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翁文灏等于7月30日先后下山,返回南京。在途经上海时,蒋介石曾召见张公权,张的日记说:“总统告我,目下法币日跌,钞票发行日增,致钞票来不及供应,势非另发行一种新币以代之不可。问我意见。当即答以如发行一种新币,必须有充分现金银和外汇准备,或则每月发行额能有把握,较前减少,方可行之。否则等于发行大钞。如谓大钞面额太大,人民将失去对于钞票之信用,而换发一种新币,而又不能有充分准备金,则至少必能把握物资,有力量控制物价,使新币不再贬值。同时须注意东北流通券能否不因换发新币,而遭人民拒绝使用,及广东省人民因此欢迎港币而不愿收受国币。总统唯唯未置可否。”蒋介石于8月9日又至庐山避暑。张公权应蒋之召于17日到庐山,并于17、18日两次向蒋介石陈述反对意见。据张17日日记:“总统仍以币制不能不改革为言。我告以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总统云:物价必须管制,使其不涨。现决定各大都市派大员督导,彻底实行。我答以:中国地大,交通又不方便,无法处处管制。仅在几个大都市施行管制,无法防止内地各县各镇之物价上涨,从而影响及于都市,或则内地物产不复进入都市市场。故期期以为不可。”18日又记:“物价绝对无法管制,因之二十亿圆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再我所最顾虑者,人民对于法币已经用惯,若对于新金圆券不加信任,势必弃纸币而藏货品。若四亿人民弃纸币而藏货品,则情势实不堪设想。故请总统慎重考虑。”[1]但蒋介石主意已定,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了。
为了避免立法院的反对和泄密,蒋介石专门选择了立法院休会期间来决定和宣布这个改革方案。18日,蒋从庐山回到南京,19日下午3时,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对原方案稍作修正后通过。随后,翁文灏于下午6时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内阁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也通过了这个不能不通过的改革方案。紧接着,蒋介石就动用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不经立法院批准,即发布总统命令: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左:
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基于上开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2]。
此令总统蒋介石签署,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副署。文件所署日期为8月20日,实际于19日夜签署后向全国广播。
根据上述各项办法的规定,以新币金圆为本位币,每圆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金圆券则是代表金圆的不兑换纸币,不打折扣,十足流通行使,发行总额法定以“贰拾亿元为限”,“采十足准备制”,与法币之比为1∶300万圆,与美金之比为4∶1。办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如发现金圆券之准备不足,或金银外汇之准备不及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之百分比时,应即通知中央银行停止发行,收回其超过发行准备之金圆券,并分别报告行政院及财政部”,“中央银行接到前通知后,应即兑回其超额部分之金圆券,或补足其发行准备;非经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认可后,不得继续发行。”这就是说,这次币制改革,按照设计蓝图,自然就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为了全面控制金融市场,防止游资冲击,又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持有者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为了缓和人民的反对,规定人民可以选择购买美金债券或折合成美金存储于中央银行。总之,是要全面地将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和外币控制在政府手中,仅将现有金银首饰允许民间继续保留、转让和以官定价格买卖。否则,一律没收。对于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规定必须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申报登记,除生活等费用可以保留外,均应以原币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存款之使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拒绝申报及转移资产的,将处以徒刑和罚款。
上述办法对社会经济生活强化了国家垄断和统制,按照规定,要增加收入和节省支出,监控对外贸易和外汇收支,由官方严格管制各种物品和劳务价格,不得擅自加价,停止以生活指数发给薪资的办法,禁止囤积居奇,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继续管制金融业务,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等等。
总之,这次币制改革,并不仅仅是一次货币制度的更新,而是以管制经济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强烈变动。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币制改革为出发点,建立起强力的支持内战的社会经济动员模式。这个模式,是以上海为中心,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指挥,予以强行建立的。虽然,币制改革方案是王云五草定的,但整体的构思和指挥,实际上是由蒋家父子来进行的。蒋经国在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动员说:“这次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性的革命运动,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要当做是自己的事,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应替上海五百二十万市民着想,不惜任何牺牲彻底消灭经济的反动力量……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3]
为了保证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行政院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8月21日,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以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运用政治控制力量来保障币制改革。上海则是主要的经济管制区域,蒋介石实际上是派蒋经国负主要责任,以便雷厉风行“打老虎”,以民间实业界为主要对象,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戡乱军事的需要。所以,蒋介石当日自记说:“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明知此于其个人将为怨府与牺牲之事,但除经儿外,无人能任此事,故不能不令其负责耳。”[4]
这次币改,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因为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是比较好地保守了机密的。但仍然发生了币改前夕,上海股市抛售永纱一案,后来就查出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漏币改机密一案。但范围很有限。蒋介石命令发布后,一般经济学界并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一个方案出笼。“因为在半年以来各报纸杂志上所载各经济学者的论文,讨论币制改革问题者,真如汗牛充栋,然而大多数总觉得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美国对我改币的借款,亦始终未有具体的表示,所以即是具有眼光的人,也不能断定当时盛传的新经济改革方案,即是现在实行的币制改革方案”[5]。
蒋介石命令发布后,王云五于19日晚即发表谈话,解释币制改革方案。他指出:“本紧急处分令包括四种办法,以改革币制为出发点,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而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家岁出入预算及平衡国际收支为主要措施。”他申述币制改革的理由说:“政府就当前局势深思熟虑,认为法币之发行,最近虽急遽增加,然以美金比值,只需要五六千万美元已足收回其全部。我国国库目前所有黄金、白银与外汇,虽未必甚丰,然以之应付此举,实绰有余裕。况且国家其他资产可供发行准备者尤多,在理法币不应如是贬值,惟是由于平时发行之未采公开制度,发行准备亦未确定,人民之信心既失,与其强就原有法币恢复其信用,事倍而功半,何如根本改革,自始即确定充分准备,建立公开发行之基础,并严格限制发行数额,以昭信于国人。”他承认:“关于平衡岁出入总预算者,改革币制而不能平衡预算,纵可收效一时,断难维持永久。此固不易之论,亦即对改革币制怀疑者之有力主张。”但他认为,币值稳定后,税收增加,可以接近平衡,再以美援和金圆公债来抵补赤字,可以达到平衡预算的目的[6]。
方案出台后,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无疑的是当前政府对财政经济措施的最后一张王牌”[7]。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整个计划一直是保密的,对中国来说,一件事能做到保密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在采取这项措施的前几天,行政院长向我透露了这一秘密,我感到非常满意。正如我向他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只有严格实行有关措施,赢得人们的普遍支持,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该项计划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他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计划落空,那他们就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8]然而,币制改革的前提条件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币改方案遭到国民党内外的普遍怀疑和批评。
蒋介石于命令公布后,曾召见卢郁文等七位立法委员,征求意见。立委黄元彬曾提出过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在当时形势下,他的方案当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这个金圆券的方案,他向蒋介石严重指出:“我敢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他解释说:“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没有丝毫疑问的。”[9]留沪立委于20日正好有个座谈会,沪上行政首脑也参加了。市长吴国桢首先不客气地说:“要抑平物价,先决条件要政府能够把握物资。”而事实上,当时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屡遭失败,社会生产萎缩,物资紧张,这一条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也说:“就我个人做过财政部长经验,不设法紧缩开支,实在难以维持。”事实上,军费开支不是财政部长管得了的。后来王云五也说:“我最感苦闷者,即在我国现行制度之下,财政部长只能主管岁入,而不能主管岁出。”[10]显然,在国民党当局不能停止内战的形势下,军费是无法控制的。立法委员黄绍竑则指出:“问题在许多人民把黄金美钞掉换金圆券后,是不是和信任黄金一样,把它放在保险箱里?他们可能把所有掉换的金圆券,拿到市场上去抢购物资。万一造成这种现象,物价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种人干脆不去掉换金圆券,难道要经济警把豪门之流的房子都拆掉去检查?刚才俞总裁说,政府发行金圆券已经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既然准备得这样充分,何以要收兑人民的黄金美钞呢?所以我觉得执行得不好,一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11]这一切怀疑都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社会上的各种评论就更尖锐了,有评论指出:“在军事与政治危机的压迫下,政府自不能不于财政上寻求一自救之道。本来,停止内战是挽救危机的‘釜底抽薪’之计,但政府既已决心戡乱到底,这当然是一件绝对办不到的事。因之,政府只有设法进一步收集人民的财富供继续戡乱之用,八月十九日公布的币制改革方案,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逼出来的。这一点早经财政部长王云五氏道破:‘法币经八年抗战,与战后数年动荡不安之情况,逐年递增其发行,致人民对法币之信心远逊于实际发行膨胀之程度。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形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而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倘坐待收支完全平衡,然后改革币制,则币值愈落,物价愈高,收入愈减,支出愈增,将来纵拟改革而不可得。’从王部长的谈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下面这一事实,就是:政府此次改革币制的主要目的,不在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而在满足戡乱财政的需要。”[12]
国际上的舆论也认为,“经济改革,似应与政治改革并行,始可收效”,“我们觉得良好的新币制或新的经济命令,若不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军事改革方案的支持,将不能成功”[13]。他们对金圆券的保值措施表示怀疑,指出:“虽说新币有百分之百的准备,但中国当局是绝不会把这些财源真正用来保卫通货的。准备额的数值,只可当成心理的作用。”“如果没有办法能使金圆券在国内自由兑现,中国人民对于新币不久就将失去信心。这样,过去的物价飞涨,又将重现。”对于法定的20亿元的最高限额,也表示怀疑说:“在这样艰苦的局面下,中国政府是否真有决心与能力来实行它,实为疑问。”[14]
实际上,王云五原方案以为可以有折合成3亿美元的现货准备,以与美元3∶1的比例,发行9亿金圆券,也就是全部现货准备。而当他实际查询的结果,中央银行未通知财政部,已将1亿美元拨作他用,消耗殆尽。结果,改为发行20亿金圆券,与美元为4∶1。2亿美元的发行准备,只是四成现货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愿意拿出硬通货来保卫币值,而且也没有力量来保卫币值。
按照规定的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当时发行的600万亿法币,只须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完毕,而法定金圆券限额一下子定为20亿元,超过了十倍。一方面政府发行,一方面收兑金银外币发行,形成双重发行,预定了金圆券的膨胀是必然的。金银外币人民可以作为储藏手段,并不一定是一只出笼的老虎,而金圆券则不同,人民一旦对它失去信任,就会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垮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秩序。关键当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从根本上无法平衡预算,只能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样,金圆券就必然步法币的后尘,走上通货膨胀的老路。
为了避免立法院的反对和泄密,蒋介石专门选择了立法院休会期间来决定和宣布这个改革方案。18日,蒋从庐山回到南京,19日下午3时,亲自主持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对原方案稍作修正后通过。随后,翁文灏于下午6时召开行政院会议,讨论改革方案,内阁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论也通过了这个不能不通过的改革方案。紧接着,蒋介石就动用行宪国大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所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不经立法院批准,即发布总统命令:
兹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如左:
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
基于上开要旨,特制定(一)金圆券发行办法,(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与本令同时公布。各该办法视同本令之一部分,并授权行政院对于各该办法颁布必要之规程或补充办法,以利本令之实施。此令[2]。
此令总统蒋介石签署,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副署。文件所署日期为8月20日,实际于19日夜签署后向全国广播。
根据上述各项办法的规定,以新币金圆为本位币,每圆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金圆券则是代表金圆的不兑换纸币,不打折扣,十足流通行使,发行总额法定以“贰拾亿元为限”,“采十足准备制”,与法币之比为1∶300万圆,与美金之比为4∶1。办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如发现金圆券之准备不足,或金银外汇之准备不及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之百分比时,应即通知中央银行停止发行,收回其超过发行准备之金圆券,并分别报告行政院及财政部”,“中央银行接到前通知后,应即兑回其超额部分之金圆券,或补足其发行准备;非经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检查认可后,不得继续发行。”这就是说,这次币制改革,按照设计蓝图,自然就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为了全面控制金融市场,防止游资冲击,又规定“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在中华民国境内禁止流通、买卖或持有”,持有者必须于1948年9月30日以前兑换成金圆券。为了缓和人民的反对,规定人民可以选择购买美金债券或折合成美金存储于中央银行。总之,是要全面地将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和外币控制在政府手中,仅将现有金银首饰允许民间继续保留、转让和以官定价格买卖。否则,一律没收。对于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规定必须向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申报登记,除生活等费用可以保留外,均应以原币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之银行。存款之使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拒绝申报及转移资产的,将处以徒刑和罚款。
上述办法对社会经济生活强化了国家垄断和统制,按照规定,要增加收入和节省支出,监控对外贸易和外汇收支,由官方严格管制各种物品和劳务价格,不得擅自加价,停止以生活指数发给薪资的办法,禁止囤积居奇,禁止封锁工厂、罢工、怠工,继续管制金融业务,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等等。
总之,这次币制改革,并不仅仅是一次货币制度的更新,而是以管制经济为中心的一系列社会体制的强烈变动。国民党政权企图以币制改革为出发点,建立起强力的支持内战的社会经济动员模式。这个模式,是以上海为中心,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指挥,予以强行建立的。虽然,币制改革方案是王云五草定的,但整体的构思和指挥,实际上是由蒋家父子来进行的。蒋经国在青年军联谊大会上动员说:“这次的新经济政策是社会性的革命运动,是民生主义的经济制度。我们要当做是自己的事,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应替上海五百二十万市民着想,不惜任何牺牲彻底消灭经济的反动力量……凡为资本家辩护的,就是资本家的走狗。我们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上海人民的上海。”[3]
为了保证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行政院成立了经济管制委员会,8月21日,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以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运用政治控制力量来保障币制改革。上海则是主要的经济管制区域,蒋介石实际上是派蒋经国负主要责任,以便雷厉风行“打老虎”,以民间实业界为主要对象,掠夺社会财富,以供戡乱军事的需要。所以,蒋介石当日自记说:“此举实为国家存亡成败所关,明知此于其个人将为怨府与牺牲之事,但除经儿外,无人能任此事,故不能不令其负责耳。”[4]
这次币改,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因为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是比较好地保守了机密的。但仍然发生了币改前夕,上海股市抛售永纱一案,后来就查出了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漏币改机密一案。但范围很有限。蒋介石命令发布后,一般经济学界并没有估计到会有这样一个方案出笼。“因为在半年以来各报纸杂志上所载各经济学者的论文,讨论币制改革问题者,真如汗牛充栋,然而大多数总觉得改革的条件,尚未具备,美国对我改币的借款,亦始终未有具体的表示,所以即是具有眼光的人,也不能断定当时盛传的新经济改革方案,即是现在实行的币制改革方案”[5]。
蒋介石命令发布后,王云五于19日晚即发表谈话,解释币制改革方案。他指出:“本紧急处分令包括四种办法,以改革币制为出发点,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而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家岁出入预算及平衡国际收支为主要措施。”他申述币制改革的理由说:“政府就当前局势深思熟虑,认为法币之发行,最近虽急遽增加,然以美金比值,只需要五六千万美元已足收回其全部。我国国库目前所有黄金、白银与外汇,虽未必甚丰,然以之应付此举,实绰有余裕。况且国家其他资产可供发行准备者尤多,在理法币不应如是贬值,惟是由于平时发行之未采公开制度,发行准备亦未确定,人民之信心既失,与其强就原有法币恢复其信用,事倍而功半,何如根本改革,自始即确定充分准备,建立公开发行之基础,并严格限制发行数额,以昭信于国人。”他承认:“关于平衡岁出入总预算者,改革币制而不能平衡预算,纵可收效一时,断难维持永久。此固不易之论,亦即对改革币制怀疑者之有力主张。”但他认为,币值稳定后,税收增加,可以接近平衡,再以美援和金圆公债来抵补赤字,可以达到平衡预算的目的[6]。
方案出台后,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无疑的是当前政府对财政经济措施的最后一张王牌”[7]。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整个计划一直是保密的,对中国来说,一件事能做到保密就是一项不小的成就。在采取这项措施的前几天,行政院长向我透露了这一秘密,我感到非常满意。正如我向他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只有严格实行有关措施,赢得人们的普遍支持,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该项计划才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他承认,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计划落空,那他们就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8]然而,币制改革的前提条件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币改方案遭到国民党内外的普遍怀疑和批评。
蒋介石于命令公布后,曾召见卢郁文等七位立法委员,征求意见。立委黄元彬曾提出过无限制兑现的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在当时形势下,他的方案当然已经根本不可能实行,对于这个金圆券的方案,他向蒋介石严重指出:“我敢向总统保证,金圆券不过几个月一定崩溃。”他解释说:“如果照金圆券方案全凭政治压力,只有加重人民不信任政府新货币的心理,发行数量即使在市面流通必需量以内,人民也以去币存物为利,各地物价一定冲破政治力量的控制。这是没有丝毫疑问的。”[9]留沪立委于20日正好有个座谈会,沪上行政首脑也参加了。市长吴国桢首先不客气地说:“要抑平物价,先决条件要政府能够把握物资。”而事实上,当时因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屡遭失败,社会生产萎缩,物资紧张,这一条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也说:“就我个人做过财政部长经验,不设法紧缩开支,实在难以维持。”事实上,军费开支不是财政部长管得了的。后来王云五也说:“我最感苦闷者,即在我国现行制度之下,财政部长只能主管岁入,而不能主管岁出。”[10]显然,在国民党当局不能停止内战的形势下,军费是无法控制的。立法委员黄绍竑则指出:“问题在许多人民把黄金美钞掉换金圆券后,是不是和信任黄金一样,把它放在保险箱里?他们可能把所有掉换的金圆券,拿到市场上去抢购物资。万一造成这种现象,物价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种人干脆不去掉换金圆券,难道要经济警把豪门之流的房子都拆掉去检查?刚才俞总裁说,政府发行金圆券已经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既然准备得这样充分,何以要收兑人民的黄金美钞呢?所以我觉得执行得不好,一定会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11]这一切怀疑都为后来的事实所验证。
社会上的各种评论就更尖锐了,有评论指出:“在军事与政治危机的压迫下,政府自不能不于财政上寻求一自救之道。本来,停止内战是挽救危机的‘釜底抽薪’之计,但政府既已决心戡乱到底,这当然是一件绝对办不到的事。因之,政府只有设法进一步收集人民的财富供继续戡乱之用,八月十九日公布的币制改革方案,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逼出来的。这一点早经财政部长王云五氏道破:‘法币经八年抗战,与战后数年动荡不安之情况,逐年递增其发行,致人民对法币之信心远逊于实际发行膨胀之程度。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形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而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倘坐待收支完全平衡,然后改革币制,则币值愈落,物价愈高,收入愈减,支出愈增,将来纵拟改革而不可得。’从王部长的谈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下面这一事实,就是:政府此次改革币制的主要目的,不在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而在满足戡乱财政的需要。”[12]
国际上的舆论也认为,“经济改革,似应与政治改革并行,始可收效”,“我们觉得良好的新币制或新的经济命令,若不能立即得到充分的军事改革方案的支持,将不能成功”[13]。他们对金圆券的保值措施表示怀疑,指出:“虽说新币有百分之百的准备,但中国当局是绝不会把这些财源真正用来保卫通货的。准备额的数值,只可当成心理的作用。”“如果没有办法能使金圆券在国内自由兑现,中国人民对于新币不久就将失去信心。这样,过去的物价飞涨,又将重现。”对于法定的20亿元的最高限额,也表示怀疑说:“在这样艰苦的局面下,中国政府是否真有决心与能力来实行它,实为疑问。”[14]
实际上,王云五原方案以为可以有折合成3亿美元的现货准备,以与美元3∶1的比例,发行9亿金圆券,也就是全部现货准备。而当他实际查询的结果,中央银行未通知财政部,已将1亿美元拨作他用,消耗殆尽。结果,改为发行20亿金圆券,与美元为4∶1。2亿美元的发行准备,只是四成现货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当局根本不愿意拿出硬通货来保卫币值,而且也没有力量来保卫币值。
按照规定的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当时发行的600万亿法币,只须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完毕,而法定金圆券限额一下子定为20亿元,超过了十倍。一方面政府发行,一方面收兑金银外币发行,形成双重发行,预定了金圆券的膨胀是必然的。金银外币人民可以作为储藏手段,并不一定是一只出笼的老虎,而金圆券则不同,人民一旦对它失去信任,就会像猛虎下山一样,冲垮国民党统治区的金融经济秩序。关键当然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从根本上无法平衡预算,只能用滥发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亏空,这样,金圆券就必然步法币的后尘,走上通货膨胀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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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5-22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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