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所谓优势地位已经丧失,军事危机空前严重,士气低落。国民党军以一定兵力坚守战略要点,集中强大的机动兵力置于外线,待解放军攻击战略要点受挫时,即以机动兵团和守备兵团内外协同,予以夹击,这一战略战术,由于济南守备兵团不能持久抵抗,证明已经无效。但徐州一线尚有国民党军的精锐兵团,在豫东战役后经过整补充实,济南战役时,没有来得及投入战斗,因而保存着完整的战斗力。而且,在南线,解放军华野和中野共23个主力纵队,总兵力约60万人,国民党军有主力24个军,总兵力约70万人,从兵力上尚有一定优势[1]。深得蒋介石信任、担负实际作战指挥重任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因此尚存力挽狂澜、一战扭转战局的幻想。
杜聿明认为“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他企图集中徐州国民党军主力,乘华野和中野东西分离作战、尚未集中协同之际,突击歼灭华野的一部分,以振奋国民党军的士气,改善战略态势。为此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以华中的黄维兵团牵制中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中野作真面目的战斗,以徐州前进指挥部集中四个兵团进行突击,企图歼灭华野一部,一举收复泰安、济南。10月3日,杜聿明到北平将这一计划报经蒋介石批准,准备实施,并经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华中“剿总”白崇禧商量,白同意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华中“剿总”部队牵制解放军中野部队[2]。10月11日,驻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开始东运柳河集结,白崇禧则命令黄维、张淦两兵团由确山、遂平一线向唐河、赊旗镇一线前进,扫荡豫西。但这时,东北形势紧张,蒋介石与卫立煌又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蒋颇为顾此失彼,竟于15日电令杜聿明对上述计划不要执行,随他去东北指挥作战。
徐州“剿总”刘峙,是国民党中一员资格老而能力薄弱的上将,以资格而出任方面,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他并不放心。杜聿明则是蒋介石信任的一员战将,以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的名义,担当着实际指挥徐州军事的重任。但蒋介石在东北危急之际,急于用人,杜聿明原本就指挥东北军事,蒋也就顾不得暂时缓和的徐州军事,把杜调走,致使徐州军事顿失重心。蒋介石本人的精力也为东北军事危机所牵制,一时无力顾问徐州军事,杜聿明一走,更使徐州的军事指导思想模糊不清,军事部署再次陷入举棋不定的麻痹状态。
在解放军方面,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在望的时候,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攻济战局发展十分顺利,粟裕估计国民党军北援部队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北援,华野打援兵团也就不需投入打援战斗,因而可以不必休整,继续作战,而攻济部队伤亡也有限,稍加休整后也可以连续作战。为了扩张战果,为以后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他即于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目标为攻占淮阴、淮安(两淮)及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以后全军再转入休整[3]。显然,由于济南战役原设想的作战规模大大缩小了,华野战力有余,但这一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粟裕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有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而淮海战役计划是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尽管如此,军委接到建议后,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但对战役目标仍感到不能满足。由毛泽东起草的军委对粟裕建议的复电,肯定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休整的计划,但显然考虑到部队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的事实,因此,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目标之外的严重任务,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4]。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黄兵团在国民党军中虽不是一个最精锐的兵团,但黄敢于死战,很有战斗力。所以,粟裕自己提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硬任务,并且毛泽东把粟裕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把淮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歼黄”战役。因此,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战役性质有着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严重性,在9月28日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5]为此,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机动地推迟了出动的时间。军委于9月底又改变了原先不休整的计划,指示华东部队休整二十天左右[6]。
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严重任务进行了多次研究,直至9日晚各纵主要干部会议后,才放弃了在华野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采纳了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于12日上报军委。中央军委和华野将领就作战部署进行了反复磋商,至14日,华野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作战部署,决定于11月5日开始攻击,并于15日上报军委,17日即得到军委的批准。至此,解放军完成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的决策。
中共中央军委为贯彻淮海战役的方针,指示中原野战军:“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7]于是,中原野战军决心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攻击郑州。这时,解放军统帅部根据谍报,判明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按:杜聿明原计划集中四个兵团),认为“孙邱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一)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惟王宏坤南进各部可迅速动作。(二)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8]。但事实上,杜聿明于15日去东北后,徐州“剿总”部队并未出动,中原野战军为执行牵制任务,于是分兵两路,在南线,由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指挥,发起虚张声势的攻击,以第二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吸引张淦兵团至大洪山区,以第六纵队、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抑留黄维兵团至桐柏山区。白崇禧即令张黄两兵团向刘伯承部寻战。在北线,摆脱了黄维兵团之后,由陈毅、邓小平率四个主力纵队攻击郑州。21日夜,中野对郑州发起攻击,22日,守敌二个师弃城北逃,被解放军歼灭。24日,国民党军主动撤出开封。陈邓率中野主力四个纵队,于27日起由郑州东进至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准备攻击宿县、蚌埠一线,或者歼击孙元良兵团,策应华野全军发起淮海战役。
这时,国民党军在徐州一线,既无明确的作战方针,又无能干的方面大将,在紧迫的军情面前,进行着没有成效的争论和商议。杜聿明是主张主动出击的,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也是主张积极寻战的。但郭汝瑰在10月14日拟订的中原作战计划就与杜聿明相反:“甲案,徐州对陈守,华中对刘攻;乙案,放弃郑州,以孙元良等部守淮(阜阳一带)。”[9]似乎郭汝瑰还不知道杜聿明以四个兵团突袭华野一部的作战计划。不过,15日蒋介石已令杜聿明停止执行预定计划。郭汝瑰的计划,不如杜聿明冒险,得到统帅部的支持。22日19时,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刘斐和郭汝瑰讨论中原战场作战计划,“伊等俱同意余之主张,以二军、十五军加入十二兵团随刘伯承主力北移,即进出周家口追随刘主力不舍。伊等并主张由白统一指挥”[10]。23日,郭汝瑰飞赴北平向蒋介石请示,蒋批准了郭草拟的作战方案,并指示:“1.徐州方面应攻势防御,刘汝明部最后应固守商丘,李振清可退黄河北岸,以后打游击(事实上李部22日撤出郑州后即被歼灭——引者)。2.华中可由白统一指挥。3.二军、十五军可归入十二兵团,必要时可放弃南阳,进出周家口,以蹑刘伯承之后。4.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副总司令,十四兵团可由霍揆彰、吴绍周选任一人。5.应令徐州限期恢复宿迁。”[11]郭汝瑰遵照顾祝同的叮嘱,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而蒋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于是,何应钦于24日即致电白崇禧,告诉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部队的决定,何并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了作战指示。[12]但白辞而不受。2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劝驾:“华中和徐州军事,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兄兼顾华东,对于华中之进剿任务,仍可进行无碍也。务希照敬电从速实施,望能分中之忧劳,勿再言辞。”[13]
国民党军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迭受挫败,9月24日失济南,10月15日失锦州,19日失长春,军事危机十分严重,已经直接影响到统帅部的战斗意志。早在济南失守之后,据说何应钦、顾祝同、刘峙三人在徐州开会,曾向蒋提议放弃徐州、开封、郑州一线,将部队撤至淮河以南,沿蚌埠线加强江防,蒋未批准。何应钦有牢骚,认为“统治阶级爱面子,不愿将军队南撤,怕失体面,结果将来被迫还是丢掉,还要损兵折将,不了解蒋介石是何主意”。10月22日,国防部长何应钦邀郭汝瑰谈话,“主张订一南京失守、迁都广东组织军政府继续作战之计划”[14]。28日,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京沪不保时应有之计划,决定:“1.政府应迁广州;2.政府应为军政府;3.缩减政军机构;4.调整部署:(1)东北部队撤华北,华北守唐山、津沽;(2)徐总以一部守青岛、海州,主力守京沪以南,华中守武汉、宜沙;(3)西北守陇中及陕南。”[15]这表明,国民党军统帅部在中原战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已经动摇。
对于中原作战,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于23日作成了一个方案,但并未真正实施,而解放军中野部队已经东进,战场形势更为不利。29日,国防部第三厅讨论中原战场作战方案时认为:“对中原作战均已认为不能取攻势,而只能于陇海两侧行攻势防御,或消极的退保淮河流域。如须于陇海路作攻势防御,则黄维兵团必须向周家口方向进出,以配合徐州方面之作战。”[16]下午,顾祝同邀何应钦、刘斐等继续研究。何应钦在会上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原则,对上述两方案进行了研究。结果,会议认为:“退守淮河,则尔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共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我军更为不利。”,因而采纳了在津浦铁路两侧行攻势防御的方案,即:“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解放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找共军决战。”[17]当日,参谋部即令徐州方面,一○○军不再去海州,海州准备放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必要时可以放弃商丘,并要求蒋介石将葫芦岛的第三十九军调运上海转驻蚌埠。
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决定了徐州一线的作战方针,但预定由白崇禧到蚌埠指挥的问题尚未落实,军事部署也就拖着没有进一步调整。30日,白崇禧由信阳到达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天,白崇禧“高高兴兴地参加,满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上蔡、太和地区,他还自动提议以第三兵团(即原来张淦的第三纵队,辖第七、四十八两个军)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也就是作出了准备统一指挥华中、徐州军事的态势。何应钦、顾祝同等催促白崇禧赶快到蚌埠去指挥,他们甚至说“非你去指挥不行了”,“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希望他力挽狂澜[18]。这时,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败局已定,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南京。第二天,即31日统帅部开会时,白崇禧突然改变了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部队,只同意调动黄埔系的第十二兵团,并以第十四军、八十五军替代原拟的第二军、第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序列。据华中“剿总”作战处处长覃戈鸣回忆,他们认为解放军已掌握主动权,败局已定,白崇禧对徐州“剿总”部队的指挥官不熟悉,很难指挥,大战在即,临时到蚌埠组建指挥机构也来不及,而且,战败的责任太重,直接关系南京安危。覃认为“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和南京陷落的责任,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白对此表示同意:“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华中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19]而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已开始活动逼蒋下野,创议和平,不愿再为蒋效力。当天,白崇禧仅命令黄维兵团立即东移确山,轻装开太和、阜阳地区集中,11月10日集中完毕,并令第八十五军、第十四军移确山归还第十二兵团。他自己不久即返回武汉,没有同意到蚌埠指挥。
徐州大战在即,临战之际,尚无一员能战之将。蒋介石原准备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而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白既不愿担任,蒋就不能不另行选将。东北既已崩溃,杜聿明在东北已经无关紧要,于是,蒋介石决定召杜回徐仍担任副总司令职务,而令宋仍任原职。11月1日,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前往葫芦岛传达撤退部署,并带去蒋介石的亲笔信,征求杜聿明是否愿意到徐州指挥。杜虽然同意到徐州指挥,但以部署葫芦岛撤退为由,拖延未行。结果,当解放军摩拳擦掌、积极部署进攻之时,徐州部队仍由无能的刘峙看守着,在陇海一线麻痹地呆着不动,东西距离遥远,呼应困难,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所谓徐蚌会战计划,简直是纸上谈兵。
11月4日,蒋介石鉴于徐州无大将,不得不准备亲自前往部署,但临行之际,另有别事,只好让顾祝同代他前往徐州调整部署。翌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根据前述“守江必守淮”的方案,调整部署,并决定于必要时徐州“剿总”移蚌埠指挥。11月6日补发了正式命令。部署调整情况如下:
10月24日后调整的部署:
1.海州连云港由九绥区李延年率四十四军驻守,并以一○○军加强之。
2.黄百韬第七兵团集结于新安镇附近。
3.李弥十三兵团集结八义集附近。
4.邱清泉第二兵团在砀山、黄口附近。
5.第四绥区刘汝明部驻商丘附近。
6.总部及七十二军在徐州。
7.交警二总队及二十五军的一个后调师驻宿县。
8.孙元良兵团正向蒙城运动。
9.一○七军孙良诚部驻睢宁。
10.九十六军于兆龙部驻蚌埠。
11月5日部署调整计划:
1.徐州守备部队应切实加强工事,坚固守备。
2.第七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绥靖区、第三绥靖区密切联系,并在运河以西地区清剿。
3.第二兵团以永城、砀山地区为中心集结,并在附近清剿。
4.第十三兵团应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并在附近清剿。
5.十六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路之安全。
6.第四绥靖区移驻临淮关,以原第八绥靖区为该绥区的辖区,原第八绥靖区着即撤销。
7.淮阴守备由第四军担任。
8.海州方面由海上撤退(补发的正式命令改为由陆路撤退。九绥靖区人员到徐州待命,四十四军受黄百韬指挥,一同退过运河)[20]。
当时,国民党军完全不知道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只是盲目地收缩兵力,还以为解放军“全面攻势开始时间,当在十一月十日直后”[21]。本来下达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为时已晚,但国民党军在执行过程中依然行动迟缓,连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也未及执行完毕,即遭到解放军的强有力攻击,仓促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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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认为“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他企图集中徐州国民党军主力,乘华野和中野东西分离作战、尚未集中协同之际,突击歼灭华野的一部分,以振奋国民党军的士气,改善战略态势。为此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以华中的黄维兵团牵制中野,阻止其东进,但不与中野作真面目的战斗,以徐州前进指挥部集中四个兵团进行突击,企图歼灭华野一部,一举收复泰安、济南。10月3日,杜聿明到北平将这一计划报经蒋介石批准,准备实施,并经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华中“剿总”白崇禧商量,白同意杜聿明的作战计划,决定以华中“剿总”部队牵制解放军中野部队[2]。10月11日,驻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开始东运柳河集结,白崇禧则命令黄维、张淦两兵团由确山、遂平一线向唐河、赊旗镇一线前进,扫荡豫西。但这时,东北形势紧张,蒋介石与卫立煌又产生了严重的战略分歧,蒋颇为顾此失彼,竟于15日电令杜聿明对上述计划不要执行,随他去东北指挥作战。
徐州“剿总”刘峙,是国民党中一员资格老而能力薄弱的上将,以资格而出任方面,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对他并不放心。杜聿明则是蒋介石信任的一员战将,以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的名义,担当着实际指挥徐州军事的重任。但蒋介石在东北危急之际,急于用人,杜聿明原本就指挥东北军事,蒋也就顾不得暂时缓和的徐州军事,把杜调走,致使徐州军事顿失重心。蒋介石本人的精力也为东北军事危机所牵制,一时无力顾问徐州军事,杜聿明一走,更使徐州的军事指导思想模糊不清,军事部署再次陷入举棋不定的麻痹状态。
在解放军方面,粟裕在济南战役胜利在望的时候,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由于攻济战局发展十分顺利,粟裕估计国民党军北援部队事实上已不可能继续北援,华野打援兵团也就不需投入打援战斗,因而可以不必休整,继续作战,而攻济部队伤亡也有限,稍加休整后也可以连续作战。为了扩张战果,为以后南下作战创造条件,他即于9月24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战役目标为攻占淮阴、淮安(两淮)及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他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以后全军再转入休整[3]。显然,由于济南战役原设想的作战规模大大缩小了,华野战力有余,但这一计划的战斗规模有限。粟裕向中央军委的建议有四个可供选择方案,而淮海战役计划是建议中作战规模最大的方案。尽管如此,军委接到建议后,对淮海战役的作战方向表示赞成,但对战役目标仍感到不能满足。由毛泽东起草的军委对粟裕建议的复电,肯定了粟裕在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休整的计划,但显然考虑到部队战斗力并未充分发挥的事实,因此,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目标之外的严重任务,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4]。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黄兵团在国民党军中虽不是一个最精锐的兵团,但黄敢于死战,很有战斗力。所以,粟裕自己提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为以后的大战作准备的战斗任务,而毛泽东给他的确是一个严重的硬任务,并且毛泽东把粟裕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把淮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歼黄”战役。因此,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战役性质有着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严重性,在9月28日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5]为此,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机动地推迟了出动的时间。军委于9月底又改变了原先不休整的计划,指示华东部队休整二十天左右[6]。
中共华野前线委员会于10月5日起在曲阜举行了为期20天的扩大会议,在会上对中央军委提出的严重任务进行了多次研究,直至9日晚各纵主要干部会议后,才放弃了在华野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采纳了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于12日上报军委。中央军委和华野将领就作战部署进行了反复磋商,至14日,华野司令部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作战部署,决定于11月5日开始攻击,并于15日上报军委,17日即得到军委的批准。至此,解放军完成了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的淮海战役的决策。
中共中央军委为贯彻淮海战役的方针,指示中原野战军:“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陈邓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7]于是,中原野战军决心在淮海战役发起前攻击郑州。这时,解放军统帅部根据谍报,判明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按:杜聿明原计划集中四个兵团),认为“孙邱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一)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惟王宏坤南进各部可迅速动作。(二)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8]。但事实上,杜聿明于15日去东北后,徐州“剿总”部队并未出动,中原野战军为执行牵制任务,于是分兵两路,在南线,由刘伯承、邓子恢、李达指挥,发起虚张声势的攻击,以第二纵队和江汉、桐柏军区主力吸引张淦兵团至大洪山区,以第六纵队、陕南军区第十二旅抑留黄维兵团至桐柏山区。白崇禧即令张黄两兵团向刘伯承部寻战。在北线,摆脱了黄维兵团之后,由陈毅、邓小平率四个主力纵队攻击郑州。21日夜,中野对郑州发起攻击,22日,守敌二个师弃城北逃,被解放军歼灭。24日,国民党军主动撤出开封。陈邓率中野主力四个纵队,于27日起由郑州东进至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准备攻击宿县、蚌埠一线,或者歼击孙元良兵团,策应华野全军发起淮海战役。
这时,国民党军在徐州一线,既无明确的作战方针,又无能干的方面大将,在紧迫的军情面前,进行着没有成效的争论和商议。杜聿明是主张主动出击的,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也是主张积极寻战的。但郭汝瑰在10月14日拟订的中原作战计划就与杜聿明相反:“甲案,徐州对陈守,华中对刘攻;乙案,放弃郑州,以孙元良等部守淮(阜阳一带)。”[9]似乎郭汝瑰还不知道杜聿明以四个兵团突袭华野一部的作战计划。不过,15日蒋介石已令杜聿明停止执行预定计划。郭汝瑰的计划,不如杜聿明冒险,得到统帅部的支持。22日19时,何应钦、顾祝同、萧毅肃、刘斐和郭汝瑰讨论中原战场作战计划,“伊等俱同意余之主张,以二军、十五军加入十二兵团随刘伯承主力北移,即进出周家口追随刘主力不舍。伊等并主张由白统一指挥”[10]。23日,郭汝瑰飞赴北平向蒋介石请示,蒋批准了郭草拟的作战方案,并指示:“1.徐州方面应攻势防御,刘汝明部最后应固守商丘,李振清可退黄河北岸,以后打游击(事实上李部22日撤出郑州后即被歼灭——引者)。2.华中可由白统一指挥。3.二军、十五军可归入十二兵团,必要时可放弃南阳,进出周家口,以蹑刘伯承之后。4.可令宋希濂任徐州副总司令,十四兵团可由霍揆彰、吴绍周选任一人。5.应令徐州限期恢复宿迁。”[11]郭汝瑰遵照顾祝同的叮嘱,向蒋介石说明叫白崇禧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措施,而蒋说:“不要暂时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于是,何应钦于24日即致电白崇禧,告诉他统一指挥华中、徐州部队的决定,何并以蒋介石的名义,下达了作战指示。[12]但白辞而不受。28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劝驾:“华中和徐州军事,必须统一指挥,方能收效,兄兼顾华东,对于华中之进剿任务,仍可进行无碍也。务希照敬电从速实施,望能分中之忧劳,勿再言辞。”[13]
国民党军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迭受挫败,9月24日失济南,10月15日失锦州,19日失长春,军事危机十分严重,已经直接影响到统帅部的战斗意志。早在济南失守之后,据说何应钦、顾祝同、刘峙三人在徐州开会,曾向蒋提议放弃徐州、开封、郑州一线,将部队撤至淮河以南,沿蚌埠线加强江防,蒋未批准。何应钦有牢骚,认为“统治阶级爱面子,不愿将军队南撤,怕失体面,结果将来被迫还是丢掉,还要损兵折将,不了解蒋介石是何主意”。10月22日,国防部长何应钦邀郭汝瑰谈话,“主张订一南京失守、迁都广东组织军政府继续作战之计划”[14]。28日,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京沪不保时应有之计划,决定:“1.政府应迁广州;2.政府应为军政府;3.缩减政军机构;4.调整部署:(1)东北部队撤华北,华北守唐山、津沽;(2)徐总以一部守青岛、海州,主力守京沪以南,华中守武汉、宜沙;(3)西北守陇中及陕南。”[15]这表明,国民党军统帅部在中原战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已经动摇。
对于中原作战,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于23日作成了一个方案,但并未真正实施,而解放军中野部队已经东进,战场形势更为不利。29日,国防部第三厅讨论中原战场作战方案时认为:“对中原作战均已认为不能取攻势,而只能于陇海两侧行攻势防御,或消极的退保淮河流域。如须于陇海路作攻势防御,则黄维兵团必须向周家口方向进出,以配合徐州方面之作战。”[16]下午,顾祝同邀何应钦、刘斐等继续研究。何应钦在会上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指导原则,对上述两方案进行了研究。结果,会议认为:“退守淮河,则尔后不便于向平汉路或苏北方面机动;且共军打通陇海路后,向东西方向调动兵力,非常灵便,对我军更为不利。”,因而采纳了在津浦铁路两侧行攻势防御的方案,即:“徐州剿总除以一至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所有可以集中的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铁路两侧,作攻势防御。无论解放军由平汉路、津浦路或取道苏北南下,均集中全力寻找共军决战。”[17]当日,参谋部即令徐州方面,一○○军不再去海州,海州准备放弃,第四绥区刘汝明部必要时可以放弃商丘,并要求蒋介石将葫芦岛的第三十九军调运上海转驻蚌埠。
国民党军统帅部虽然决定了徐州一线的作战方针,但预定由白崇禧到蚌埠指挥的问题尚未落实,军事部署也就拖着没有进一步调整。30日,白崇禧由信阳到达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天,白崇禧“高高兴兴地参加,满口同意以第十二兵团转用于阜阳、上蔡、太和地区,他还自动提议以第三兵团(即原来张淦的第三纵队,辖第七、四十八两个军)随第十二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也就是作出了准备统一指挥华中、徐州军事的态势。何应钦、顾祝同等催促白崇禧赶快到蚌埠去指挥,他们甚至说“非你去指挥不行了”,“总统方寸已乱,再不能指挥了”,希望他力挽狂澜[18]。这时,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败局已定,10月30日下午,蒋介石回到南京。第二天,即31日统帅部开会时,白崇禧突然改变了主意,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部队,只同意调动黄埔系的第十二兵团,并以第十四军、八十五军替代原拟的第二军、第十五军归入第十二兵团序列。据华中“剿总”作战处处长覃戈鸣回忆,他们认为解放军已掌握主动权,败局已定,白崇禧对徐州“剿总”部队的指挥官不熟悉,很难指挥,大战在即,临时到蚌埠组建指挥机构也来不及,而且,战败的责任太重,直接关系南京安危。覃认为“与其到蚌埠去承担会战失败和南京陷落的责任,不如回武汉去另搞一个局面”。白对此表示同意:“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指华中的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19]而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已开始活动逼蒋下野,创议和平,不愿再为蒋效力。当天,白崇禧仅命令黄维兵团立即东移确山,轻装开太和、阜阳地区集中,11月10日集中完毕,并令第八十五军、第十四军移确山归还第十二兵团。他自己不久即返回武汉,没有同意到蚌埠指挥。
徐州大战在即,临战之际,尚无一员能战之将。蒋介石原准备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而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白既不愿担任,蒋就不能不另行选将。东北既已崩溃,杜聿明在东北已经无关紧要,于是,蒋介石决定召杜回徐仍担任副总司令职务,而令宋仍任原职。11月1日,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前往葫芦岛传达撤退部署,并带去蒋介石的亲笔信,征求杜聿明是否愿意到徐州指挥。杜虽然同意到徐州指挥,但以部署葫芦岛撤退为由,拖延未行。结果,当解放军摩拳擦掌、积极部署进攻之时,徐州部队仍由无能的刘峙看守着,在陇海一线麻痹地呆着不动,东西距离遥远,呼应困难,非常容易受到攻击。所谓徐蚌会战计划,简直是纸上谈兵。
11月4日,蒋介石鉴于徐州无大将,不得不准备亲自前往部署,但临行之际,另有别事,只好让顾祝同代他前往徐州调整部署。翌日,顾祝同在徐州召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根据前述“守江必守淮”的方案,调整部署,并决定于必要时徐州“剿总”移蚌埠指挥。11月6日补发了正式命令。部署调整情况如下:
10月24日后调整的部署:
1.海州连云港由九绥区李延年率四十四军驻守,并以一○○军加强之。
2.黄百韬第七兵团集结于新安镇附近。
3.李弥十三兵团集结八义集附近。
4.邱清泉第二兵团在砀山、黄口附近。
5.第四绥区刘汝明部驻商丘附近。
6.总部及七十二军在徐州。
7.交警二总队及二十五军的一个后调师驻宿县。
8.孙元良兵团正向蒙城运动。
9.一○七军孙良诚部驻睢宁。
10.九十六军于兆龙部驻蚌埠。
11月5日部署调整计划:
1.徐州守备部队应切实加强工事,坚固守备。
2.第七兵团应确保运河西岸,与第一绥靖区、第三绥靖区密切联系,并在运河以西地区清剿。
3.第二兵团以永城、砀山地区为中心集结,并在附近清剿。
4.第十三兵团应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并在附近清剿。
5.十六兵团以蒙城为中心,进行清剿,掩护津浦路之安全。
6.第四绥靖区移驻临淮关,以原第八绥靖区为该绥区的辖区,原第八绥靖区着即撤销。
7.淮阴守备由第四军担任。
8.海州方面由海上撤退(补发的正式命令改为由陆路撤退。九绥靖区人员到徐州待命,四十四军受黄百韬指挥,一同退过运河)[20]。
当时,国民党军完全不知道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只是盲目地收缩兵力,还以为解放军“全面攻势开始时间,当在十一月十日直后”[21]。本来下达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为时已晚,但国民党军在执行过程中依然行动迟缓,连这一并不高明的计划,也未及执行完毕,即遭到解放军的强有力攻击,仓促应战。
发布时间：2024-04-18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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