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决战的酝酿

        豫东战役期间,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重,在7月3日的日记中说:“战局已至严重之阶段,应作最后万一之准备:(甲)津浦南段之部署;(乙)京、沪、芜之守备;(丙)长春撤守之督导;(丁)沈阳撤退之方针。”^[1]豫东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战略态势,即在中原一线也已陷入被动,从总体上说,它已丧失了进攻的能力。但统帅部还不愿意承认这个严酷的事实,蒋介石于7月10日仍命令杜聿明率部进攻,截断陈毅部队的归路,“予以一网打尽”^[2]。企图调整部署,发动攻势,以挽回败局。
        当时,东北战场是国民党军最薄弱的环节,一个沉重的战略包袱,几十万精锐部队陷入长春、沈阳、锦州少数孤立据点,如欲坚守,则补给困难,而如欲撤退,在野战中难免遭到被解放军击溃的命运。从统帅部来说,全局形势紧张,兵力竭蹶,迫切希望从东北抽兵入关,拱卫南京;而从前敌将领来说,宁肯死守,渐图补救,不愿在仓促的野战中承担失败的责任。任何一个方案都缺乏成功的把握。在当时的战局和补给、运兵能力的条件下,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将帅之间,争论不休,举棋不定。而由于国民党军在蒋介石指挥下屡屡损兵折将,他决策和命令的权威性已经大为削弱,因而受到部下的冷落,这使蒋介石本人,在部下的抵制下,对作战部署也难以作出最后的决断。
        早在1948年3月初,据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David Barr )说:“当共军在冬季攻势后把主力自长春与沈阳附近撤离时,我坚决敦促蒋委员长利用这个机会渐进地撤出满洲。他对这种建议表示惊愕,声称:没有任何情势诱使他去考虑这样一个计划,希望获得一个折衷办法。我建议把长春、吉林和四平街的守军撤入沈阳。蒋委员长答复说:政治上的考虑使他不能放弃长春,长春原为满洲的都城,但是,他愿意考虑把吉林守军撤入长春的计划。”^[3]国民党军失守四平之后,蒋介石于1948年3月13日亲自写信给卫立煌,要他将主力提前西进,集结于锦州附近^[4]。3月31日,卫立煌从沈阳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研究东北战局。蒋介石唉声叹气地说:“我们运输机及汽油都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不得不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不愿意冒野战的风险,向蒋介石作出承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补给由我负责,请美顾问团帮助运输。”这样,蒋介石又向卫立煌作了让步,同意卫在整补完成后再打通沈锦线。卫立煌随即拜会了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巴大维原则上同意提供帮助^[5]。当时,巴大维已于3月29日答复蒋介石:“正在将一百万发零点四五口径的子弹供其使用,16到20架美国C—46式运输机的转移已经得到同意。”^[6]即将上述飞机从日本转交给政府军,以便向沈阳运输粮食。卫立煌回到沈阳后,积极整训部队,希望能从美国方面获得10个师的装备补充。
        5月初,东北战场比较沉寂,蒋介石又要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秘密通知卫立煌到南京面商。但卫鉴于与蒋介石的分歧过大,没有前去,而是派廖耀湘代表他前往,并派参谋长赵家骧、军长罗又伦随同廖前往。卫立煌认为,现在把沈阳主力撤出,无异是抛弃长春守军,而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解放军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如果蒋介石一定要撤退沈阳主力,那么,就要请蒋介石增派三个军的部队到东北。廖耀湘等到南京后,向蒋介石陈述了东北将领的意见,蒋介石考虑到必须增派军队,支持卫立煌救出长春守军,同意沈阳主力的撤退,可稍微推迟一些时日^[7]。当时,巴大维一直主张东北国民党军乘解放军战斗间隙,发动攻势,打通沈阳到锦州的交通,他于5月5日参加了与东北将领的会议。会后,蒋介石又和巴大维商讨东北战局。据巴大维说:“我遂建议在那个时候发动进攻——如果这不能做到,那么应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撤出满洲。我指出:满洲共军的实力正在增长,如果这次胜利不能确保,以后就确定地不可能了。我进一步指出:长春和沈阳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蒋委员长说,因为傅作义将军那时不能从华北抽出两个军来增援锦州守军,而增援正被认为是战事胜利所必需的,他已决定将进攻延至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进行。”^[8]蒋介石为了准备撤退,又指示廖耀湘,重新编组沈阳部队,以一个军为防御兵团,以主力六个军加二○七师并附东北“剿总”直属重炮及战车部队编为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行动。但这一方案分割卫立煌的兵权,所以卫不愿意立即成立机动兵团。6月间,廖耀湘看到东北解放军主力未在辽南活动,建议卫立煌出兵袭取营口,依托营口,撤退沈阳主力。但卫仍不愿意背负丢失东北的罪名,只是整补部队,等待关内增援。而事实上,关内兵力空虚,蒋介石已无力抽兵增援^[9]。
        蒋介石既拿不出一个完善的方案,在部下的反对下,难以顺利地推行自己的作战计划,卫立煌既持不同的作战方针,蒋对卫也只好听之任之。但是,他仍然固执地要贯彻自己的作战意图,于是采取了超越指挥体制的办法,直接向卫立煌的部下下达指令,以便级别较低的将领接受自己的命令。他一方面提高廖耀湘的兵权,让他统率沈阳主力;一方面又提高范汉杰的兵权,让范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驻扎锦州,负责打通沈锦交通。据杜聿明回忆,范汉杰曾对他说:“南京国防部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原拟要廖耀湘将沈阳主力带到锦州,即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权给廖,以后见廖受卫的牵制,不能执行蒋的命令,又拟以我打通沈锦线,撤出东北主力,将权力交给我。”^[10]当范汉杰到锦州时,已从山东调第五十四军到锦州。他既负有打通沈锦线的重任,就不能不继续到处请求抽调部队,但到6月间,仅从山东调来以第一六六师为基干的黄淑第九军到锦西附近,以第四十二师为基干的周开成的第八军到秦皇岛附近,准备整补训练后投入战斗。然而,就是这两个军,不久之后,因为南线吃紧,又随李弥兵团调到苏北战场去了^[11]。东北国民党军仍然只能困守孤城。
        豫东战役后,形势急转直下,济南已经孤立无援,蒋介石不能不如上所述,考虑调整战略计划。7月19日,卫立煌奉召到南京见蒋介石,他仍坚持己见,向蒋“报告东北我军已恢复其战力与精神,而沈阳独立守备计划之宗旨,亦已达成,除长春国军粮煤不济以外,并无其他顾虑,故坚决表示不愿放弃沈阳”^[12]。蒋即晚召集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研讨放弃东北方针与撤退部署。商讨结果,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卫立煌总司令坚决反对放弃沈阳,且谓所需粮煤彼可自给无虞。对于试图打通锦沈路,以为此时士气与将领心理,不仅为绝不可能,且徒损兵力,反增沈阳危机。若责其固守沈阳,则彼坚称确有把握。于是最后决定准其暂时固守沈阳,而不必急于出击,以图打通锦沈路。并限其于三个月内,在十一月封冻以前,积极整顿补充,恢复战力,然后出击,并作全军撤集关内之准备。而长春守军,务令其相机撤至沈阳,并速作接应之部署,毋再延滞。”^[13]郭汝瑰日记也记道:“晚于总统官邸,饭后研究东北作战,决定暂取守势,待秋收后作大吃小之远程奔袭。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14]范汉杰的司令部原由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卫立煌担心华北“剿总”从锦州一线抽走部队,在南京时,经蒋介石同意,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仍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卫原请将指挥所设于葫芦岛,但蒋坚持设于锦州。这样,国民党军在东北对于解放军未来的进攻处于消极待变状态,并无积极的应变部署。
        当时,国共战斗的重心仍在华中战场。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曾建议从济南撤退,但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仍主坚守济南。新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对今后作战方针持积极作战的态度,于7月16日草拟计划如下:“本厅研究共军经去岁南麻战役后,毛泽东根据其江西经验以主力南窜,自命为反攻,实则系避免退入黄河以北,故政府军应在作战原则上确定:1.打破共军根据地;2.驱之流窜,使成流寇;3.防止其再泛滥我军守备区,使其人力物资枯竭;4.指导小型歼灭战,俾将来主决战绝对优势。根据上述四原则,余令起草计划,以彻底攻破陈毅为方针。”在7月17日的官邸会报会上,郭汝瑰进一步解释:“力主计划打大名、濮县等地区,力追陈毅部不舍,不使有补整余地;并以胡宗南主力东向中原与华中总部协力进攻刘、陈(赓),一面准备以压倒优势之兵力在苏北演一歼灭战,前方一面作战,一面将各师扩为九团制;后方一面成立后调旅增加兵力,准备渡河攻击。”^[15]但此时国共两军士气和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谋部成员多不同意这一计划。参谋部次长刘斐主张:“全局取守势,并主张收复兖州以支撑济南。”^[16]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等也不同意,他们认为:“国军已孱弱,不能徒劳无益的追击,主张战略守势。”^[17]蒋介石则表示“将取战略守势,战术攻势”^[18],仍想尽力有所作为,挽回败局。
        最后,国防部于1948年8月4日制定了华中作战计划,规定:“华中国军为增强战力,堵匪流窜,逐渐削弱匪军力,准备大举进剿之目的,将主力分置于陇海、津浦、平汉及汉水、丹江各要点,编组进剿兵团,先充实战备。在整备未完成前,全般战略暂取守势,在战术上则仍取攻势,配合绥靖区积极清剿,肃清散匪、残匪、潜匪,消灭其地下政治组织,巩固我地方政权,建立总体战之基础。一俟整补完成,实力充沛,战力较匪优势后,立即大举进剿,分别围歼匪军,尔后再准备进出华北地区。本计划进剿准备时间预定三个月完成(三十七年十月底),进剿实施日期另定之。”这个计划于9日向蒋介石进呈,17日经蒋介石批准,19日交第二处(当属国防部第三厅)逐次下令实施^[19]。　对于当前的战斗,国防部要求于9月上旬完成下述计划的准备:“华中国军以各个击破匪军之目的,目前乘匪整编之际,应以一部监视陈毅匪军,以主力与西安绥署东进部队协力乘机打通陇海路及陇海中段后截断伏牛山区匪军后方补线,先击灭刘伯承、陈赓匪军主力,尔后转移兵力于黄泛区及鲁西地区,给陈匪主力以击破。另以有力一部沿津浦路前进,相机收复兖州。”^[20]这一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贯彻,解放军对济南、锦州的猛烈攻击,就把国民党军对作战形势的设想彻底打破了,这一计划成了根本不切合战场实际的纸上谈兵。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决定召开军事检讨会议,7月23日起,先开预备会议,8月3日正式开会。蒋介石致开幕词,他不能不承认国民党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我个人领导无方,教育失败”。他一方面指责国民党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一方面又向他们打气:“我要求大家认清我们目前剿匪首要的急务,是改造我们一般官兵的精神和心理,要恢复我们革命的自信心,加强我们精神的武装。”这时,国民党军的士气低落,已无可挽回,蒋介石在无奈之中,不得不抛弃革命的空话,以生存的渴望来作激励士气的最后努力,他说:“我个人的事业,自抗战胜利以后,实已对国家尽到了责任,如为我个人,我今天实在无所求了。其所以如此忍辱负重,毋敢或懈者,第一就是为我多年来受我领导患难相从的官兵和党员,总要率领他们达到成功之路,使他们有着安身立命之所,不致为人轻侮,为人唾弃。”^[21]但是,会议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战略战术上都无法找到出路,只能流于空谈,成了国民党军战略决战前的一次绝望的努力。8月7日检讨会议结束,蒋介石自记道:“对军事检讨会议,自问已尽心力,然恐听者藐藐,未能有动于中耳,余惟有以‘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引为自慰也。”^[22]在这次军事检讨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大而无当的决议案,在政略上继续实行总体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划分战区,各置统帅,将整编师、旅番号恢复为军、师番号,军以3.5万人定编,实行三三制,加强战略城市的守备,组成机动兵团,为保持500万人的总兵额,编练战略预备队150万人,编组50个步兵师、10个骑兵师,等等^[23]。后来,巴大维曾批评国民党军的计划说:“这是中国当局作冠冕堂皇的计划,而往往不顾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性的又一例证。”^[24]郭汝瑰回忆说:“这次会议名为检讨会议,实际上是以蒋介石向将领们打气为重点。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中间并无重大决策。”^[25]这样,国民党军在军事态势十分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已找不到对策,只能用空谈来坐待失败,在具体的军事部署上却完全处于麻痹状态。
        豫东战役之后,毛泽东对战局十分乐观,积极要求各部扩大战果。在华东战场,毛泽东于7月8日要求粟裕部撤出战场后十天内完成再战的准备。7月14日,在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即将攻克兖州之际,毛泽东于7月14日要求“许谭于攻克兖(州)济(宁)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26]。16日又要求许谭不顾疲劳,以主力抢占济南机场,迅速完成攻击济南的准备。同日得到攻克兖州的报告后又要求许谭部争取十天内外夺取济南。中原野战军在豫东战役胜利的鼓舞下,也积极寻战,刘陈邓于7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要求华野第一、三两纵队西进,配合他们寻歼胡琏兵团一、二个师。
        同时,在山西,徐向前指挥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等部取得了晋中战役的大胜之后,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到太原,调陕西的整编第三十师空运增援太原。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战役行将结束之际,于7月16日要求徐向前、周士第抢占太原机场,争取十天内外夺取兵力空虚的太原。
        不过,在事实上,解放军各部经过大战之后,各军战力疲惫,已难以胜任毛泽东提出的出击要求了。粟裕于7月16日报告说:“部队本身困难,难以连续作战”,“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27]徐向前也认为:“蒋匪三十军(即整三十师——引者)由空运增援,城郊城内敌守备很严,我们估计当时不能打下太原,战役即此结束。”^[28]解放军各部队于是普遍转入休整,在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检讨会议前后战斗一时趋向沉寂。
        华东、中原野战军转入雨季休整后,仍积极备战。8月10日粟裕等向中央军委请示,提出了雨季休整后的三个作战方案,并建议执行第三案,即“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实施9月攻势。同时建议“中原军区以主力向信阳或南阳汉水流域进击,以吸引十八军南下,使其不易北援。同时建议以陈谢有力一部位于郑州附近,使郑敌不敢来援”^[29]。刘邓陈也向中央军委报告配合华野的秋季作战计划:“总之,我刘邓、陈谢两部应担任对张轸、杨干才、孙元良三部之钳制,并寻歼一部,自应以对张轸集团为主要对象。”^[30]中央军委于8月12日复电华野将领,表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31]。
        当时,毛泽东对于全局的战略部署,在南线的华东战场,以攻克济南为主要的军事目标,在北线的东北战场,以占领锦州为主要的军事目标。但他对于各个战场仍然是分别考虑,各自为战,他对各战场之间的要求,仍停留在疏松的战略配合上,还没有形成有机的系统的完整的战略构想。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济南战役正在部署之际,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一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32]对于华野攻击济南一役,中共中央和前敌将领对于军事部署比较一致,济南本已陷于孤立,局面比较明朗。而对于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攻击锦州一役,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前敌指挥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之间,一度分歧比较大,对战役部署尚未达成一致。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认为东北“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他考虑到蒋介石曾准备撤退全部东北兵力至华北,强调“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因此倾向于东北野战军南进到阜新至滦州一线作战,以应付国民党军从东北撤退^[33]。林彪2月10日给毛泽东的复电,同意把国民党军堵留在东北,但认为:“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34]对毛泽东的远景指导性意见,前敌将领持不同意见,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常见的事情,将帅之间,从战略的根本利益出发,进行研究和磋商,常常形成了最佳的战役方案。4月间,东北野战军决定集中九个纵队攻打长春,并认为如南下作战,“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35]。毛泽东迁就了前敌将领先打长春的作战计划,同时指出“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36]。但5月下旬林彪以一部兵力试攻长春的结果,发现强攻长春的把握不大,决定“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37]。东北野战军由于一时没有战机,从6月20日起,即转入练兵。这是解放军进入东北后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和比较长期的练兵,经过四十天攻坚战练兵,部队在战术和技术方面都有大的提高,尤其各级指挥员对战术概念弄得比较清楚。
        林彪在东北指挥作战,两次四平的阵地战斗均遭挫折,尤其是1947年6月对四平的攻坚作战失利,使林彪对攻坚作战采取了十分持重的态度。他一方面加强部队攻坚作战的训练,而另一方面则又尽量避免攻坚战斗,尤其不愿意将部队投入长距离奔袭的攻坚战斗。解放军在东北作战的特点是:东北形势,敌处中心地区,并有铁路迅速调动和集中兵力向我进攻(过去)或增援(现在),我根据地和我军,则处于敌周围,中间由河流和敌人隔断,又因系在敌占区,行动无法保持秘密,故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的战役。林彪既不愿意攻坚,又无野战战机,东北野战军休整完毕,拥有12个纵队,又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17个独立师,共为53个师,70多万人,加上地方军,共为105万人的强大武力^[38],却仍处于战斗方向不明的休整状态,一时无用武之地,为全军所瞩目。东北野战军将领为积极寻战,几经考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0日致电军委,希望到8月中旬,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作战,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守备薄弱的五城敌人,然后转攻承德,并要求华北的部队配合作战,但仍采取避免对锦州进行攻坚作战的方针。毛泽东鼓励林彪南下作战,并指示华北的杨成武兵团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兵团准备出动,策应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但他认为:“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39]他从战略利益出发,坚持要求东北野战军进行攻坚作战。
        解放军将帅正在运筹帷幄之际,东北降下了五十年未有的大雨,冲垮了林彪所部的后勤补给线,致使林彪无法确定行动日期。为此,毛泽东于8月12日对林彪“出动遥遥无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40]在这里,毛泽东对林彪所部的后勤补给问题显然未予充分考虑,尤其是东北地广人稀,大兵团作战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后勤补给线,沿袭原先的就地补给方式,是不可能支持大规模战斗的。当时,东北野战军所具有的装备,每个纵队平均3.8万多人,马4700余匹;一、二、三、四、六各纵是4.3万人;主力纵队,迫击炮每团六门,六○炮每营九门,如果没有比较固定的用火车、汽车运输的补给线,几十万大军集中作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铁路运输没有恢复的情况下,东北主力一时无法南下,只能加紧抢修铁路。这使东北战场出现了相当长的沉寂时期。但解放军各部从上到下求战心切,同国民党军消极应付,形成强烈的反差。一场决战正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