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抽调第六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及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到葫芦岛增援。因华北兵力显得空虚,未敢抽调第九十二军全军赴援。因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挺进绥远,迫使傅作义本部军队西援,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平张线的活动,威胁张家口,又使傅作义东西难以兼顾。10月5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又发起了太原外围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进迫太原。华北国民党军态势也逐渐恶化。但傅作义用兵灵活,仍能与华北解放军对抗。10月8日,傅作义向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表示,“希总统能注意太原方面之作战,并希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郭“拟劝总统开作战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以免以后又居被动”[1]。但蒋介石为孔令侃之事,离平返沪,使傅作义大为失望。
1948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指挥员的意见,以第三兵团西进绥远,以一部控制兴和、台基庙、集宁地区,以主力西进,相机攻取包头,企图吸引傅作义部暂四军、第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策应第二兵团作战。15日起,第三兵团西进作战,相继克复陶林、托克托河口、乌兰花、武川、萨县,23日克包头,一部继续西进,歼敌一个团,直达包头西的公庙。然后回师准备攻击归绥。傅作义对第三兵团的西进,未予置理。11月5日,第三兵团各部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拟11日向城关推进。9日,毛泽东考虑到打援没有把握,建议第三兵团东转至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休整。
在第三兵团准备西进的时候,第二兵团为策应第三兵团及东北作战,于10月9日起再次破袭平张路,主力则隐蔽集结,寻机歼敌。11日占领青龙桥、八达岭,并向居庸关发展。12日,位于康庄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东进,企图重占青龙桥,为解放军击溃。同日,位于宣化的第三十五军增援康庄。毛泽东于13日指示第二兵团:“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即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所率的第三兵团——引者)在绥远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2]14日,暂三军也由下花园东进,遭到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的阻击,但此时,在康庄、南口的三十五军、十六军也集中五个师东西对进,向青龙桥一线进攻。第二兵团拟集结七个主力旅围歼康庄东进之敌,但第三纵队二个旅未能赶到,经两日血战,未能歼灭被包围的敌军,而西进之国民党军已占领青龙桥,第二兵团于15日晚不得不撤出战斗,主力转至路北休整。
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康庄两次战斗,未能达成歼灭敌军一部的目的,自己也有相当损伤。傅作义认为战斗获胜,向国防部报捷。19日,国防部第三厅建议:“华北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3]于是,傅作义乘解放军主力远出、冀中解放区中共中央和华北机关腹地空虚,策划围魏救赵之计,集结重兵,企图偷袭石家庄,直接攻击位于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首脑机关。24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即第一○一军)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即骑二师鄂友三部),配属汽车500辆,组成所谓“援晋兵团”,自涿县南下,26日进抵保定。第三十五军、十六军也南调平汉线作为后援。但傅作义的作战方针是:“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4]
中共中央很快就获得谍报,紧急动员就近的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和地方武装进行阻击,同时,于25日命令第二兵团星夜急行军南下回援。“援晋兵团”行动迟缓,至28日才从保定出发,前锋在方顺桥和解放军发生战斗,29日进抵望都。这时,解放军第二兵团先头第三纵队于30日赶到定县、唐县地区,沿唐河布防。“援晋兵团”进抵清风店,直趋唐河,他们看到解放军已经沿河布防,一面派出小股部队抢渡,一面就是否需要全军强渡在河边犹豫不决。3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揭露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军事密谋。是日晨,傅作义鉴于华北解放军主力已经南下,偷袭计划已经泄漏,不得不命令所部撤退:“敌三、六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三十五军接应。”[5]“援晋兵团”即于是日午后退至方顺桥。此后,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即驻守在曲阳一带。
在“援晋兵团”南侵之际,解放军辽沈战役已胜利在握,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毛泽东为打击“援晋兵团”及集结在平汉线的敌军重兵,于10月29日致电林罗刘,请他们考虑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调到三河一线,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威胁北平。当日林彪即复电,可以将在锦西附近的第四纵、第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日内即开始向山海关、冀东方面前进,威胁敌人。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但仍要求他们把部队部署在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北平,并在那里休整。于是,程子华、黄志勇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首先入关至北平近郊作战。
蒋介石自10月15日从南京飞沈阳,16日到北平,一直在北平指挥东北作战。至30日,东北大势已去,他在北平也已无能为力,只好回南京去了。临行之际,要求傅作义“速筹巩固华北计划,并付以华北军事全权”[6]。葫芦岛决定撤退后,傅作义十分焦急,请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转告蒋介石,要求将葫芦岛所有部队尽留华北,否则他就不愿守平津,即以所部活动作战[7]。11月3日国防部作战会报,何应钦主张傅部南下袭击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旋又主张以傅部运青岛。4日,傅作义到达南京,与统帅部商讨华北军事[8]。5日晚,在何应钦家,白崇禧、顾祝同、傅作义和郭汝瑰等研究华北作战。郭“同意多留部队于华北,但希傅能各个击破绥远及太原共军,傅不肯为,且只要求五十四军留大沽”。郭“觉傅尚不够魄力,伊此时实应举全力以击破聂荣臻、徐向前”[9]。11月6日,蒋介石与顾祝同、何应钦商讨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傅作义固守华北,并增加其兵力。蒋又接见傅作义,指示华北必须固守,并授予处理全权[10]。
关于傅作义作战方向,大体说来有三种选择:一是傅作义率本部军队退守绥远,中央系军队任其南撤;二是固守平津塘;三是所有华北“剿总”部队放弃平津南撤。在这次会商中,傅作义究竟如何主张,说法不一。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叙述:“蒋介石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惯伎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绥远老巢。但这时,蒋、傅又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要到次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在东北我军入关之前,凭傅部实力尚能应付自保。而暂时守住平、津对于蒋、傅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我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时间;对傅作义而言,则可以争取到美国的直接军援,便于西撤绥远,自成局面。因此,蒋、傅最后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11]《平津战役·综述》:“傅一到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便转达蒋介石要他率部南撤,并畀以‘东南军政长官’之意。会上,傅作义以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倚海作战’的主张,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蒋介石也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致遽受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野战部队南下,对南线作战也属有利。据此,会议确定了固守平津,置主力于津沽,以利尔后行动的方针。”[12]
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记述,“最高统帅”即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傅作义选择,第一案:放弃华北,将冀热察所有部队从塘沽海运青岛,配合徐州作战。第二案:固守津沽,将冀热察部队,主动速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依托海上为后方,采决战防御,万一不利,则由海上撤退。蒋“恐傅氏仍心怀故旧,向绥远撤退,负隅自固,因此特示意傅氏,为接受美援装备,须以海港为后方,且许以如采第一案,则改任傅氏为徐州‘剿匪总司令’;如采第二案,则除酌留一部于匪后游击牵制外,应断然放弃张垣、北平,主力彻底集中津沽”。傅未采第一案,而对面允采行之第二案,亦加以变更,将保定第一○一军北移涿县与北平间地区,第十三军由承德南移北平东郊通县附近,以第十一兵团守张垣,十七兵团守津沽,控制第三十一、第三十五、暂三、第一○一、第十六等五个军于北平附近,保持机动[13]。
郭汝瑰回忆中则说:“傅作义终于同意放弃绥远、张家口,在形势危急时,甚至弃北平,只固守津、沽,保持一海口,以维持长期补给。对此华北战略决策,蒋介石回南京后也完全同意。开始,傅作义执拗地要交出部队,后又在两个美军枪械的诱惑下愿各个击破共军。因此我对傅变化莫测的态度深感疑惑,以为所谓‘各个击破’,不过是受两个美军军械的诱惑,改变态度,怕人取笑用以搪塞我的假话。但后来傅回北平,确募集了三个军的部队,等待用美械装备。以后新保安之战,他确实想各个击破,我才相信他所说是真。‘各个击破’确实是他那时的指导思想。”[14]郭的这一说法与前引郭日记有别,但和台湾版战史近似。真情究竟如何,尚待更可靠的资料刊布。
不过,当时美国方面对傅作义的作战能力是比较重视的,希望加强对傅部的援助。1948年6月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时,和傅作义进行了长谈。司徒雷登对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傅部的战斗精神及傅作义的土地再分配方案,表示欣赏。6月3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他(指傅作义——引者)急需装备(包括弹药),他企图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以当地产品作交换,进行价值一千万美元的交易,但他只能通过天津的一些声誉不良的外国代理商来进行。我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助他,而不要把他赶到那些代理商那里。自然,那得先行征得蒋总统的批准。”[15]据美国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J.Forrestal)1948年11月3日致代理国务卿的复函中说,驻在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海军司令白吉尔上将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陈明:“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同意把补给优先供应山东和华北。”陆军部已经被告知,“按目的地来说,各个港口船运物资的百分比大约如下:天津——30%(船运经过青岛),青岛——10%,上海——60%”[16]。所以海口对傅作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之争是一个历史积累下来的无可救药的顽症,傅作义以其实力和才华,从蒋介石手中赢得了华北地区军队的指挥权,但派系的区别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央系军队听从他的指挥是有条件的,一旦形势变化,派系的分界就会明朗化。据谍报消息,傅作义是年6月间在一次讲话中就透露过:“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密约,一面听命于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17]因此,他本有交还中央系军队,率本部三个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的考虑[18],要他真正作出放弃绥远的决断毕竟是很困难的。结果,华北“剿总”所部从张家口到塘沽排了个一字长蛇阵,似是灵活机动,实则进退失据,处于麻痹状态。傅作义在严重恶化的军事态势面前,已经江郎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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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指挥员的意见,以第三兵团西进绥远,以一部控制兴和、台基庙、集宁地区,以主力西进,相机攻取包头,企图吸引傅作义部暂四军、第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策应第二兵团作战。15日起,第三兵团西进作战,相继克复陶林、托克托河口、乌兰花、武川、萨县,23日克包头,一部继续西进,歼敌一个团,直达包头西的公庙。然后回师准备攻击归绥。傅作义对第三兵团的西进,未予置理。11月5日,第三兵团各部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拟11日向城关推进。9日,毛泽东考虑到打援没有把握,建议第三兵团东转至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休整。
在第三兵团准备西进的时候,第二兵团为策应第三兵团及东北作战,于10月9日起再次破袭平张路,主力则隐蔽集结,寻机歼敌。11日占领青龙桥、八达岭,并向居庸关发展。12日,位于康庄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东进,企图重占青龙桥,为解放军击溃。同日,位于宣化的第三十五军增援康庄。毛泽东于13日指示第二兵团:“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即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所率的第三兵团——引者)在绥远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2]14日,暂三军也由下花园东进,遭到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的阻击,但此时,在康庄、南口的三十五军、十六军也集中五个师东西对进,向青龙桥一线进攻。第二兵团拟集结七个主力旅围歼康庄东进之敌,但第三纵队二个旅未能赶到,经两日血战,未能歼灭被包围的敌军,而西进之国民党军已占领青龙桥,第二兵团于15日晚不得不撤出战斗,主力转至路北休整。
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康庄两次战斗,未能达成歼灭敌军一部的目的,自己也有相当损伤。傅作义认为战斗获胜,向国防部报捷。19日,国防部第三厅建议:“华北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3]于是,傅作义乘解放军主力远出、冀中解放区中共中央和华北机关腹地空虚,策划围魏救赵之计,集结重兵,企图偷袭石家庄,直接攻击位于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首脑机关。24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即第一○一军)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即骑二师鄂友三部),配属汽车500辆,组成所谓“援晋兵团”,自涿县南下,26日进抵保定。第三十五军、十六军也南调平汉线作为后援。但傅作义的作战方针是:“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4]
中共中央很快就获得谍报,紧急动员就近的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和地方武装进行阻击,同时,于25日命令第二兵团星夜急行军南下回援。“援晋兵团”行动迟缓,至28日才从保定出发,前锋在方顺桥和解放军发生战斗,29日进抵望都。这时,解放军第二兵团先头第三纵队于30日赶到定县、唐县地区,沿唐河布防。“援晋兵团”进抵清风店,直趋唐河,他们看到解放军已经沿河布防,一面派出小股部队抢渡,一面就是否需要全军强渡在河边犹豫不决。3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揭露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军事密谋。是日晨,傅作义鉴于华北解放军主力已经南下,偷袭计划已经泄漏,不得不命令所部撤退:“敌三、六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三十五军接应。”[5]“援晋兵团”即于是日午后退至方顺桥。此后,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即驻守在曲阳一带。
在“援晋兵团”南侵之际,解放军辽沈战役已胜利在握,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毛泽东为打击“援晋兵团”及集结在平汉线的敌军重兵,于10月29日致电林罗刘,请他们考虑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调到三河一线,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威胁北平。当日林彪即复电,可以将在锦西附近的第四纵、第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日内即开始向山海关、冀东方面前进,威胁敌人。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但仍要求他们把部队部署在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北平,并在那里休整。于是,程子华、黄志勇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首先入关至北平近郊作战。
蒋介石自10月15日从南京飞沈阳,16日到北平,一直在北平指挥东北作战。至30日,东北大势已去,他在北平也已无能为力,只好回南京去了。临行之际,要求傅作义“速筹巩固华北计划,并付以华北军事全权”[6]。葫芦岛决定撤退后,傅作义十分焦急,请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转告蒋介石,要求将葫芦岛所有部队尽留华北,否则他就不愿守平津,即以所部活动作战[7]。11月3日国防部作战会报,何应钦主张傅部南下袭击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旋又主张以傅部运青岛。4日,傅作义到达南京,与统帅部商讨华北军事[8]。5日晚,在何应钦家,白崇禧、顾祝同、傅作义和郭汝瑰等研究华北作战。郭“同意多留部队于华北,但希傅能各个击破绥远及太原共军,傅不肯为,且只要求五十四军留大沽”。郭“觉傅尚不够魄力,伊此时实应举全力以击破聂荣臻、徐向前”[9]。11月6日,蒋介石与顾祝同、何应钦商讨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傅作义固守华北,并增加其兵力。蒋又接见傅作义,指示华北必须固守,并授予处理全权[10]。
关于傅作义作战方向,大体说来有三种选择:一是傅作义率本部军队退守绥远,中央系军队任其南撤;二是固守平津塘;三是所有华北“剿总”部队放弃平津南撤。在这次会商中,傅作义究竟如何主张,说法不一。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叙述:“蒋介石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惯伎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绥远老巢。但这时,蒋、傅又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要到次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在东北我军入关之前,凭傅部实力尚能应付自保。而暂时守住平、津对于蒋、傅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我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时间;对傅作义而言,则可以争取到美国的直接军援,便于西撤绥远,自成局面。因此,蒋、傅最后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11]《平津战役·综述》:“傅一到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便转达蒋介石要他率部南撤,并畀以‘东南军政长官’之意。会上,傅作义以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倚海作战’的主张,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蒋介石也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致遽受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野战部队南下,对南线作战也属有利。据此,会议确定了固守平津,置主力于津沽,以利尔后行动的方针。”[12]
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记述,“最高统帅”即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傅作义选择,第一案:放弃华北,将冀热察所有部队从塘沽海运青岛,配合徐州作战。第二案:固守津沽,将冀热察部队,主动速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依托海上为后方,采决战防御,万一不利,则由海上撤退。蒋“恐傅氏仍心怀故旧,向绥远撤退,负隅自固,因此特示意傅氏,为接受美援装备,须以海港为后方,且许以如采第一案,则改任傅氏为徐州‘剿匪总司令’;如采第二案,则除酌留一部于匪后游击牵制外,应断然放弃张垣、北平,主力彻底集中津沽”。傅未采第一案,而对面允采行之第二案,亦加以变更,将保定第一○一军北移涿县与北平间地区,第十三军由承德南移北平东郊通县附近,以第十一兵团守张垣,十七兵团守津沽,控制第三十一、第三十五、暂三、第一○一、第十六等五个军于北平附近,保持机动[13]。
郭汝瑰回忆中则说:“傅作义终于同意放弃绥远、张家口,在形势危急时,甚至弃北平,只固守津、沽,保持一海口,以维持长期补给。对此华北战略决策,蒋介石回南京后也完全同意。开始,傅作义执拗地要交出部队,后又在两个美军枪械的诱惑下愿各个击破共军。因此我对傅变化莫测的态度深感疑惑,以为所谓‘各个击破’,不过是受两个美军军械的诱惑,改变态度,怕人取笑用以搪塞我的假话。但后来傅回北平,确募集了三个军的部队,等待用美械装备。以后新保安之战,他确实想各个击破,我才相信他所说是真。‘各个击破’确实是他那时的指导思想。”[14]郭的这一说法与前引郭日记有别,但和台湾版战史近似。真情究竟如何,尚待更可靠的资料刊布。
不过,当时美国方面对傅作义的作战能力是比较重视的,希望加强对傅部的援助。1948年6月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时,和傅作义进行了长谈。司徒雷登对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傅部的战斗精神及傅作义的土地再分配方案,表示欣赏。6月3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他(指傅作义——引者)急需装备(包括弹药),他企图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以当地产品作交换,进行价值一千万美元的交易,但他只能通过天津的一些声誉不良的外国代理商来进行。我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助他,而不要把他赶到那些代理商那里。自然,那得先行征得蒋总统的批准。”[15]据美国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J.Forrestal)1948年11月3日致代理国务卿的复函中说,驻在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海军司令白吉尔上将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陈明:“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同意把补给优先供应山东和华北。”陆军部已经被告知,“按目的地来说,各个港口船运物资的百分比大约如下:天津——30%(船运经过青岛),青岛——10%,上海——60%”[16]。所以海口对傅作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之争是一个历史积累下来的无可救药的顽症,傅作义以其实力和才华,从蒋介石手中赢得了华北地区军队的指挥权,但派系的区别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央系军队听从他的指挥是有条件的,一旦形势变化,派系的分界就会明朗化。据谍报消息,傅作义是年6月间在一次讲话中就透露过:“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密约,一面听命于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17]因此,他本有交还中央系军队,率本部三个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的考虑[18],要他真正作出放弃绥远的决断毕竟是很困难的。结果,华北“剿总”所部从张家口到塘沽排了个一字长蛇阵,似是灵活机动,实则进退失据,处于麻痹状态。傅作义在严重恶化的军事态势面前,已经江郎才尽。
发布时间：2022-12-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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