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作战的决策

        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平津地区敌军孤立无援,而淮海战役已经顺利展开之际,解放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从全局战略利益出发,对华北的局势十分关注,谋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已经可望的全国性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后休整一个月,然后至平津一线作战,并要求向全军公开提出打平津及在平津战役中歼灭傅作义主力的任务。而东北野战军各部大战之后,喘息未定,内部整理任务繁杂,纷纷要求延长休整时间。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华北作战方针一时未能确定。
        11月7日,毛泽东指示林彪等东北、华北各野战军将领,分析了傅作义的三种可能选择,指出“固守平津,如敌取此项方针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要他们密切注意华北国民党军动向。^[1]11月9日,军委考虑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如攻击归绥傅作义根本之地,有促使傅作义部提早西退的可能,而三兵团又没有打援的力量,同时,太原阵地坚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攻城兵力也不占优势,眼下伤亡严重,因此,指示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东撤至归绥、集宁间休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准备参加太原作战,争取在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13日,军委指示先期入关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华北作战“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2]。
        这时,国民党军徐州形势危急,为防止傅作义放弃平津撤退,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5日向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包围敌军一部,迫使傅作义不能丢下部下不管而径自撤退,策略比较粗糙,军委没有采纳。但前线将领作战积极,士气旺盛,军委即于16日同林彪等商量:“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即先行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然后休整。林彪等考虑到部队困难较多,一时没有同意,但答应以两个纵队尽可能先出动,同时,仍主张关内部队先包围一部敌军的策略。东北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也建议东北伤亡小的部队先行入关,同时,也不赞成军委令华北二兵团西进打太原的方案,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傅作义。解放军将帅之间,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绞尽脑汁,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妥善的方案^[3]。
        傅作义于11月6日从南京回到北平之后,在军事上进一步作了收缩,11月9日,驻保定的第一○一军除留一个师守备外,军部率新编第三十三师(即二七三师)退守涿县。11月12日,第十三军撤出承德,驻守通县附近。这样,他的部署为:北平地区: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第三十五、第一○四(即暂编第三军)、第十六、第三十一、第十三、第一○一(即新编第二军)等六个军,一个新编骑兵第四师,一个补给区司令部等;张家口地区:第十一兵团,第一○五军(即暂编第四军),第五、第十一两个整编骑兵旅;津塘地区:第十七兵团,第六十二、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等五个军,第三二六、第三三三、独立九十五等三个师,一个交警第三旅,一个交警第十总队^[4]。傅作义指挥的部队有四十四个师,除归绥四个师外,中央系二十四个师,本部十六个步骑师,他以本部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西地区,以中央系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由于蒋介石付以军事全权,傅作义也极力分割部署中央系军队,以便指挥。他的作战计划,事先也不报告国防部,《郭汝瑰日记》说:“华北作战,一直是由傅宜生全权主持,伊之作战指导,事前并不报告本部。”^[5]蒋介石对中央系军队的指挥,常常干涉细部,引起部下的不满,也引起前敌将领对统帅部幕僚的不满,但他对属于其他派系统率一方的将领的作战指挥,倒是比较放任的。
        鉴于东北野战军不久必然南下,平津地区在军事上毫无出路,傅作义不能不作撤退的部署。他既承允固守津沽,保持海口,适当时机撤出北平,为此,“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如修筑平津段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以准备转移平、张兵力和物资,派出先遣指挥所(副总司令宋肯堂)进驻塘沽,并预定必要时将‘剿总’总部移驻天津,以及将平津张等地的一部分眷属先搬到了天津等等”^[6]。11月13日开始,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军属和机关人员分批乘车向平津撤退。但傅作义顾虑军队南撤时,中央系军队有海运的便利条件,而本部军队并无自己能够控制的船只,海运比较困难,加上撤退眷属的负担,海上撤退并非易事。因此,他同时又通知张北、兴和、尚义地方政府秘密准备粮草供应大军,作西撤的准备。但西撤没有海口,不可能接受拟议中的美式装备,而且西撤与西北马家军关系复杂,回旋余地也小。而过早放弃北平,对他个人能战的声誉也不利。傅作义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犹豫不决,而且,他显然没有估计到东北野战军有迅速入关的可能,因此也不着急迅速作出决断。
        傅作义面临着军事上的严重危机,深感单纯从军事上难以找到出路,就希望从政治上想想办法。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我即向傅建议,我们的方向要及早决定,适时去做,不能等待。如等到张垣附近发生情况时,势必又要派些部队去,那时就不能自由行动了;如果平、津再发生情况,这些部队又要调回来,而且平、张间道路随处都可能遭到截击,将形成不好收拾的局面,那时可就晚了。傅作义对此也表示同意,只是对张垣放弃的问题不能作出决定。傅作义对于军事部署,如此拖延搁置,整天却在接见政界人士、名流学者,非常忙碌。当时,我认为傅作义对人民力量的伟大、对蒋介石王朝日趋崩溃的情形,比我认识的更深刻,必是在政治方面另求出路。其次,我觉得在军事上已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令实行了某些措施,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关于作战问题,傅既不问,我也不谈。”^[7]
         傅作义尽管由蒋介石授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处境是很复杂的。早在1947年7月初,美国驻北平领事弗里曼曾获得情报,有一个第三党运动,由冯玉祥指挥,第一方案,就是“对中央政府宣布独立”,准备由某一位拥有实力的将军首先宣布,作为“第一颗炸弹”,其他将军追随行动。情报说,“傅作义也许是采取这个步骤的第一个人”^[8]。东北形势吃紧之际,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于9月间对傅作义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傅作义在谈到苏联的内外政策时,据齐赫文斯基(C.Д.Tиxвинcкий)回忆,“对苏联的武装力量的历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原先沙皇的、然后是白军的军官和将军参加红军队伍的情况”。齐赫文斯基介绍了这些将军在红军中忠诚服务、建立战功的情况,“傅作义非常注意听着我的陈述,对我所说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9]。这是一种令人寻味的心理状态。11月初,傅作义到南京时,从李宗仁和司徒雷登那里,接受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计划,准备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观念,期待与全国一致达成和平。据《徐永昌日记》,他在1949年9月19日在包头与傅作义对谈时,傅痛苦地说:“去年十一月不去南京,决不会有此错失。因当时李德邻、司徒雷登皆言政府必须求和,和亦有把握。比〔彼〕时想,既然和有把握,何必再北走或南走,此错失之所由来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界,正在试图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有一种以非黄埔系,即傅作义、白崇禧、张发奎、西北马家军的联合,取代蒋介石,与中共抗衡,达成和平的活动(关于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请参阅第七章)。傅作义当然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当时,傅作义在获得了蒋介石的授权之后,华北平、津、冀、晋、热、察、绥七省市参议会于11月2日在北平成立了联合办事处,表示:“际此东北逆转,华北紧张,应以民众代表身份,成立联合办事处,俾发动全华北民众力量支持傅氏。”^[10]3日,他们晋见傅作义表示:“今后,七省市民意可以反映给剿总,剿总希望民意机关协助者,亦可予以全力协助。”傅除表示“对华北有通盘计划,军事有把握”之外,对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联合办事处的成立“表示兴奋”^[11]。11月7日,又有冀省国大代表联谊会成立华北自救委员会之类。这些组织成了傅作义可以运用的传达政治意向的工具。此外,傅作义还一再发表激烈的反共演说。11月12日,他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公开演说:“中国今日的戡乱战争,不是简单的普通内战,不是政权的争夺,更不应该是为保护豪门,保护特权,而是民主、自由、和平与极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12]他的演说获得了国民党舆论系统的一片喝彩。
        然而,在幕后,傅作义也开始了和中共接洽和平的活动。这时,民革主席李济深在同彭泽湘谈话时,问彭能否再去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劝傅脱离反动政府,反对内战,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合作”。据彭泽湘回忆:“我当时答应了,但同时提出做这个工作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和取得联系,李济深的回答是,他设法告诉中共在港的同志,替达中共中央。我带着李济深给傅作义的信到北京后,找到侯少白。侯少白是傅作义的老朋友,反对内战,曾力劝傅不就华北剿总职务。所以他对这一工作,很热心奔走。侯同傅谈了以后,告诉我:傅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同我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委托侯少白作他和我的联络人,双方意见由侯传达。经过几次间接交换意见后,傅作义就表示愿意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这时我就约民盟在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和我共同进行。同时我找到符定一,由符定一帮助我和中共取得联系。”^[13]符即赴石家庄与中共面谈。同时,傅作义让他的政工处处长王克俊与傅的朋友刘厚同商议,与中共联系。王与傅商谈的结果,据王回忆:“先设法通过中共地下党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联系。我拟就电文便交给了傅先生。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并报告了傅在北平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电文郑重表示: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作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后来知道此电由傅先生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大概在十一月十七日发出了,但未获回音。”^[14]此电未见公布。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传阅傅作义1948年12月23日致毛泽东电抄件时,在电文上加注说“傅作义前曾来电赞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之主张”^[15],或许就是这一电。
        内战已经进行两年半了,解放军已经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以美国为背景、企图保留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已经不会接受。但傅作义在这时提出和谈要求,表明了傅作义已经发生动摇,于是,毛泽东迅速作出决策,利用傅作义的和谈心理,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首先解决中央系军队。1月18日,确定了一系列军事措施,抑留华北“剿总”系统部队在平津地区予以歼灭或迫降,一是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击傅军向绥远逃跑,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避免刺激傅作义早日向绥远逃跑;一是命令正向太原前线开进的华北第二兵团在阜平待命,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击,协同华北第三兵团阻止敌人逃跑;一是命令东北野战军:“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廿一日或廿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16]
        翌日,林彪接电后遵令动员部队于22日出动(后因具体困难,经军委同意改为23日出发),同时建议,由东北第二兵团于24日包围唐山、滦县,拖住敌人,等候主力到达。但军委考虑到“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人为强”,担心过早包围唐山会迫使傅作义集中全力接出唐山守军后由海路南撤,因此要东北野战军推迟包围唐山的行动,并要求东北野战军先以五个纵队秘密入关,不走山海关而走热河进喜峰口、冷口,与东北第二兵团协同同时隔断北平、天津间,唐山、天津间,天津、塘沽间的联系^[17]。从22日起,军委在林彪等建议包围一部敌军的基础上,调整策略,先后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于25日从现地出发,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26日从曲阳出动,进抵涿县、涞水间待命,必要时加入平张线作战。27日又命令东北第二兵团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军委对西线的整个作战意图是:“如果杨成武包围了张、宣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时,则程、黄从蓟县,杨、罗、耿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协同杨成武歼灭该敌。”军委谆谆嘱咐上述三兵团:“你们任务是务必包围几部敌人,以便调动东面敌人西援,故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你们包围几部敌人之后,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至要。”并令程子华、黄志勇统一指挥平张战役^[18]。至此,毛泽东经过周密的考虑,终于作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的决策,布下了天罗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