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援的失望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国民党政权由于不能打击豪门、从事现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不能完成战争的经济动员,而对人民普遍性的掠夺政策,又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它仍坚持其内战政策,造成了浩大的军费开支,致使财政上难以支持,形成恶性的循环。当时,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兵员负担,据张公权(嘉璈)估计,达450万到500万之间^[1]。据行宪内阁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士兵约有四百万人,文武职员一百一十多万,计中央文职人员三十三万,地方十一万余人,武职人员六十余万。”^[2]据此,军队人数当为460余万人。军费支出,不但列入总预算,还专门列有特别预算。首届行宪内阁行政院长翁文灏报告1948年下半年预算时说:“我们要提到特别预算,诸位从特别预算草案里可以看出,特别预算开支中多数为戡乱时期军事费用,属于国防部使用的……特别预算收入方面,是指临时税的收入,包括日本赔偿物资,美军剩余物资出售价格,以及实施粮食征实征借所得物资价格,这一类临时性的收入,总计可得二○七六七○○余亿元。”特别预算支出约达600万亿元法币^[3],为普通预算的二倍。但由于物价飞涨,所谓预算从来不能实现。1948年下半年预算,据王云五报告:“包括普通及特别预算两个部门,合共不过九百万亿法币,但七八两月执行结果,除了征粮部分之外,已经开支二亿六千一百余万金圆,按三百比一折合法币已达八百万亿元,加上军粮部分,实不止此数。”^[4]
         政府支出以军费为大宗。据张公权推算,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1946年为59.9%,1947年为54.8%,1948年1月-7月为68.5%。据吴冈统计,1947年总支出为40万余亿元,军费支出为18万余亿元,根据蒋介石手谕从中央银行支出的特别支出六万余亿元,两项支出占总支出的59.8%。据杨荫溥估计,“本期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开支,和它的财政赤字一样,可肯定其经常在岁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5]。
        收入的萎缩,支出的扩大,造成了巨额的赤字,据张公权统计,1945年至1948年7月中央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如下表^[6]: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　份	支出额	增长倍数	收入额	增长倍数	赤字额
1945	2,348,085		1,241,389		1,106,696
1946	7,574,790	3.2倍	2,876,988	2.3倍	4,697,802
1947	43,393,895	5.7倍	14,064,383	4.9倍	29,329,512
1948(1-7月)	655,471,087	——	220,905,475	——	434,565,612

        尽管美国在战后曾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但自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失败后,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援助处于停迟和消极状态,正在重新审查对华政策。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则始终把缓解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以扩大统治基础的姿态,希望获得美国的同情和援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的恶化,这个改组的政府也得不到美国的信任。
        5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把“拟议贷款的正式备忘录送给了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预付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材料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后者在三年之内有效”。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援助国民政府存有顾虑,尤其对陈立夫这样的一批“反动分子”非常不信任。顾维钧回忆马歇尔和他的谈话说:“他们(指原文文意中的‘反动分子’——引者)会向蒋委员长说,用不着向共产党让步或者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美国鉴于中国在对付苏联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管怎样总要帮助中国的。但是国务卿说,那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并不是非帮助中国不可。”美国替代的战略选择,就是扶助日本。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说,“中国与日本打仗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长,战后得不到援助;然而日本在美国援助下,经济上却建设得远远超过了中国。因此,他说,一个敌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反而比一个盟国为多”^[7]。
        进出口银行并没有答应中国大使馆的申请,认为中国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之内,实际上并无希望可以使中国接受或者有效地运用这5亿美元的贷款,以推行建设计划,它反而决定原经指拨的款项于6月30日满期以后即不展期。进出口银行在6月27日的声明中仅表示:“本银行对于中国的特种计划,仍准备考虑给予贷款。”^[8]
        为了考虑对华援助问题,马歇尔派魏德迈再次访华,由马歇尔起草的总统指令说“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9]。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官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回国后仍支持援助国民党政府。
        张群内阁成立之后,美国开始着手对国民政府恢复提供有限的援助。1948年初,美国国会在讨论援华问题时,马歇尔表示:“美国应该给予援助,以延缓目前经济迅速恶化的速率。”^[10]6月间,魏德迈代表政府向国会表示援华意见,据顾维钧报告,大意为:“近月来中共军事得手,势力膨胀,我国大局已难挽回,此时予我经济援助,等于浪费,徒尽人事,不克收实效。若予我军援,在我国现状下不仅耗费巨款,无裨我国军事,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究竟应否援华,任凭议会决定云云。”^[11]如此而已。自1947年4月起,美国无偿转让它在华北所趸储的军火,总计有6500多吨弹药。5月26日又取消了对国民政府禁运武器的命令,以原价十分之一,即65万多美元,让售1.3亿发7.92毫米子弹,10月21日,让售8空军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10月27日,美国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12月间,又额外拨付给国民政府1800万美元的临时援助^[12]。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至6月最后核定为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别赠款1.25亿美元。7月3日,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但是,正如美国参议员康纳利所说:“对整个中国来说,5.75亿美元(最后落实为4亿——引者)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13]
        从国民党政府的预算来看,1948年下半年总支出按金圆券比价计算不过相当于7500万美元,1948年1月-7月的赤字额也不到4000万美元,4亿美元的援助似已十分可观。但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准确,而预算更无法执行。时人评论说:“抗战后的岁出,政府及一般专家,有个一致的说法,都说抗战以来的岁出实值,较战前为减少,这大概都是就岁出所列的法币数字与物价比较所得的结论。抗战以来的征收实物,列于岁出上的法币价值既不可靠,实物以外的国外援助是否计入岁出及以何种价格折价为岁出,尤其是由军事机构直接接收的国外物资援助,是否也折价作为岁出,都是使岁出实值估计不易的原因。所以抗战以来的岁出,是绝不应只凭岁出所列法币数字,即骤为论定其实值较战前为减少的。关于这一点,王云五财长的报告已足以证明,他说战前平均为五亿美元,战后为十亿美元,即连美币贬值的因素加入,也是不较战前为低的。我们每于看到有人说,中国的财政赤字,每月有很少的美元即可弥补时,常觉得好笑。”^[14]美援既无法填补国民党政府的无底洞,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军事、经济的总崩溃就来临了。
        美援姗姗来迟,又属杯水车薪,国民党当局维持财政开支的办法,越来越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1947年,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7,075,033百万元法币,钞票发行增加29,462,400百万元。1948年1月-6月,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高达166,185,674百万元,钞票发行增加163,332,800百万元^[15]。
        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恶化、物资匮乏,使物价如脱缰的野马。1948年6月间,物价上涨的速度突然加快。6月25日上海物价狂跳,商店每隔二三小时更改一次标价,虬江路及金陵路上几家商店贴着红纸布告:“货价飞涨,暂停营业。”^[16]正好上海市议会在此期间开了十天的会,7月1日议长潘公展在休会时说:“开了十天会,上海物价波动极大。十天比过去三个月涨得更令人惊心。如米价,过去三个月涨了四倍,而这十天就涨了三分之一,照这样下去,大家都不能生存了。”^[17]6月28日蒋经国到达上海,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物价。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召集军警宪各单位首长开紧急会议,企图通过武力来抑制物价,把物价上涨的责任归咎于投机商人,警告说:“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18]总动员令、总体战,要把国家经济完全转入暴力控制下的掠夺经济,但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暴力掠夺的举措,也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在讨论征收临时财产税时,有人说得明白:“经济已要崩溃,只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亡图存。大家要看得远一点,美援四亿,只合法币四百万亿,而本年预算是八百万亿,美援并无大用处,必须自助。”^[19]现在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也就要不顾任何经济后果,劫夺社会财富,支持战争,挽救国民党的失败。但所谓自助,豪门资本既不愿出钱,屡受侵凌的民间资本自不愿与国民党同归于尽。怎么办呢?局势逼得国民党当局走上冒险蛮干的道路。
        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形势,参见本章附录一、附录二表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