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杨成武率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发起进攻。张家口守将、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现杨成武兵团从绥远回师攻击,深感局势严重,要求傅作义派兵增援。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率三个纵队,战力有限,攻击保定的华北第七纵队这时减弱了攻击,使守敌第一○一军的第二七二师得以于11月22日安全撤退。对于华北“剿总”来说,平津周围一时并无严重敌情。傅作义当时对张家口的撤退事宜尚未落实,张家口既出现敌情,于是即调主力第三十五军率二个师、怀来一○四军一个师分乘汽车和火车增援张家口,于30日下午全部到达,同时,调在昌平的一○四军主力到怀来,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一线,以确保平张路畅通。是日,杨成武部攻占万全、柴沟堡、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合围。
12月1日起,在张家口一线,国民党军对解放军进行猛烈反击,解放军在强敌压迫下被迫后撤,张家口的局势趋于缓和。据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田士吉回忆:“三日,天气晴和,张家口附近无情况。”[1]这几天的战况资料互有矛盾,但三十五军到达后,张家口各军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恐系事实。11月4日,傅作义飞抵张家口作军事部署,当时无重大战斗,主要是商讨从张家口撤退事宜。据孙兰峰回忆,傅作义说:“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我们要在此实行‘荣誉交代’。在张家口撤退时,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他财产要造具清册,留人向中共交代。但目前要秘密进行,以免搅乱军心。”[2]于是,傅作义只是关照说,“张家口是否撤退,何时撤退,等我到北平研究之后,再行电告”[3],而未作出撤退部署。对于第三十五军的使用方向则表示:“林彪进关尚需时日,这方面仅聂荣臻的部队。留下第一○五军及原有部队,就能够应付裕如,第三十五军可于明日(五日)返平。”[4]显然,傅作义对解放军的作战部署还毫无警觉。但等他回到北平后,12月5日,解放军东北先遣兵团在前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两个团大部,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同时,他又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内外,平津形势趋紧,当晚即命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但没有告诉他们密云出现的敌情。
当时,第三十五军十分麻痹,撤出张家口时,行动十分迟缓,直到6日午后,才上车起程。一路上经过沙岭子、宣化,畅通无阻,直到下花园附近才遭到阻击,道路已被破坏,通过后已到黄昏时刻,军长郭景云即命在鸡鸣驿宿营。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当时由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三令五申要华北第三兵团以一个纵队切断张宣联系,必要时加强阻击兵力,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12月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即程黄第二兵团)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要求各部坚决抓住并包围歼灭由张家口出逃的敌军。但华北第三兵团在敌军压迫下违令撤出了阻击阵地,而华北第二兵团至6日各主力纵队尚在向涿鹿、下花园前进途中。12月7日,毛泽东对华北第三兵团违令放掉第三十五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严令第三兵团继续包围张家口敌军,不使逃跑,如果逃跑则坚决歼灭,不得违误;同时对华北第二兵团违误军委到达前线的时限提出批评,严令阻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5]
这时,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尚未渡过大洋河,杨得志一面命令部队强行军前进,一面命令在新保安附近牵制敌人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第三十五军。郭景云没有料到敌情十分严重,7日夜攻入新保安后,仍命令部队休息,拂晓攻击,以为可以冲过小部队的拦截。8日晨,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到达新保安镇外,将新保安团团围住,9日,击退了敌怀来出援的第一○四军及新保安出击的第三十五军的两面夹击,至10日,华北第二兵团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同时,东北先遣兵团也于9日到达了康庄、怀来地区。在此之前,华北第三兵团歼灭了从宣化向张家口撤退的一个师,紧紧把张家口围住。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主力军,拥有的400辆汽车是傅作义灵活机动作战的命根子,为其所必救。毛泽东把三十五军包围住,也就使傅作义失去了资本,不可能再决心从北平经津塘南撤。果然,傅作义于9日命令张家口的第一○五军、怀来的第一○四军东西对进,增援新保安。虽然,一○四军攻至马圈与三十五军可以遥遥相望,但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不敢力战,无法会师。9日晚,东北先遣兵团对康庄第十六军发起攻击,至10日歼灭其主力,占领康庄。第一○四军后路受到威胁,被迫撤退,至11日,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被歼灭大部。由于北平空虚,傅作义不得不将第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六十二军等部调入北平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傅作义的指挥空前凌乱,他已无力控制战局了。
在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包围傅作义部主力的时候,东北野战军正日夜兼程向平津挺进。12月7日,林彪遵照军委命令先期率指挥机关到达蓟县以南的孟家楼,由于大军入关已无秘密可言,命令最后尾三个军(解放军统一番号,纵队已改称军),经山海关入关。12月11日,毛泽东就平津作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包围、隔断华北“剿总”系统的所有部队,并命令解放军华北部队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基本方针是:“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6]对于傅作义的和谈,则着眼于在军事上牵制住他,而不是在政治上和他讨价还价:“傅作义代表正在由涿州来平山途中,我们仍本前告策略和他谈判,要他抓住中央系各军不放,便于我先解决中央系。”[7]
在解放军部署的同时,傅作义鉴于形势严重,也赶紧收缩兵力,先期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唐山、芦台、汉沽诸点,实行分区防守,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城防司令官,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区司令官。为加强津塘力量,从唐山一线撤下的第八十六、八十七军调到塘沽、天津,将调到丰台的第六十二军主力调回天津。平津局势危急,蒋介石命徐永昌到北平传达自己的意图,说服傅作义南下。13日下午1时,徐飞抵南苑机场,但通往城内的道路已十分危险,无法与傅作义见面,只好通电话。蒋介石要徐转达的意见是:“一、北平二百万人口,设被围,决难持久,所以,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出战皆易。二、切嘱宜生勿太焦急,革命不是定要在某一地,勿以社会感情、当前毁誉与患得患失之心而左右应当决定的大计。三、准备失败不败。”等等。傅作义向徐永昌陈述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徐永昌未能说服傅作义向天津转移,当日即自南苑机场飞回南京[8]。
与此同时,傅作义继续和中共接洽和谈。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平明日报》社采编主任李炳泉通过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和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天津《大公报》社记者傅冬菊自12月8日开始“劝说傅作义投降”,到10日傅作义提出条件如下:“(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9]在争取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中,傅冬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月犁回忆说:“我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与傅作义谈判工作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地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10]据当时任苏联驻天津的副领事季托夫(A.Тцтов)回忆,北平解放后,傅东(即傅冬菊)告诉他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父亲放弃自杀念头,并劝说他与中共方面开始和平谈判。北平地下党和她建立了联系,指挥她动作。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她告诉父亲,自己是中共不公开的党员并与北平地下党有联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就停止军事行动开始和平谈判。此前,据傅东说,她父亲的态度有点儿冷淡,长时间的沉默,看得出,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共产党不会饶他,最好的下场是审判后将他关进监牢,这种后果他不能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他问傅东,怎么才能保证与他保持联络的现地下党人不是国民党特工机关的间谍呢,同时,他指出,在共产党员中也有这种间谍。傅东说,看来他担心,蒋介石的特工机构是否在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他的可靠程度。由于和傅东保持联系的几位地下党员,早先她都不认识,因之,傅作义坚持认为,傅东办事不牢靠。在这种情况下,她告诉父亲,自1948年秋便秘密地与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保持联系,并告诉了他与副领事几次谈话的内容。傅东说,直至这时,她的父亲才有些放心,而后又思考了一阵子才同意与中共和平谈判。”[11]当然,从前面所述,傅作义和中共的联系,并非只有一个渠道。
就在接洽过程中,东北野战军迅速进迫平津。12月14日,西路解放军各部分别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州、黄村、采育镇,切断平津联系,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机场。傅作义曾极力企图重占丰台、南苑军事要地,但均被解放军击退。至20日,东路解放军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堵绝了傅作义系统的海上退路。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完全失去了和谈的资本,在军事上已毫无办法,在和谈上也没有眉目,“心里着急,神经错乱,每日啃扫帚”[12],对自己军事失策十分懊悔,痛苦达于极点。《郭汝瑰日记》说:“郑(长海)告余,此次华北失败,主要在傅宜生不肯早放弃张家口。及共军攻三十五军又违背作战方针,派兵西进,逐次增加,以后凡有人论及此点,傅宜生辄自打嘴巴,以致人不忍再提此事云。”[13]14日晚,他作出让步:“(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14]同时,不得已主动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出城,准备前往石家庄,希望见到毛泽东,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塘全线和平解决。但崔李两人遭到解放军的拦截,被送到东北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翌日20时,纵队指挥员向林罗谭发电报告了此事,16日8时,林罗刘向军委转报了十一纵来电,同时令将崔李两人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附近,由参谋处长苏静接待,开始接触。[15]但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傅作义要求减轻军事压力的让步不能信任,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猝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军委指示林罗刘:“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这里不是指起义——引者),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16]19日,刘亚楼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崔载之、李炳泉进行了初步谈判,双方所提条件差距极大。
在接触和谈期间,解放军加紧了军事部署,华北第三兵团为应付张家口守敌突围,要求增加兵力,16日,林彪等同意将在南口的东北第四纵队,全部开赴张家口,归杨、李指挥。20日,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天津守敌的退路之后,军委即命令华北第二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攻击。21日,华北第二兵团即扫清外围据点,22日晨7时发起总攻,至17时即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张家口守敌看到自己已经孤立,即行突围,受到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部队突出大境门后陷入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遭到解放军的围歼,全军覆没,仅少数骑兵突出重围,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走小路逃脱。
这时,崔载之通过电台向傅作义作了初步谈判经过的报告,23日,在军事溃败之际,傅作义又向毛泽东发出了求和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17]。
傅作义在这封电报中,并未改变政治立场,仍以为人民自居的姿态,对毛泽东施加政治压力,在军事上要求解放军后撤,这都是同中共中央军委迫傅作义放下武器的基本方针相冲突,因此,不能为解放军所接受。崔载之为此十分着急,连电傅作义,劝傅不要发通电,否则谈不成。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署名给崔复电说“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仍求在政治上留有回旋余地,并令崔速回城汇报[18]。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发言的方式,宣布了43名战犯名单,把傅作义包括在其中,以剥夺其政治上的发言权。当时,傅作义对和谈的性质很敏感,他对他的参谋长说:“(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鉴于双方差距太大,傅作义便嘱咐参谋长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19]北平和谈一时没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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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起,在张家口一线,国民党军对解放军进行猛烈反击,解放军在强敌压迫下被迫后撤,张家口的局势趋于缓和。据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田士吉回忆:“三日,天气晴和,张家口附近无情况。”[1]这几天的战况资料互有矛盾,但三十五军到达后,张家口各军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恐系事实。11月4日,傅作义飞抵张家口作军事部署,当时无重大战斗,主要是商讨从张家口撤退事宜。据孙兰峰回忆,傅作义说:“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我们要在此实行‘荣誉交代’。在张家口撤退时,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他财产要造具清册,留人向中共交代。但目前要秘密进行,以免搅乱军心。”[2]于是,傅作义只是关照说,“张家口是否撤退,何时撤退,等我到北平研究之后,再行电告”[3],而未作出撤退部署。对于第三十五军的使用方向则表示:“林彪进关尚需时日,这方面仅聂荣臻的部队。留下第一○五军及原有部队,就能够应付裕如,第三十五军可于明日(五日)返平。”[4]显然,傅作义对解放军的作战部署还毫无警觉。但等他回到北平后,12月5日,解放军东北先遣兵团在前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两个团大部,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同时,他又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内外,平津形势趋紧,当晚即命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但没有告诉他们密云出现的敌情。
当时,第三十五军十分麻痹,撤出张家口时,行动十分迟缓,直到6日午后,才上车起程。一路上经过沙岭子、宣化,畅通无阻,直到下花园附近才遭到阻击,道路已被破坏,通过后已到黄昏时刻,军长郭景云即命在鸡鸣驿宿营。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当时由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三令五申要华北第三兵团以一个纵队切断张宣联系,必要时加强阻击兵力,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12月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即程黄第二兵团)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要求各部坚决抓住并包围歼灭由张家口出逃的敌军。但华北第三兵团在敌军压迫下违令撤出了阻击阵地,而华北第二兵团至6日各主力纵队尚在向涿鹿、下花园前进途中。12月7日,毛泽东对华北第三兵团违令放掉第三十五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严令第三兵团继续包围张家口敌军,不使逃跑,如果逃跑则坚决歼灭,不得违误;同时对华北第二兵团违误军委到达前线的时限提出批评,严令阻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5]
这时,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尚未渡过大洋河,杨得志一面命令部队强行军前进,一面命令在新保安附近牵制敌人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第三十五军。郭景云没有料到敌情十分严重,7日夜攻入新保安后,仍命令部队休息,拂晓攻击,以为可以冲过小部队的拦截。8日晨,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到达新保安镇外,将新保安团团围住,9日,击退了敌怀来出援的第一○四军及新保安出击的第三十五军的两面夹击,至10日,华北第二兵团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同时,东北先遣兵团也于9日到达了康庄、怀来地区。在此之前,华北第三兵团歼灭了从宣化向张家口撤退的一个师,紧紧把张家口围住。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主力军,拥有的400辆汽车是傅作义灵活机动作战的命根子,为其所必救。毛泽东把三十五军包围住,也就使傅作义失去了资本,不可能再决心从北平经津塘南撤。果然,傅作义于9日命令张家口的第一○五军、怀来的第一○四军东西对进,增援新保安。虽然,一○四军攻至马圈与三十五军可以遥遥相望,但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不敢力战,无法会师。9日晚,东北先遣兵团对康庄第十六军发起攻击,至10日歼灭其主力,占领康庄。第一○四军后路受到威胁,被迫撤退,至11日,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被歼灭大部。由于北平空虚,傅作义不得不将第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六十二军等部调入北平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傅作义的指挥空前凌乱,他已无力控制战局了。
在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包围傅作义部主力的时候,东北野战军正日夜兼程向平津挺进。12月7日,林彪遵照军委命令先期率指挥机关到达蓟县以南的孟家楼,由于大军入关已无秘密可言,命令最后尾三个军(解放军统一番号,纵队已改称军),经山海关入关。12月11日,毛泽东就平津作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包围、隔断华北“剿总”系统的所有部队,并命令解放军华北部队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基本方针是:“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6]对于傅作义的和谈,则着眼于在军事上牵制住他,而不是在政治上和他讨价还价:“傅作义代表正在由涿州来平山途中,我们仍本前告策略和他谈判,要他抓住中央系各军不放,便于我先解决中央系。”[7]
在解放军部署的同时,傅作义鉴于形势严重,也赶紧收缩兵力,先期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唐山、芦台、汉沽诸点,实行分区防守,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城防司令官,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区司令官。为加强津塘力量,从唐山一线撤下的第八十六、八十七军调到塘沽、天津,将调到丰台的第六十二军主力调回天津。平津局势危急,蒋介石命徐永昌到北平传达自己的意图,说服傅作义南下。13日下午1时,徐飞抵南苑机场,但通往城内的道路已十分危险,无法与傅作义见面,只好通电话。蒋介石要徐转达的意见是:“一、北平二百万人口,设被围,决难持久,所以,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出战皆易。二、切嘱宜生勿太焦急,革命不是定要在某一地,勿以社会感情、当前毁誉与患得患失之心而左右应当决定的大计。三、准备失败不败。”等等。傅作义向徐永昌陈述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徐永昌未能说服傅作义向天津转移,当日即自南苑机场飞回南京[8]。
与此同时,傅作义继续和中共接洽和谈。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平明日报》社采编主任李炳泉通过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和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天津《大公报》社记者傅冬菊自12月8日开始“劝说傅作义投降”,到10日傅作义提出条件如下:“(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9]在争取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中,傅冬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月犁回忆说:“我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与傅作义谈判工作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地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10]据当时任苏联驻天津的副领事季托夫(A.Тцтов)回忆,北平解放后,傅东(即傅冬菊)告诉他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父亲放弃自杀念头,并劝说他与中共方面开始和平谈判。北平地下党和她建立了联系,指挥她动作。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她告诉父亲,自己是中共不公开的党员并与北平地下党有联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就停止军事行动开始和平谈判。此前,据傅东说,她父亲的态度有点儿冷淡,长时间的沉默,看得出,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共产党不会饶他,最好的下场是审判后将他关进监牢,这种后果他不能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他问傅东,怎么才能保证与他保持联络的现地下党人不是国民党特工机关的间谍呢,同时,他指出,在共产党员中也有这种间谍。傅东说,看来他担心,蒋介石的特工机构是否在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他的可靠程度。由于和傅东保持联系的几位地下党员,早先她都不认识,因之,傅作义坚持认为,傅东办事不牢靠。在这种情况下,她告诉父亲,自1948年秋便秘密地与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保持联系,并告诉了他与副领事几次谈话的内容。傅东说,直至这时,她的父亲才有些放心,而后又思考了一阵子才同意与中共和平谈判。”[11]当然,从前面所述,傅作义和中共的联系,并非只有一个渠道。
就在接洽过程中,东北野战军迅速进迫平津。12月14日,西路解放军各部分别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州、黄村、采育镇,切断平津联系,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机场。傅作义曾极力企图重占丰台、南苑军事要地,但均被解放军击退。至20日,东路解放军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堵绝了傅作义系统的海上退路。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完全失去了和谈的资本,在军事上已毫无办法,在和谈上也没有眉目,“心里着急,神经错乱,每日啃扫帚”[12],对自己军事失策十分懊悔,痛苦达于极点。《郭汝瑰日记》说:“郑(长海)告余,此次华北失败,主要在傅宜生不肯早放弃张家口。及共军攻三十五军又违背作战方针,派兵西进,逐次增加,以后凡有人论及此点,傅宜生辄自打嘴巴,以致人不忍再提此事云。”[13]14日晚,他作出让步:“(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14]同时,不得已主动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出城,准备前往石家庄,希望见到毛泽东,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塘全线和平解决。但崔李两人遭到解放军的拦截,被送到东北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翌日20时,纵队指挥员向林罗谭发电报告了此事,16日8时,林罗刘向军委转报了十一纵来电,同时令将崔李两人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附近,由参谋处长苏静接待,开始接触。[15]但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傅作义要求减轻军事压力的让步不能信任,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猝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军委指示林罗刘:“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这里不是指起义——引者),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16]19日,刘亚楼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崔载之、李炳泉进行了初步谈判,双方所提条件差距极大。
在接触和谈期间,解放军加紧了军事部署,华北第三兵团为应付张家口守敌突围,要求增加兵力,16日,林彪等同意将在南口的东北第四纵队,全部开赴张家口,归杨、李指挥。20日,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天津守敌的退路之后,军委即命令华北第二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攻击。21日,华北第二兵团即扫清外围据点,22日晨7时发起总攻,至17时即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张家口守敌看到自己已经孤立,即行突围,受到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部队突出大境门后陷入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遭到解放军的围歼,全军覆没,仅少数骑兵突出重围,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走小路逃脱。
这时,崔载之通过电台向傅作义作了初步谈判经过的报告,23日,在军事溃败之际,傅作义又向毛泽东发出了求和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17]。
傅作义在这封电报中,并未改变政治立场,仍以为人民自居的姿态,对毛泽东施加政治压力,在军事上要求解放军后撤,这都是同中共中央军委迫傅作义放下武器的基本方针相冲突,因此,不能为解放军所接受。崔载之为此十分着急,连电傅作义,劝傅不要发通电,否则谈不成。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署名给崔复电说“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仍求在政治上留有回旋余地,并令崔速回城汇报[18]。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发言的方式,宣布了43名战犯名单,把傅作义包括在其中,以剥夺其政治上的发言权。当时,傅作义对和谈的性质很敏感,他对他的参谋长说:“(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鉴于双方差距太大,傅作义便嘱咐参谋长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19]北平和谈一时没有进展。
发布时间：2023-12-0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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