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的斗争和新政协运动

        国民党的内战和独裁政策使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矛盾日趋加剧。国民党政府的总动员令遭到民主党派的普遍反对。魏德迈访华时,李济深发表声明:“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今天中国人民的力量也已经足以完成自己的愿望。要解决中国问题,离开了政协路线,排斥中共及各民主党派,违反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是绝不可能的。如美国不改变其现行政策,继续支持独裁内战,则中国人民必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其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1]
        李济深、何香凝、朱学范等在1947年5月初开始酝酿成立革命组织,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作为政治目标。5月4日,李济深在香港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等到他家中聚会,正式开始筹备^[2]。当天成立了筹备小组,并决定写信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同志来香港参加。后来,他们经再三斟酌,在白绸巾上写了一封密信:“平山、亚子、春涛、真如阅。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划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香凝、济深。”^[3]原准备请朱蕴山送到上海去,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未能成行。李济深等决定改用分头托人带口信的办法。柳亚子、陈铭枢、谭平山得到消息后先后来到香港^[4]。同时,由朱学范到美国和冯玉祥联系。
        10月26日,李济深等十五人举行筹备座谈会,何香凝根据宋庆龄的意见,主张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上,李济深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领导,于是,由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联名上书给孙夫人:“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指孙中山——引者)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5]
        10月31日,民革举行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会上,通过了上书宋庆龄,由梅龚彬交给中共党组织由香港送往上海^[6]。筹备会委托朱学范转请曾作过宋庆龄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志英专程赴沪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作了汇报,得知中共地下党已与宋庆龄谈了此事,俞就没有去上海^[7]。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那一天,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会上讨论了《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在讨论革命组织的名称时,一些人不赞成再用国民党的名称,但何香凝坚持要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李济深解释说:“我们是靠国民党内民主派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来实现推翻蒋政权的;同时,今天这个会议也叫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所以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是很合适的,民主人士不仅不会心存疑虑,而且还会坚决拥护。”^[8]
        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要梅龚彬协助自己推动李济深筹建民革。民革的宣言就是由梅龚彬起草的,但宣言的观点还是按照李济深一派的思路写的。梅龚彬回忆说:“统战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起草《宣言》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写,必须考虑到李济深等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说实在话,我对《宣言》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指内容,有些提法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民革成立在即,时间不允许慢慢讨论,有些问题只能留待以后解决。我曾把《宣言》草稿给潘汉年和连贯两同志看过,他们都同意求同存异的做法。”^[9]
        谭平山、陈铭枢等于11月12日以后才赶到香港,他们谈到:“孙夫人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连收信会友的自由也没有。上海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选她当总主席未免有欠考虑。”^[10]于是,这一提议就被搁置了。李济深、何香凝为尊重民联的意见,又于11月25日召集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联合会议,推定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1948年1月1日举行民革成立大会。
        民革成立大会如期召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告本党同志书》。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及执委会等组织机构,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民革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联合组织,李济深在会议过程中尽力调和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使民革得以顺利成立。《行动纲领》规定:“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以经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代替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权,在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未成立以前,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期间之最高政治权力机关。”^[11]《宣言》则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吾人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并认为:“过去吾人仅为党中之小派别,今则党中干部与党员志愿参加者日多一日,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中共已发展成为独立革命政党,中共以外更有民主同盟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党派,故容共政策,亦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之政策。”^[12]《告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员起义,推翻蒋介石政权,“救党救国”^[13]。
        在2月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单独发布的行动纲领中,主张“反对一党专政,国内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14]。
        民革成立时,于1月4日成立了秘密的军事小组,由李济深任组长,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李向各方面发出了很多信,有的写在白绸巾上,鼓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推倒蒋介石政权。民革对于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宋子文、陈仪、程潜、卢汉,以及原西北军系统的国民党将领,做过大量的策反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民革对军事策反雄心勃勃。民革和民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蔡廷锴在4月17日曾“极有把握地宣称,宋子文在最近的谈话中告诉李(济深)将军,政府有可能在大约三个月内崩溃,并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政府希望立刻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蔡还宣称,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并在军队、政治和教育各界获得广泛支持。蔡暗示李济深希望在六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15]。在进行策反过程中,民革重要成员余心清、王葆真等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孟士衡等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民革在外交工作上,还希望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支持中国建立没有蒋介石的和平和联合政府。5月10日,李济深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进行了谈话,叙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计划。司徒在向国务卿报告中说:“李声明,委员会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代替由委员长、CC集团和某些军事领袖构成的领导。……他说明打算带着组织联合政府的观点,在国统区与共产党进行协商。他没有证明这一行动是在他的新政府组成之前还是之后,但他说会议将由他召集或领导。他说明有必要与共产党和解的两个理由:首先是任何主权政府或守信用的政府,无论它在什么条件下结束内战,都必定得到人民的支持;第二点,必须结束内战,以便给他的或其他人的政府以机会,在政治和军事上重新将国民党分子统一起来,能够有效地抵抗共产党的发展。”^[16]司徒估计:“鉴于李济深在军队的基础和他是委员长之后在中国较年长的军事指挥官这个事实,并考虑到他与各省政府现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他的运动可以证明是国民党内意见不同分子的结合点。如果他的运动从香港移到国民党地区,可以吸引足够强大的支持,使之能够产生有效的政府。”^[17]
        李济深、冯玉祥等想利用美国国务院和司徒雷登促蒋下台,由李、冯主政,下令国民党军停战,不听命者武力解决。他们把计划通过吴克坚转告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方面转告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18]。李济深直到进入解放区以后才改变了他的观点。
        在民革酝酿成立的同时,民盟在被迫解散以后,除张澜等主要领导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软禁外,各地民盟成员纷纷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民盟总部跨党的中共党员,在民盟被迫解散前,已纷纷撤退。民盟解散后,民盟重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民盟在港中央委员多次举行谈话会,推举沈钧儒、章伯钧为召集人,着手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筹备组分三个小组,沈钧儒负责盟务组,章伯钧负责政策组,周新民负责总务组^[19]。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29名中央委员本人或其代表出席了会议,各支部代表12人列席了会议。沈钧儒在开幕词中强调说:“这次三中全会负的使命,是要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我们要想恢复总部,重新展开工作,就不能不就过去工作加以检讨。过去本盟参加政协时曾因一二同志政治认识不够而影响到对国民党之态度,甚或影响到本盟中央之举措,这些经验教训必须接受,而后始能保证今后的政策方针的正确。”^[20]
        全会发表了紧急声明:“我们认为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对于本盟合法地位的取消,是根本违法的”,“我们更代表本盟全体盟员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与声明”。“同人等兹依遵本盟组织规定程序,召开本届全会,恢复领导机构,决定继续奋斗方针。”^[21]
        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并就今后的方针,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自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而对于美帝国主义所企图导演、以‘反蒋’‘民主’为旗帜的‘调解’‘和平’‘政府改组’,尤须提高警惕,并及早揭穿其阴谋诱计。”他批评了中间路线:“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强调指出:“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同时,我们也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22]
        全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同时,对于最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新生,也是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复活,本盟亦致其深挚的期望,并愿与共同奋斗。民主和平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实现,是有赖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亲密合作,才能达到的。”^[23]
        全会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主同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领导机构,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领导。
        民盟总部在香港恢复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于2月13日作出决议:“香港民盟分子恢复组织及活动,纯系章伯钧等在共匪策动下所组织之军事间谍机构,其宣言内容已明白说明与共匪取同一态度,公开声明粉碎中立路线,配合共匪武装叛乱及非法活动,以颠覆政府。此项分子与共匪应同受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之惩处。”^[24]
        但无论是民革还是民盟,内部成分都很复杂,在他们的纲领中,还没有明确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中间路线的思想倾向仍有一定的影响。民革民盟成立后,中共指示党内:“(一)对酉感指示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和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25]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26],开始进行一系列新的军事和政治部署。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准备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27]。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告诉他准备邀请张东荪、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准备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28]请他首先告诉张东荪,同他商量应该告知和邀请的人选。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当天,通过并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口号,公开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5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沪局、港分局,政治协商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并拟邀请一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开会,请他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29]。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等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同时发布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赞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申明中共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30]。
        此后,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各自纷纷发表声明,响应新政协运动。民革在6月25日的声明中表示“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发表之主张,我们仍愿提出供全国人民和新政协之采择”,要求各阶层人士尽量提出意见,“务使今后的新中国成为一个全国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号召反对美帝国主义,“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声明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毅然接受孙先生遗教和本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加速卖国独裁政权的灭亡,而站到人民方面来!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来!”^[31]民联在5月的声明中批评了中间路线,并指出:“我们今天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是为着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诚意地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爱国分子,共同分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总而言之,就是要彻底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完成国民党历史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推翻某某个人的政权。”^[32]中国致公党在6月9日的声明中明确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是无资格参加,而一些采取某种隐蔽政策的政党与官僚集团,阴谋混进这个新政协也是绝不容许的”,“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33]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125名在港民主人士,在6月4日的声明中赞扬“中共一步步的开明措施”,指出,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这证明了中共并不如反对者之所恶意中伤,企图再来一个一党专政。本来,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团一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以实现换朝代的封建把戏的”^[34]。
        8月2日,周恩来电嘱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周恩来拟定了一个77人的邀请名单^[35]。自8月起,一批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来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等人。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经海路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10月21日,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约集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中共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举行了第一次座谈。10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电,将修改过的前述文件转发给他们,并要求抄送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十一人,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36]。
        11月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分局,要他们邀请还在香港、上海的李济深等一批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李济深等一行三十多人,于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10日到达沈阳。在此之前,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和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于11月25日,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的协议,为新政协筹备会议作了准备。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5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认为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建议联衔发表严正声明^[37]。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第八条即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38]。16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再次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主张联衔通电响应毛泽东声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当天复电表示赞成,并即开始起草文件。1月22日,李济深等到达解放区的五十五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声明反美反蒋,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39]这一切都为新政协奠定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