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虽然国共关系因为制宪国大的召开而实际破裂,战争已在大规模进行,但为了配合国大通过的宪法,显示和平民主的姿态,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表示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国民党发起了新一波和平攻势。194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和司徒雷登的谈话中,表示考虑派人直接赴延安谈判^[1]。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其后,孙科、张群、吴铁城、彭学沛等人均放出言和风声,孙科主张“大家放弃成见与主观,重视国内与国际之客观现实,一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召开各党派圆桌会议解决问题^[2]。15日,蒋介石召集出席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商谈,决定派张治中去延安恢复国共谈判。次日,国民党通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转达中共:1.政府愿意派员赴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2.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3.整编军队及恢复交通,政府仍愿根据三人会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4.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20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声明,将国民党恢复和谈的条件公诸于世,并称“深盼中共体谅政府相忍为国,力求政治解决之苦心,捐除成见,继续协商。政府仍愿以最大之忍让,竭诚相与,虚怀接纳”^[3]。
        对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共反应冷淡。1946年12月3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称:“一党包办之国大既开,政协决议遂被蒋主席破坏无疑,国共两党谈判之基础亦不存在。唯我方为适应全国人民之和平民主要求,认为只要国方能立即解散正在开会之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下时之驻军位置,则双方谈判仍可重新开始。”^[4]这是中共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而国民党显然不可能接受。得知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的信息后,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并利于三月莫斯科会议,美方好作交代,粉饰太平。故我们对美蒋所谓恢复和谈认为全是欺骗,绝不信任。我们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的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5]。因此,中共坚持恢复上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和取消国大通过的宪法两条为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次日,王炳南将中共意见告诉了司徒雷登。2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董必武和王炳南:“(一)目前情况下董暂在上海工作,不要回宁;(二)王亦不要去看美蒋两方的人,对他们表示冷淡;(三)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6]在国民党将和谈条件公开后,26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认为国民党的方案“完全是欺骗”,并逐条批驳之^[7]。由于国共双方的和谈条件距离相差太远,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中共之所以拒绝国民党的和谈提议,是因为这时中共对于形势的判断已经有了重要变化。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并未能团结全国各党派,其军事进攻在占城掠地的同时,丧失了相当的有生力量,因此在国民党上下尚沉浸在所谓胜利的欢欣中时,中共已经敏感地预计到形势将起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共在几次高层会议中,对以往的国共谈判作了回顾,对未来的形势发展作了分析,决定了中共将要采取的战略方针。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两天前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枣园开会,回顾了一年多以来国共斗争的情况,并就未来的部署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因此,揭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现在已经降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是要宣传我们有条件取得胜利,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总的说,斗争是长期的,中间还会有许多曲折”。周恩来说:经过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蒋集团中除极少数外都缺乏对前途的信心,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刘少奇最后说: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国际上也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和虽不可能,谈是必须的,为了教育人民。几个问题可以确定,打的方针是定了,但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国际国内分析,胜利是可能的,但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要提倡克服困难^[8]。当晚,中共中央举行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了“打”的方针,即蒋要灭共,我必倒蒋,但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与会者认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预计用三年到五年,也可能十年到十五年^[9]。此时此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的问题,并由中共中央会议认可,表明中共认为国民党出牌已尽,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谈判合作建国的问题了,而是准备另起炉灶,为中共的建国理想而奋斗。这在当时还不为社会以至中共党内许多人所知,但是不久,国民党就会感觉到中共方针的变化。
        1946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认为,半年到一年要有大革命,要准备在半年到一年内作出成绩来。确定大革命前夜的形势很重要,有预见才能有领导。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目前的主要倾向仍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10]。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指示提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11]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均肯定了形势的变化及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毛泽东说:“和国民党打的结果,解放区的区域有打得大、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提出两个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者注),现在仍未解决,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指出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这一点,使全党了解并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预作准备,那么在这次高潮中我们就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刘少奇认为,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认为从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关键是自卫战争的胜利。朱德认为,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12]。这两次会议表明中共高层对形势的估计又进了一步,在中共党内许多人对革命“高潮”尚有疑虑之时,就提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问题,并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确表现出了中共领导层的棋高一着之处。很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估计之下,中共不可能再去理会国民党的和谈提议。
        也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举行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13]这个声明的发表,无异于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国共之间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为自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政治形势发展的逻辑结果^[14]。
        马歇尔走了,军调部结束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山东战场战斗正酣,国民党军队并准备进攻延安,一切都预示着勉强维持的国共关系即将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对维持表面上的国共联系也不再有兴趣,它已不能容忍中共在其统治核心地区保留办事机构,作为宣传鼓动的阵地。军调部结束时,美方表示以3月5日为期负责送返中共人员的承诺,也给了国民党一个实际的借口,因为中共人员的撤离显然需要美方的协助。而中共之所以保留南京等地的机构不撤,主要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阵地,“在蒋管区进行宣传组织与联络工作,促进蒋区民主运动”,并保持这些地方与延安的空中交通,因此中共指示各地办事机构,坚持“非赶不走”原则,并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15]。
        最后的破裂举动只能由国民党出之。1947年2月28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致送中共代表团公函称:“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居留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16]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和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也在当天和前一天分别致函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和驻重庆代表吴玉章,以同样理由要求中共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周恩来于接到中共代表团被逼撤退的报告后致电蒋介石,提醒他:限令中共人员撤退的举动,“不识为贵方地方当局之主张,抑出于阁下之命令。如属前者,则地方当局之任意妄为应请阁下予以制止;如属后者,则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17]。但蒋介石未作答复。
        3月7日,中共代表董必武一行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行前,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称:“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感慨莫名。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他在谈话中指出:“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18]董必武登机前,自信地对送别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至此,以抗战为开端,维持了十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终因抗战的结束使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而最终结束,中国的未来只能由战场胜负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