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回国与军调部的终结

        国共内战规模日益扩大,马歇尔待在中国已无事可干。他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仅凭武力无法统一中国,但又不能对国民党施以强硬压力;另一方面他对中共也不满意,但更无力施以影响。二战英雄马歇尔面对中国的复杂局面,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从而萌生退意。
        还在马歇尔未能使国民党政府军停止攻击张家口时,他已感到自己对国民党决策影响力的有限。10月5日,他致电华盛顿,表示他感觉他已不可能继续作为调处者,并应将此通告委员长^[1]。11月13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苟余公正不偏之诚恳努力,不受信任,则余之力求调处,势必无用。……故余希望阁下愿正式自延安适当之权力处决定彼辈是否希望余个人继续目前之工作?余之兴趣,全在以调处方法尽绵薄之力。余知如延安对余失去信任,余即无法做此工作。”^[2]至此,马歇尔对国共双方都表示了他将退出调处之意。
        国大开幕后,马歇尔还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力,以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原则的民主宪法,在中国组织一个能够支持好政府的真正自由派集团,实现政府的改组,以有利于恢复和谈并使共产党重入政治活动”^[3]。但马氏此种表示并未体现在美国的政策上。在此期间,他与蒋介石有多次会见,他认为国民党仅靠军事不足以言胜,当务之急是由国大通过一部符合政协精神的宪法,然后成立有中共和民盟参加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对行政院实行真正的改组。蒋介石则强调共产党受苏联的影响,目的是瓦解政府,因此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问题就不难解决。他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4]。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对一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作出了总结。声明回顾了一年来中国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国一直未能用和平方法达成团结目的实为一大遗憾。声明表示: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也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仍然希望该政府找到和平解决的路径。我们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将维持我们帮助中国人民在其国家内争取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同时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冲突^[5] 。这个声明在国大召开期间发表,主要谈及美国一年来的活动和成就,为美国调处政策辩护。这个声明与上年的声明相比,声调较为低沉,虽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但显示了美国对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失望,对国民党的支持并未完全如其所愿。不过,蒋介石却有理由作另外的理解,他认为杜氏的声明不提中共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但提及东北问题,将和平破裂责任归于中共,表示无论中国是否有战乱美国都将给予援助等等,较之上年声明“可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变动的迹象,而且对于我们是有利的”^[6]。以后的事实证明,蒋这样的乐观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至此,马歇尔再留在中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为了拉住美国人,提出聘请马歇尔为总顾问,马歇尔告诉司徒雷登,对这个建议最好的回答是:不。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调解人尚且不能影响中国政府,就更别指望作为政府顾问能在这个政府内促成什么有益的回应了^[7]。在随后的会见中,马歇尔干脆地拒绝了蒋的邀请。马歇尔在和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的会谈中,一再告诫国民党,期望美国为政府军事领袖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而造成的经济空洞注入金钱是不现实的,同时,期望美国为执著于垄断政府权力的反动派系所控制的政府注入金钱也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不可能靠军事力量去消灭。抵御共产党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实行改革,以获取人民的支持^[8]。为安马氏之心,王世杰告诉他,国民党将改组政府以容纳党外分子,对于中共问题,政府决不关闭谈判之门,但对于恢复交通、收复失地、及行宪工作,则决不再因中共之拒绝妥协而延搁,希望继续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马氏对此未表示具体意见^[9]。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担任美国国务卿,他行前发表声明称: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共和国民党彼此间完全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猜疑心,政府领袖深信,中共愿意参加政协所规定之政府完全出于破坏性的目的;中共则感觉政府并无实行政协决议、组织新政府的诚意。因此,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对每一项建议和可能性,都心存偏见和戒心。马歇尔在声明中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他认为:最近谈判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亦即国民党方面,有一居于优势地位的反动集团,反对我促成真正联合政府的一切努力,他们公开坦率地声称,与中共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实力政策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集团包括军事和政治领袖。中共方面,也有极端分子,他们完全不信任国民党领袖,确信政府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摧毁中共。马歇尔认为,如欲挽救此种形势,将依靠政府与小党派中的自由派取得领导地位,他们目前仍缺乏政治力量去发挥其具支配性的影响力^[10]。这个声明将其调处中国内战的失败归于国共双方的“极端分子”,表现出马氏在中国政治特质面前的无奈,也为其调处的失败自寻托辞。马氏将中国的未来寄于所谓“自由派”当政,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缺乏真正的“影响力”。这个声明名为对国共双方不偏不倚,但国共对此均不满意。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谈话时,表示马氏声明只能“视作对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之补充”,“仅就马氏之声明而论,似有若干漏略”。周恩来认为马氏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的观察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马氏想以实行宪法改组政府为蒋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11]。由于国民党视美国为其最大的支持者,而中共对美国无所求,马歇尔的声明虽对双方都有批评,但在实际效果上,国民党更可以感觉到其影响^[12]。
        1月8日,马歇尔在反美浪潮遍及中国的难堪境遇下,自南京黯然登机回美,这与一年前他来华时,中国各界和舆论对他的热诚欢迎形成鲜明对照。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名闻遐迩的英雄,虽然马氏以国务卿的身份离华,多少挽回了他个人的面子,但他在回国时的心情很难称得上是愉快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他的中国使命也只能说是一段失败的经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说明了任何其他国家在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时影响力的有限,而且多少也反映出美国对华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趋势。-
        马歇尔离华,表示美国退出调处,作为调处重要机构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走到了其尽头。全面内战爆发后,军调部早已失去其最初的动力,成了观察战争的机构,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美方曾经提出由国共双方高级指挥官进行直接会谈和在双方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但均被中共认为单方面对国民党有利,未能实现^①。“执行部所派出的各个小组,这期间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执行部内部的谈判与工作也是一筹莫展。除美方故作忙碌状态,硬拉着讨论无关轻重的积案以外,实际上对下面冲突与纠纷的调处已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时争论的中心已不是停战、调处、恢复交通诸问题,而主要是执行人员安全自由问题和连续发生的几个困难的案子”^②。这其中包括1946年5月20日高密小组共方代表辛冠五失踪被害案,5月30日枣庄小组共方代表甘重斗及译员被殴致重伤案,6月10日晏城小组国方代表雷奋强中弹身亡案,19日新乡小组国方译员郭子祺中弹身亡案^③。7月23日,执行部国方委员郑介民竟然发出密令:“如中共方面组员与非法密探人员有关,而证据充足时,则当地之最高军事机关将以间谍罪审理之。”8月21日,执行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在给美方的备忘录中又称:“凡有执行小组之中共方面人员被发现为密探时,则即失去代表资格,且受法律制裁。”这样一来,执行部及小组共方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可言,因此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周恩来专函致马歇尔,要求“敦促政府采取有效办法,以保障执行部中共人员在政府区之安全与自由”。在中共坚持下,军调部于9月10日发令,重申保障各方人员之安全,如有间谍行为,只能提交执行部三委员处理,此前所有人员工作不受限制^[13]。
        1946年7月29日,安平事件的发生,更使作为调处中立一方的美国直接牵入冲突之中。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共治下的冀东解放区近在咫尺,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美军在进入冀东解放区活动时,已经迭有冲突发生。7月13日,美军自北戴河进入冀东解放区时,因事先未得同意而被俘七人,后经交涉获释,预示着未来冲突的不可避免。29日晨,中共驻安平镇(位于北平东之平津公路70公里处)部队得到情报,当日将有载运军火之运输车队经过,因此布置伏击。至午,果有无标识之二十余辆车组成之车队经过,伏击部队开火,双方交战历三小时,后中共部队主动撤离。事后得知,该车队所载为驻津美军六十余人,在冲突中美方伤亡十五人(亡三人,伤十二人),国美两方随后派军增援,占领了安平。此事之发生,立即轰传中外,国民党视为天赐良机,大肆鼓噪,企图就此拉美下水,使美国在调处和内战中完全站在国方一边。蒋介石致电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令其“根究彻究,从速处理”,“一面派员协同美军洽商处理善后办法详报为要”^[14]。而中共方面态度沉稳,提议派遣小组进行调查,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再作解决。周恩来告诉马歇尔:美军“如说要巡察,何必到解放区去!有了美军,又有国民党军,这只能说明国民党一些人想利用美军在北宁路制造事件,把美国牵扯进来,并使北宁路周围成为国民党占领区”^[15]。8月2日,执行部决定派第二十五小组调查有关安平事件的前后情况,询问证人,向执行部提交报告。经过若干时日的争执,三方在调查程序、轮流担任主席等问题上取得一致,17日开始调查工作。然三方各自提出的证人各说各话,无法得到一致,更因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最终安平事件的处理不了了之。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大环境下,国共美三方都失去了继续进行战地调处的耐心。9月27日,执行部三委员签署协议,关内除保留太原、沁县、临汾、邯郸、新乡、泊头六个小组外,其余小组均撤回北平,随后,东北亦由八个小组缩减为三个^[16]。11月21日,东北小组全部撤离,1947年1月,关内各小组全部撤退完毕。此时的军调部名存实亡,只有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维持着一定的工作和人员,最后结束军调部的工作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制宪国大召开后,一方面是国共关系实际破裂,另一方面是战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执行部无所事事,但因为考虑到宣传和责任,国共双方均不愿主动提出撤销问题。国民党用种种办法,企图逼中共撤离,但中共则坚持对方不宣布解散则不走的方针。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存废问题还只能由始作俑者美国人来解决。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现已决定结束其与三人会议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关系,这是马歇尔回国、美国调处失败的逻辑结果。30日,国民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与美国退出调处的同时,美国大使馆宣布,美方将负责送返军调部国共双方人员至各自地区,以3月5日为最后期限,“以后仍留驻现地者,应由其自身负责,美方将不予过问”^[17]。随后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于2月内陆续撤离北平,长春分部人员则撤往哈尔滨。2月21日,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人员离开北平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