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改革的酝酿

        法币超高速膨胀,发行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手段,物价飞涨,社会经济混乱。法币濒临崩溃,赤字财政难以支持蒋介石的战争政策。国民政府时期,原就有币制改革的拟议。早在张群内阁成立之初,即1947年6月18日,蒋介石就曾向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征询有关币制改革的意见,但遭到张的反对。据张的日记记载,他向蒋陈述了三要点:“(1)无现金银准备,而以新纸易旧纸,千万不可施行。(2)用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办法,至少须有三亿美元借款作为准备。(3)若改用银本位,至少须有价值五亿美元之生银贷款。因此又提及中央银行政府垫款,必须有限制,与财政部尤须划分界线。若中央银行长此为财政部之附庸,予取予求,无论用金用银,均无办法。不久币制仍将崩溃。”^[1]行宪国大之后,翁文灏内阁成立,就由财政部长王云五筹划币制改革,企图控制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筹措战争经费。
        王云五原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以企业管理有效而著名,1946年间,以非国民党员的社会贤达身份出任经济部长,在张群内阁中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他和财政金融界素无关系,那里原是孔、宋两家控制的部门。不过,他在张群内阁任职时就留意币制改革。王云五回忆说:“原来在张内阁时期,当美援发动之初,我曾极力主张美援应以协助我国改革币制为主,因为国家收支,民间生产,无不因通货膨胀而遭遇重大困难,我国复员之初,外汇充裕,正是可以改革币制之时,既已失了良好的机会,目前为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仍须以获有稳定的币值为枢纽;而欲使币值稳定,莫如使无准备、无限制与不公开的发行,变为有准备、有限制及公开的发行。换言之,即筹措充分之发行基金,在有限制与公开的发行下,改革币制。如此,则币值可望较为稳定;同时辅以平衡国家收支的必要措施,并极力增加生产,节约消耗,则财政经济始有改善之望。……当美援决定,并获得我国赴美代表的报告,知币制贷款无望后,我便转向自力改革币制,俟初步成功,再求外援继续维持的方面。”(原文如此,“方面”似为方案之误——引者)^[2]
        翁文灏受命组阁后,王云五原打算退出官场,但蒋介石授意翁文灏邀请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蒋强调:“此席须由与金融界无关系而能大公无私者来担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当为可以向金融界开刀筹款。当翁邀王去见蒋时,蒋表示:“军事好转与美援发生效力,物价当不致象过去几个月一般的狂涨。”^[3]另据阮毅成记述王云五的谈话称:“金圆券办法,系本人独创,并无人授意。惟事先报告中央时,曾说明此须剿匪军事有把握,方能实施。否则军费无限制开支,而失地日多,匪患日炽,人心动摇,即断不能办币制改革。而军方首长,皆谓军事绝对有把握,并可于几个月内,即可将北方匪患肃清。于是方敢放手做去。”^[4]当时,国民党军统帅部正陷于自欺欺人的豫东大捷的幻觉之中,王云五经不起蒋介石的劝诱,并在企图尝试一下自己主张的欲望支配下,作为一个金融界的门外汉,不知深浅地出任财政部长一职,来主持币制改革。蒋介石对翁文灏说:“军事完全由我自己主持,与行政院无关。财政方面,应以财政部为中心,中央银行帮同处理。同心协力来挽救十分艰难的局面。”所以,有人估计:“也许他早有腹案,密向蒋介石献策,得到蒋的赏识,才当上了财政部长。”^[5]而王云五一上台,张公权就在6月1日的日记里忧虑地记道:“微闻王部长为主张取消法币改发新币之人。深望新内阁对于此举慎重考虑。”^[6]看起来,蒋介石事先应该知道王云五关于币制改革的基本观点,选择他当财政部长并不是盲目的。
        5月31日,王云五正式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即将财政部中关于改革的各种方案都找出来加以研究,亲自考虑并秘密起草改革方案。王云五回忆说:“偶然有出题目征取意见的必要时,我也只将有关征取意见之一点,托辞属人研究,却没有透露全盘的关系。”7月7日,王云五即将秘密起草的改革方案交给了翁文灏。8日,翁文灏偕王云五向蒋介石面报,逐条申述理由^[7]。蒋介石本人对王云五的改革方案原则上表示同意,同时指定徐柏园、严家淦、刘攻芸三人组成专家小组,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一起,协助翁文灏和王云五对这一方案作进一步研究,并草拟各有关方案的详细办法^[8]。翁文灏同时向蒋报告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对经济和币制改革计划不甚赞同,以致处置为难。蒋介石即于9日接见中央银行理事席德懋,询问外汇存数并研究发行新币事宜。蒋介石听了金融界的意见,“以兹事关系国计民生者匪浅,不可轻率更张,故再三考虑,卒以尚非其时而决定暂缓实施也”^[9]。但这时,物价已如脱缰的野马,狂涨不已,迫使蒋介石不能不采取蛮干的经济措施。
        王云五的改革方案以币制改革为中心,以控制金银外汇、整理财政和管制经济相配合,企图从根本上来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财政经济危机。这一方案,采用管理金本位制,发行中华金圆,与美币联系,十足准备,不兑现,黄金外币一律收归国有,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必须登记,转入国家指定的银行,严格控制工资和物价,增收节支,平衡国家预算和国际收支。王云五认为:“我之所以亟谋改革币制,即以自三十七年四五月以后,我国因通货膨胀已达于恶性时期,以致币值之低落,物价之高涨,初则一月数倍,而循着几何级数之进程,预计不久将变为一星期数倍,或一日数倍之状。到了那时,人民根本已不承认旧有的货币,不是把一到手的旧币,急遽兑成其他可供交易媒介,便是立即易取实物。到了那时,政府纵不想改革币制,也不得不改,则不如早为之计,而作自动的与有计划的改革。”^[10]据张公权说:“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期间,金融界领袖已经向政府力争恢复整个经济之稳定,为此必先紧缩政府开支。新任财政部长(指王云五)却认定: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之前,国家财政是无法进行改进的。他相信:改变货币本位是可以恢复经济稳定的,而国家预算亦可因之而自动达到平衡。他遂拟订了一项用新通货取代法币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积极支持。在该方案尚未付诸实施之前,金融界专家就指出过,法币虽然贬值,但至少还为人民所熟悉、接受,而新币则办不到。但他们这些反对意见竟被斥为陈词滥调,不足取也。”^[11]但事实上,紧缩开支既做不到,法币的崩溃就在眼前,这就为冒险者提供了一个尝试的前提。王云五本人或许有种种理论的幻想和合理的图上作业,但从当时实际政治经济形势出发,这只能是一个以暴力为后盾,以政治干预经济的方案,因此是一个野蛮掠夺的方案,是国民党政府濒临崩溃时的垂死挣扎的金融措施,失败也就是可以预期的。
        7月26日,蒋介石偕夫人到莫干山避暑,考虑对时局的决策。29日,蒋介石下了决断,在莫干山召见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部长王云五、次长徐柏园、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严家淦等,商谈币制改革问题,决定实施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的改革方案。蒋介石在紧迫的形势之下,仓促地推出币改方案,连印刷新钞票的准备时间都没有,俞鸿钧就决定动用抗战初期在美国印钞公司订印的20亿元分别印有孙中山像、蒋介石像和林森像的钞票。因为当时这批钞票面额都是1元至100元的小票,跟不上货币贬值的形势,一直没有发行,这时就拿出这一批存货应急,事先用飞机秘密送到各省分支行作为第一批金圆券上市,所以,这批钞票上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印上^[12]。当天,蒋介石自记道:“今日对于剿匪方略之修正,与币制改革、经济管制之措置,皆能作一大体之拟定,此为半年来所未能决定之问题,而山居三日,居然整理就绪,足征静处冥思之效大矣。”^[13]然而,实际上是形势迫使他作出孤注一掷的决断,贯彻的结果,只是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所谓大效无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