,中共在国共对抗中毕竟处于弱势的一方,准备尚不充分,下定决裂的决心也并非易事。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能否在军事上顶住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不仅一般群众和舆论存有疑虑,即便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对于未来的前景也存在着一些担心,因此中共当时并不希望内战的发生。在中共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中共的对策是,“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因此,我在目前对时局的基本方针,是避免挑衅,拖延时间,积极准备”[33]。据胡乔木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多年,有两件事是毛很难下决心的,其中一件就是1946年与国民党的彻底决裂,毛“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但一旦下了决心,毛泽东就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与气魄。他在给东北李富春和黄克诚对和战前途的请示电的复示中写道:“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和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34]对于共产党外人士和一般群众的思想疑虑,毛泽东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35]可以说,到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也已基本完成了战争的思想动员和实际准备工作,最后的胜负只能留待战场决定了。
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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