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制改革的失败

        王云五虽然是以发行金圆券为中心的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者,但他作为一个并无政治实力的财政部长,并不能控制币制改革的进程。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蒋经国在上海的管制经济能否成功。当时,正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监事会第三届联合年会即将举行,中国财长轮值担任大会主席。王云五在一片成功的祝贺声中,对于适当调整物价的政策作了布置后,即于9月18日离开南京到上海,并于21日自上海出发,赴华盛顿与会。但当他于10月10日回到上海后即发现,他的币制改革已经濒临失败。
        本来,王云五草定币制改革方案时有个基本前提,即“国家局势不致恶化”,但改革才实施一个月,军事形势即严重恶化。9月24日,济南失守。首都南京的门户徐州就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济南有重兵镇守,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守将王耀武在国民党将领中以能战著称。但解放军攻击济南,仅用了八天时间即全歼守敌。济南失守,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马上动摇。
        同时,由于财政收入未能如预期增加,而支出则根本无法收缩,公营交通公用事业补贴和军费增加,造成发行加大,已达12亿元,即达法币实值的六倍,影响到人心和物价。
        金钞的收兑期,原定到9月30日截止,9月30日这一天,人民害怕非法持有金钞,仍到中央银行蜂拥兑换金圆券。但过了期限,中央银行却于10月1日发布公告:“查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前经规定至九月三十日为止。兹奉行政院核定,收兑黄金、外币展期至十月三十一日;收兑白银、银元、银角,展期至十一月三十一日为止。特此公告。”^[1]据王云五说:“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谓上海工商界要求收兑金钞延期一个月截止,予以同意。”^[2]本来,民众对于改革方案不能打击豪门资本,已经深表不满,而延期措施等于承认豪门资本存储黄金、白银、外币的合法地位,法令马上失去了信用。10月1日起,中央银行门前,求兑者寥寥无几。
        本来,一刀切的“八一九”限价,并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它也影响到政府当局的财政收入和政府系统经营的企事业的利益。限价政策刚刚实行,国民党系统的报业主管们就纷纷来要求加价^[3]。经营不善的公营事业,更使财政补贴成为当局的沉重负担,不能不考虑加价,转移负担。王云五临出国前制定了一个适当调整物价的方案,但蒋经国坚决反对。9月27日,他写信给南京当局说:“就政策言,改制后金圆券信用之树立,并非因发行数量较昔为少(法币仍在流通),而实有赖于限价政策之坚决执行。今限价甫及一月,忽由政府率先变更,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率先涨价,民信能无动摇……闻政府尚有定于十月一日通令准许涨价之说,如非传闻失实,亦请惠予考虑。”^[4]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陷入了两难的处境。由于济南失守,人心动摇,南京当局一时不敢执行一个全面调价的政策。
        但是,上海当局仍然出台了一项增税方案。10月2日,上海对卷烟、薰烟叶、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烟丝等七种商品,改征税额,增幅达7-10倍。2日、3日,商人因增税不增价而停止营业。3日,上海社会局不得不核定允许香烟价格上涨一倍多,4日起照新价营业。这一消息传出,限价政策的信用立即崩溃。饱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上海人民,自3日上午起,即上街抢购物资,自静安寺到南京东路,一路上,商店货架被抢购一空,到下午3点左右,商店不得不拉起了铁门。这股风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抢购日用的比较值钱而又容易保存的纱布呢绒一类物品,随后又抢购米煤日用百货。尽管当年粮食收成尚好,米的来源却日益减少,城市很快出现粮荒现象。煤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人民无法按限价购到日用必需品,管制经济形成了货品严重短缺的经济局面,社会秩序更加动荡起来。
        蒋经国面临这种经济现象,内心十分恐慌,日夜不得安心。10月6日晚,他向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企图遏制抢购风潮,力挽狂澜。他向上海市民说:“今后上海的市民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就是保持表面的繁华,有钱的人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再让投机的市场发达起来,逃避到香港、杭州、苏州和莫干山的投机家重回上海,再来兴风作浪,捣乱市场,使得物价高涨,民不聊生,这是第一条道路;第二条路就是能够忍耐一时的痛苦,经过一个困难时期,甚至经过一时不景气现象,而使得经济走入正轨,使得人民能过安定的生活。”^[5]但无济于事。24日,他又发表了《向上海市民进一言》,漫言道:“我们可以确实相信,上海并非无货应市,而是商人看涨,不愿将存货拿出来,以致造成今天的所谓缺货现象。今后我们必须要他们将货物拿出来,照限价供应市场。”他承诺政府将实行限购、配购、统购政策,来保证供应,他不无恐惧地说:“现在有许多人,看见了困难,好像已在那里开始恐惧了,甚至于开始摇动了自己的信心和决心。这是目前最大的敌人。”^[6]然而,真正摇动自己的还是他自己。10月初的扬子公司一案,使得“蒋青天”的神话,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
         扬子公司一案,具体经过,人言纷纷,全部真相已不易查明。据现存的事后报告,查处扬子公司一案,起于9月14日上海警察局经济警察队队员赵洪宽口头报告,扬子公司囤积大量物资,队长程义宽即命其秘密侦查。但直到9月29日,才由秘密侦查转为公开彻查。据报告:“该公司始行发觉,曾有一大卡车货物于是日下午五时外运,当即拦阻追回。”而事后查点,这一卡车货物“除有:(一)小型机器脚踏车二十四辆;(二)西装乙木箱(计四十四套);(三)玻璃木梳乙木箱(计五九四打);(四)玻璃板六大箱等四项货物,未曾登记外,与该公司呈报经管督导办公处之物资清册核对,俱属相符,并无缺少。”至10月27日调查,扬子公司存货超过规定的三个月以上货物有:一、天津烧碱及美国烧碱五十六桶;二、糖九十五吨;三、火油二七四箱(自用原料)。上海市政府辩称:“查督导会议(由俞、蒋两督导员主持,参加者有吴市长、潘议长、
        徐副议长、方主委、刘副总裁攻芸、林局长崇墉、李处长立侠等)曾决定物资按照规定限令登记,但不咎既往,因此物资登记者之来源如何、时间久暂,均不在追究之列。”^[7]蒋经国自己就在日记中(10月8日后的上星期反省录)为扬子一案辩称:“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8]
        上述种种均有事后粉饰的可能,法律的辩护,本不是问题的根本,杜维屏、荣鸿元也并未服罪。豪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一上任,就要严惩大资本家和大商人,“从‘坏头’开始”。但为什么不从人人侧目的豪门开始?1947年六七月间,李宗仁草拟的上蒋介石书中也曾提出:“我政府亟宜以革命之精神与决心,厉行民生主义:一、节制资本,取豪门之财富,充实国库,课资产以重税,平衡收支,又何止五亿美元?更何须仰美人鼻息?二、平均地权,分地主过量之土地,归诸佃户,纳于公仓,则粮产增而无囤积,出粮出兵,自易举办。政府掌握全部物资之后,物价必然下跌。再取缔私营行号,严禁操纵居奇,发行新的货币,规定利率标准,则币值亦随之而稳定矣。”^[9]豪门问题,社会上从抗战期间开始,年年议论纷纷,蒋经国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如真要想有所改革,就必须从打击豪门着手。而他到上海后却从杜维屏(以杜月笙为目标)和荣鸿元身上开刀。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违法经营,企业就不能生存,目标是可以任意选择的,罪证是一定可以抓到的。抓什么人,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如果一开始就想抓豪门的问题,恐怕是不必等到9月29日的。从前述《大公报》舆论显然可见,蒋经国之所以不能不抓扬子公司,是出于舆论的压力,包括上海工商界的反抗,甚至包括自己的部下在他的激进言论影响下对豪门横行霸道的痛恨。然而,统治基础已经十分脆弱的国民党政权是不能承认豪门问题的,这已经不仅仅是家族的私人感情问题,封住豪门问题的突破口,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蒋介石本人就曾亲自为宋子文辩护。抓不抓豪门问题,对于蒋介石父子来说,成了一个两难问题。
         蒋经国于9月29日公开查处扬子公司,相传蒋经国要严办公司经理孔令侃,孔向在南京的宋美龄求救。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М.Рапikаr)记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席^[10]。查《大公报》,宋美龄乘专机由南京到达上海是10月1日晨。但宋美龄未能说通蒋经国,只好直接向蒋介石求援。8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从北平乘专机飞往上海,亲自处理亲属之间的纷争。这时正值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翌日即9日,解放军就发起了攻击锦州的战斗。据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说他八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11]不久,孔令侃于10月28日飞往美国。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另有两名监察委员到达上海调查扬子一案,此事轰动全国,蒋介石再次亲自干预此事。10月18日,他急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12]尽管后来监察委员们仍不依不饶,但此案终于不了了之。
        宋美龄、蒋介石干预扬子一案的消息传出,蒋经国立即名声扫地。他在10月8日后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13]其实不仅社会上对蒋介石的统治感到绝望,就是国民党系统内的重要人物也由此而离心离德。如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就怨愤地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不久就和中共接洽和平。蒋介石的亲随幕僚陈布雷,因向蒋进言要孔、宋两家出钱助饷,遭到蒋的严词斥责,而于11月13日绝望自杀。蒋经国的部将贾亦斌,为扬子案与蒋经国当面拍桌子翻了脸,自此走上了起义的道路^[14]。
        当时,北平地区粮食依赖解放区,限价后粮食短缺,黑市价格暴涨,人民生活尤其困难。10月24日,北大教授沈从文等八十三人为生活所迫,发出停教宣言,定25日起停教三天,进行借贷。宣言指出:“我们绝不能照限价购得我们的食用所需。”^[15]各地罢教、罢工、怠工风潮迭起,人心解体。
        王云五归国后还想采取挽救措施,提出了“调整物价、工资及公务员待遇办法”和“预结外汇维持币信办法”。经过中下旬的多次讨论,王云五的主张得不到支持。10月27日-29日,行政院召开了经济管理问题会议,据王云五回忆:“粮食部长则强调目前毫无粮食可以控制,不仅民食堪虞,尤以军粮无法供应为重大威胁,认为无论如何合理调整粮价,粮食仍不能恢复供应,只有听其自由定价,始可望恢复粮源。”^[16]蒋经国也到南京向翁文灏一再有所陈说,10月21日,前前后后谈了六个小时,但毫无结果。经管会议蒋经国也参加了,虽然尽力有所陈说,但已无力挽回,物价管制政策不能不宣告失败。王云五因为币制改革失败,也不能不于10月29日提出辞职。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六大都市配售粮食,仍由政府继续办理”,其他重要物品价格继续管制,调整公用交通事业价格,调整公教待遇及工资,调整税收^[17]。11月2日,翁文灏在立法院承认“币制改革完全失败”,他指出:“关于收支平衡这一点,可说是完全失败了,其原因是国库开支太大,许多重大开支无法减少。”^[18]同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向总裁报告:“(金圆券)现在实际发行,截至本日止已达十七亿余元,照趋势,旬日之间恐即到限……万一到限不能发行,对于业务军政用款延迟支付,影响至巨。”^[19]要求会同财政部商定合法手续。也就在这一天,蒋经国发表书面谈话《敬致上海市民》,黯然宣布失败下台。此后,被捕的商人也陆续交保释放。
        限价政策取消后,物价暴涨,上海粮食价格,由原来的白粳每石20元左右涨到11月6日的每石250元,还难以买到。而公教人员待遇只涨一倍半,一时还领不到工资。到处出现抢米风潮。上海同济师生一度断炊。人民平时的积蓄,因为强兑金银外币而被掠夺一空,生活无以为继。在限价政策下,工商业损失惨重,流动资本濒临枯竭。社会经济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为此,上海《大公报》于11月1日发表社评《政府放弃了限价政策》,指出:“币制改革才两个多月,便招致了经济上这样大的变故,完全是以非经济的办法处理经济问题所闯出来的乱子。在战乱盛行经济紊乱的时候,本来还未具备改革币制的充足条件,但若遵循经济学理以行,可能有较好的收获,至少不致弄成这样人仰马翻,焦头烂额,苦了人民,也害了国家的景况。第一,以金圆券换法币,迫兑金钞,而不于此时机冻结游资,以致突然放出五六倍于旧法币的通货,有如洪水泛滥。这是最大的错误。第二,万万不该强力限价‘八一九’。在重庆时代也曾限过价,就未办通。明明办不通的事,而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去干,一面商民畏死赔售,一面金圆纷飞,于是便演成这全国城市抢购一空的惨象。”
        经此一劫,国民党彻底丧失了人心。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于11月4日发表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指出:“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党匪徒最大的帮手和功臣,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11月11日,蒋介石批准了王云五的辞职。同日,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改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并实际铸造金圆,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除银币外,禁止买卖流通,但规定了存兑金银的办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则可以由命令规定。自8月23日至10月31日,中央银行共收兑金银外币折合美元达1.68296390亿元^[20]。遵纪守法的人民手中的通货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分之四。但实际铸造金圆,只是一句空话,兑现金银存款的问题,只是一时的缓冲政策。很快,由于人民的挤兑,而不能不严加限制,最终又停止兑换。此后,金圆券迅速膨胀,其速度之猛远远超过了法币。由金银外币换来的金圆券,变得一文不值,人民手中的积蓄,由此而被掠夺一空。蒋介石用来装饰门面的翁文灏内阁也已无法维持,不得不于11月26日辞职,由孙科继任行政院长。